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拉丁美洲新歌运动

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抵制1959年古巴革命带来的影响，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如扩大人民的选举权、改革教育和农业体制等。这些变化的确给社会带来了活力，但也点燃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拉美各个国家的民间组织不断地探索拉美文化一体化，并同时展开广泛的民族自决权力运动。伴随这一思潮，拉丁美洲的音乐家发起一场“新歌”运动，首先在阿根廷和智利，随后古巴也产生了类似的运动。

普艾布拉（Carlos.Puebla，生于1917年

智利民歌女王芭拉（Violeta Parra 1917～1967）

“新歌”作为一种政治性很强的音乐，它既包括爱情歌曲，也用歌谣来记录重大事件，甚至可以是一种抗议的武器。总之，它是与拉丁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事新歌创作的音乐家并不属于一个政党，他们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里工作，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共同的生活态度：改善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反对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并渴望使大陆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

为新歌运动奠定基础的有三位关键性的音乐家，即阿根廷的尤潘基、古巴的普艾布拉和智利的芭拉。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作品是农村和城市音乐文化之间的桥梁。尤潘基和芭拉深入民间，搜集了很多歌曲并进行演唱，普艾布拉则一直生活在丰富的乡村歌曲传统中。他们都在传统歌曲的基础上采用一些新材料进行创作，积累了相当多的曲目。

新歌运动和芭拉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国界。乌拉圭的歌手、歌曲作家达尼埃尔·维格里蒂（Daniel Viglietti）创作的《我的美洲之歌》（Cancion para mi America）就是拉丁美洲各国新歌运动的最早作品之一，它的歌词大意如下：“把我们的手伸向印第安人，这会使你幸福，他会告诉你跟随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这首歌传遍了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国家，甚至传入了弗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

古巴也是新歌运动的重要地区，在这里早就存在着游吟歌手的传统，他们在这个岛国到处漂泊，带着吉他自弹自唱。演唱的歌曲内容大多与爱情和爱国主义有关，并常常把古巴比喻为一位妇女。辛杜·格雷（Sindo Garay）是20世纪初一位著名的歌手，他在1909年创作的《来自巴亚莫的女郎》（La Bayamo）至今还是游吟歌手的保留曲目之一。1967年古巴举行“抗议歌曲节”（Protest Song Festival），拉丁美洲各国的新歌运动音乐家第一次有机会相逢，并在一起讨论，交换意见，发展友谊。

从1970年到1980年前后，新歌运动进入了很多国家（如尼加拉瓜、秘鲁、阿根廷、巴西）的各种节日中，音乐家们在各国旅行演出，并演唱当地的各种歌曲。在拉丁美洲的很多地方，特别是那些腐败的独裁者当政的地方，作为新歌运动形式之一的抗议歌曲始终在政治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直到1992年，在巴西弹劾总统时，示威群众高唱一首维尔索创作的《高兴啊高兴》，表达他们的意愿，这也说明即使在当代的拉丁美洲，新歌仍然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拉丁美洲新歌运动前后共持续了30年，它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