四、中国内地流行音乐文化

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再次复兴。其中有两股力量共同促成了内地流行乐的发展：第一，是抒情歌曲的兴盛；第二，是港台流行乐的启蒙。

抒情歌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心态处于一种十分复杂的状态。在文学上，“伤痕文学”和“朦胧诗派”，纷纷表达了一种“文革”残留的灰色气息，人们感到一种压抑后的心理失重；而在音乐界却表现得并不一样，一种轻松的抒情歌曲迅速在人民群众中间传唱开来，它完全表现了人内心得到解放后的兴奋和喜悦。当时具有开创意义的歌曲是由施光南作曲的《祝酒歌》。

受这种风格音乐的影响，1980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编辑部共同举办全国范围的“听众最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当时有25多万人参与了歌曲的评选，并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这些歌曲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抒情群众歌曲，特别是50～60年代的抒情民歌的传统，用真挚的旋律表达了大众的心情。

在这次活动之后，很多作曲家投身创作通俗的歌曲。其中王立平创作的《在太阳岛上》已经带有流行音乐的节奏特点；张丕基写作的《乡恋》不仅吸收了探戈舞曲的节奏，而且还让人们听到了一种特有的“气声”演唱方法，它是由李谷一最先演绎的。

港台流行乐的冲击　随着中国逐渐对外开放，海外家电产品也大量涌入中国内地，盒式录音机与磁带很快在内地传播开来，其来势颇为迅猛。在港台音乐中，尤其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传播最广。她的演唱风格在内地流行乐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很多歌星和词曲作者都是从邓丽君的盒带开始学习流行歌曲的演唱和编配技巧的。

除了邓丽君的“情歌”，当时受到青年人喜欢的还有台湾的校园民谣。刘文正的演唱同样影响到内地第一代男歌星。之后，台湾校园歌曲带动了内地校园歌曲在80年代大量涌现。比较早期的有成方圆翻唱的英语歌曲、苏小明的台湾校园歌曲、程琳的台湾电影《搭错车》系列插曲和王洁实、谢莉斯的台湾校园歌曲等。除了翻唱歌曲，内地也出现了大量同样类型的原创歌曲，其中著名的歌曲如《清晨我们踏上小道》（韩先杰词，谷建芬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

台湾校园歌曲在内地流行了好几年，吉他成为当时时髦青年和文艺积极分子的标志。吉他热潮是在卡拉OK出现之前唯一一次将音乐推向民众的自娱自乐的风潮，而它的作用除了丰富青年朋友的业余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对流行音乐进行了知识普及，是全日制学校里不多的音乐教育的必要补充。当时社会上开办的无数吉他学校均门庭若市，吉他比赛举办了一次又一次，从中脱颖而出的张行、庄鲁迅等人是个中的翘楚，1984年张行的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推出后销量竟高达300万盒。

在内外两股势力的合力作用下，1980～1984年，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初步形成。内地创作的通俗歌曲有《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邹大为、魏宝贵词，铁源曲）、《鼓浪屿之波》（张黎、红曙词，钟立民曲）、《牧羊曲》（王立平词曲）、《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词，马殿银、周右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长江之歌》等作品广为流传。蒋大为、殷秀梅等人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抒情歌手。

另一方面，港台歌曲仍然不断输入。首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其次是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孩子，这是你的家》等，还有就是台湾流行乐作家侯德健带来的由苏芮演唱的《搭错车》插曲，尤以《酒干倘卖无》流传甚广。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为港台音乐在内地的传播树立了典范。

流行音乐深入百姓生活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在1986年正式为广大老百姓所接受。这一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和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开设“通俗唱法”这一奖项。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之前，美国的约翰·里奇和迈克·杰克逊等世界大牌歌手为非洲灾民举行募捐义演而演唱了歌曲《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在台湾，张艾嘉、罗大佑等人举办了大型演唱会“明天会更好”，这些歌曲都深深打动了内地歌迷的心，他们企盼中国也能拥有这样的歌曲。

此时，内地创作群体已经非常庞大：广州方面聚集着李海鹰、毕晓世等一批音乐人才；北京方面也拥有李黎夫、徐沛东、郭峰等人。他们已经有了一些作品，但是还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急需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于是，在中国录音录像总社的编辑张丹丽提议下，歌手郭峰等人促成了“百名歌星演唱会”。

上万名观众现场观看了这场演出，在演唱会上由郭峰作曲，陈哲、小林、王健、孙铭、郭峰作词的《让世界充满爱》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人都在哼唱这首歌。《让世界充满爱》的盒式音带共发行了180万，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纷纷洽购了此歌的音乐版权，联合国在随后的特别节目中向50亿世界人民播出了这首代表了10亿中国人民心声的杰作。

当时参加演唱的歌手有112人，很多人现在已不再为人们所熟知：王迪、丁武、王洁实……

这场演唱会不仅汇聚了各路英杰，还使流行音乐进入百姓生活当中，流行音乐也慢慢受到官方的认可。在这场演唱会之后，流行歌手大都寻求各自的发展，很难再有机会形成这么庞大的聚集现象；但也有一部分创作人和歌手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热心公益事业，在之后的亚运会和各种官方正规仪式场合下创作并演唱类似的主流流行歌曲。

“西北风”　1986年的辉煌引发了随后几年的流行歌坛原创歌曲创作高峰，最为著名的是在1987～1988年间，全国刮起的一阵“西北风”。

“西北风”是具有西北地方色彩的流行歌曲，在风格上与民歌、地方戏曲一脉相承，在音乐内容和编配手法上却运用了不折不扣的现代流行音乐元素。它的出现和走红，因摆脱了“软绵绵”的港台歌曲的影响而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骄傲，令这一代音乐人和歌手扬眉吐气。它那粗犷的唱腔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流行歌曲的主流演唱方法。

“西北风”背后的策划者是中国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的编辑朱一工。他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听到歌手王斯演唱了一首名为《信天游》的歌曲，立即被这一风格吸引住了，出于职业的敏感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使朱一工所在的国际声像艺术公司成为“西北风”时期最出色的经营者。

王斯首唱的《信天游》是一首粤语歌曲，并没有受到太多人的注意，后来歌手程琳用国语再唱“信天游”，立刻红遍大江南北。此时陈哲、苏越的《黄土高坡》，徐沛东的《我热恋的故乡》也相继问世。1988年初，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和《雪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刘欢一鸣惊人，由他演唱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使他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不久，电影《红高粱》中姜文吼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也风靡一时，“西北风”此时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强劲的“西北风”刮了两年，终因其单一的风格而退出流行市场。其实“西北风”也只是一个混杂的概念，“西北风”的晚期已经出现各种风格分化的现象，它不再是一个准确的称谓。1988年下半年以后，“西北风”渐渐淡去。

签约时代　从1992年开始，中国实行正规的歌手签约制度，在《著作权法》的保护下，各大音像公司纷纷开始包装自己的偶像歌星。而这一造星运动的发起者，就在中国唱片业的基地——广东。

广东拥有南方众多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在这场“造星运动”中发挥了最强有力的创作和制作才能；广州发达的歌舞厅和娱乐场所为“造星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歌手基础；而运作和效益一向不错的广州唱片业则为“造星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此时，广东“新时代”、“白天鹅”、“太平洋”和“广州中唱”成为广东唱片业的四大领头企业。

1992年，第一个市场化运作的歌手杨钰莹在广州面世，新时代影音公司以“甜妹子”形象包装杨钰莹，为她推出一系列充满民族风情和韵味的恋歌、甜歌，如《轻轻地告诉你》等迅即在中国内地走红。同年，外形俊朗的毛宁携带一首《涛声依旧》横扫歌坛。之后，“新时代”公司包装出这一对“金童玉女”，使他们很快成为中国内地的偶像明星。

北京方面也不甘示弱，苏越、王晓京、三宝、黄小茂、洛兵等人构成了京城实力雄厚的音乐制作阵营。1992年，大地唱片公司以海外资金和经验成功地制造了一个“艾敬神话”，她被包装定位成“城市民谣”歌手。其先锋之作《我的1997》成为市场的大热点，而由黄小茂、黄燎原、张蕾等人策划操作的“地毯式宣传”则成为唱片公司新兴职业“企划宣传”的典范。

中国内地第一代偶像型歌手——杨钰莹和毛宁。

1994年黄小茂策划了内地版的“校园民谣”，之后高小松、老狼、郁东的名字不再为在校学生所陌生，一批校园歌曲如《同桌的你》、《青春》、《那天》、《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寂寞是因为思念谁》等在全国的校园中广泛流行。之后，相继又推出《校园民谣2》、《校园民谣3》，校园民歌之风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如今的朴树、“水木年华”等仍被冠以“校园民谣歌手”的称号。

传媒影响力　从1984年开始，中国流行音乐一直遵循着两条主要的传播路线。一条是以广东唱片基地为主导的商业化发展之路；另一条则是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导的媒体成名之路，这两条发展道路共同构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框架。

中央电视台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电视媒体，它在流行乐方面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两年一届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与各种影视剧的片头曲、片尾曲和插曲。很多歌手把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当做事业成功的骄傲。春节联欢晚会拥有一批固定的演员，如蔡国庆、孙悦等，这一群体以北京为中心；而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是地方歌手展示才华的一个重要舞台，他们凭借一定的专业训练，最终能够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进行角逐，从而有机会进入一流歌星的行列，以此走红的歌手有苏红、李琼、谭晶等；而影视剧歌曲则专门培育了一批具有演唱功底的歌手，如毛阿敏和孙楠，他们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

中央电视台因为其媒介背景，使它传播的音乐作品虽然带有民族风格和正统流行乐风格，但题材多局限于爱国主义，强化了音乐的教化功能。它的创作群体主要是事业性单位的专业音乐工作者，他们往往有着专业的音乐背景，能够吸收流行音乐中的积极成分，形成了中国别具一格的大众流行音乐。其中，以谷建芬的声乐培训中心⁽²⁾影响最为深远。

在唱片主导与媒介主导的流行音乐发展道路之外，中国内地还有一部分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普遍受到摇滚乐的影响。

内地摇滚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已经率先在酝酿中国内地摇滚乐，直到1986年北京工人体育馆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才正式向世人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中国第一代摇滚乐的探索者有崔健、孙国庆、秦齐、丁五、王迪和梁和平等人，其中崔健是取得声望最高的一位。

中国摇滚第一人——崔健（生于1961年），14岁学习小号演奏，之后加入乐团担任小号演奏员。1984年与好友刘元共同加入“七合板”乐队，并出版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浪子归》。代表作品有《不是我不明白》、《一无所有》、《一块红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是流行音乐的积极探索者，他的努力不仅影响了北京摇滚势力的兴起，而且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原创流行音乐。

“唐朝”乐队成立于1988年，是中国重金属摇滚的代表乐队，其音乐风格浑厚苍凉、大气磅礴。他们以诗化的语言和绮丽的想象来抒写自己的内心情怀。在代表作《梦回唐朝》中，中国传统的“菊花、古剑、美酒”拥有了摇滚的外衣，中外文化共同促成他们的英雄气概。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摇滚也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在中国第一个取得商业成功的摇滚乐队是“黑豹”。黑豹的成功，让国际唱片公司看到了内地摇滚所具有的潜在市场。“滚石唱片”⁽³⁾开始投资内地，为内地创造了一个摇滚时代的神话。他们创造了商业与艺术相结合的成功案例，并对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做出了超越历史性的贡献。

“滚石唱片”首先挖掘了“唐朝”乐队。如果说“黑豹”具有更多的商业价值，那么“唐朝”乐队便深具“文化价值”。“唐朝”乐队的成功实际上为中国摇滚乐指明了两条不同的发展线路：一条是努力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确立自己文化身份的摇滚乐；一条是深受西方主流摇滚乐影响，并在商业操作下开拓市场的摇滚乐。

之后，“滚石唱片”在中国成立了“中国火”这一厂牌，并接连发行了三张《中国火》专辑。这些专辑代表了当时中国摇滚的最高水平，他们之中三位优秀的摇滚音乐人还形成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和张楚。1993年，三人分别推出个人经典专辑《黑梦》、《垃圾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张楚（生于1968年），早期作品有《西出阳关》、《姐姐》，成名专辑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许巍（生于1968年），1997年发表首张专辑《在别处》，2001年发表第二张专辑《那一年》。这两张专辑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之后，中国摇滚仍然按照商业与地下两条路线发展。中国摇滚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边缘生存的境地，如今，更多摇滚音乐人则愿意把“地下”当做一种自觉的选择。窦唯离开“黑豹”以后坚持不懈地进行个人创作，各个大城市的酒吧、校园里都聚集着一批地下摇滚的追随者。与之相对的，则是以“黑豹”、“唐朝”领军的当今摇滚乐的主流，很多著名摇滚音乐人在成名之后，不可避免地也走上商业之路。比如十年磨一剑的许巍、学院派出身的汪峰，在进入娱乐化的商业运行体制之后，他们的创作力呈现出后劲不足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