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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悲喜剧著名独白欣赏
1.2 第一章 Great Monologues from Shakespeare’s Tragedies(...

第一章 Great Monologues from Shakespeare’s Tragedies(莎士比亚悲剧著名独白)

悲剧在西方戏剧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时代,那就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根据那个时代的悲剧实绩总结出来的理论至今仍被视为经典。他认为,悲剧是对一个完整的、伟大的、可能的行为的模仿;这种行为是被戏剧诗人表现出来而不是叙述出来的;这种行为能够引起我们的恐怖和怜悯,通过这两种情绪的渲泄,从而帮助我们平息心中的这两种激情。简单一些,从结局上来说,与喜剧相反,悲剧总与流血和死亡相连,主要角色一般都要死去。

古希腊悲剧多强调命运的多舛以及人物之间的仇杀,往往闹成“流血复仇剧”。后世剧作家一直沿着这条路子走,到莎士比亚时代,这种观念还很盛行。莎士比亚本人更多地受到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作品的影响,比较注重表现人性中固有的弱点,剧中人物因这些弱点招致毁灭。

悲剧从广义上说是一种带给我们悲剧性人生感受的事件。在我们试图弄清楚悲剧是什么之前,不妨先了解何为悲剧性人生感受。当我们发现无论怎样尝试,我们的意志却如此薄弱、我们的体力却如此匮乏、我们的爱心却如此有限、我们的想象力却如此贫乏;当我们发现生命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悖论,我们费尽心机耗尽体力仍然无望得偿所愿;当我们发现活着就意味着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生命是一场在困境中注定失败的搏斗。生存困境并非一种社会弊端,它并不会因时代的改变而消失,生存困境是生命渺小、荒诞和脆弱的具体表现,是对生命短暂和其终将消亡的痛苦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悲剧中,将悲剧人物推向灾难的并非外力,而是人物自身的某种特质。几乎所有的悲剧都以我们认识到生命本身的悲剧性为前提,当然并不止于此。众多古代悲剧现今观看仍然震撼人心。当我们回忆起悲剧英雄时,我们想起的是他们伟大的精神。俄狄浦斯(Oedipus)、浮士德(Faust)、李尔王(King Lear)、索尔尼斯(Solness),他们或许做对了或许做错了,他们或被痛苦折磨或被彻底毁灭,但是这些悲剧英雄所表现出的强烈情感和卓越心智,在令他们遭受痛苦的同时,也使他们身上表现出的特质显得着实非凡伟大。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将杀父娶母后,为改写自己的命运,离开了养父科林斯国王。途中为让路起了冲突,失手打死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Laius)。浑然不知的俄狄浦斯在为忒拜城人制服了妖怪后,被奉为国王,并娶该城寡后为妻,实为其母亲。在神明的指示下,俄狄浦斯立志查明杀死原忒拜城国王拉伊俄斯的凶手。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就从这里开始,即俄狄浦斯发现自己不仅是杀死生父拉伊俄斯的真凶,而且犯下了娶母之罪。面对残酷的真相,俄狄浦斯强忍痛苦毅然承担责任。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并自我流放。英雄反抗命运的坚强意志,令今天的读者和观众依然感到震撼。俄狄浦斯试图逃避命运,但逃避带来的一连串事件反而促成了他的命运,也正是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俄狄浦斯表现出人的伟大品质——拒绝受制于悲剧性命运,向命运挑战,追求自由,试图创造未来的坚定意志。正是这种意志令他成为一个英雄。当然也不可否认,正是因为俄狄浦斯自信自己能够创造未来,才使他最终落入了命运的安排。有人把悲剧英雄性格中导致灾难的特质称为“悲剧性的缺陷”(Tragic flaw)。这种特质使他们在无奈的命运安排下义无反顾地做出惊人之举,然而也正是这种特质将他们推向毁灭。悲剧英雄不屈从于命运安排,在生存困境中为改变命运而奋力抗争。这种抗争可能直接导致灾难,进而无可挽回地将他们毁灭。在这场和命运的抗争中他们失败了,但也胜利了,因为他们积极应对这咫尺天涯的悲喜人生。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人性的主题被推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他笔下的悲剧英雄往往试图在一个混乱的局面中重置往日的秩序,然而他们的“悲剧性缺陷”却令他们在这样的努力中走向自身的毁灭和秩序的彻底颠覆。他们的“悲剧性缺陷”源于某个人性特质,这个特质令他们与众不同,并具备在混乱中力挽狂澜的能力,然而这种特质的强化也可能危及他们自身甚至导致更大的社会混乱。奥赛罗(Othello)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对爱情更是执著,但他禁不住伊阿古(Iago)的挑拨,被怀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也许在他对君主和爱人的忠诚中已经埋藏着可能走向忠诚背面甚至毁掉自我的因素。过于执著而生怀疑直至嫉恨,令这位英雄最终颠倒了是非,错杀了妻子,也将自己推到生命的终结。人性的方方面面可以支撑起这个世界,但也可以带来痛苦、灾难和自身的毁灭,这就是人性的悖论。在这个悖论中,莎士比亚试图探寻人如何才能走出生存困境,走向自由的生存空间,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也许在亚当用永生换取智慧的那一瞬间起,人类就背上了生命的诅咒,这个诅咒使死亡和文化之间的纽带更为戏剧化。智慧在给人类带来更多生存机会的同时,也使死亡不可避免甚至颇具诱惑力。伟大的悲剧再现了这种生存困境。虽然毫无疑问身处这个困境中的人将永远孤独,他们的聪明才智导致了这样的局面,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现出强大的意志和能动性来改变这种困境。也许结果未能尽如人意,然而这个过程足以展现出人性之伟大,这也就是悲剧的意义所在。

莎士比亚认为悲剧必须具备下面三个特点:它必须以英雄人物的死亡而结束。莎翁的所有悲剧(第一个时期写了三部悲剧,第二个时期写了七部悲剧,总共十部悲剧),无一不是以悲剧主人公的死亡而结束的。这主要是受他的同时代人和先行者、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两个著名悲剧诗人托玛斯·恺得和克里斯多弗尔·马洛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当时人们对悲剧的看法与后来人不同而来。文艺复兴时期,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必须以主人公的灾难性结局而结束,而死亡是一个人最大的灾难,因此悲剧就必须以主人公的死亡而告终。近代和现代的悲剧就不是这样,悲剧主人公可以死亡,也可以不死亡,重要的不仅在于悲剧主人公个人的遭遇,而更在于悲剧表现的矛盾的深度,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度。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里,主人公虽然死了,令人心痛(只有《麦克白》一剧是例外,麦克白之死是由于他本人犯了杀害贤明君主、屠杀无辜臣民之滔天大罪,其死亡是罪有应得),但悲剧主人公为之奋斗的理想却胜利了,使人感到前途光明。悲剧主人公之死给人以悲壮感,而不是单纯的悲哀,当然更不是悲观。例如,在《哈姆雷特》一剧里,主人公哈雷特死了,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带领大军来到,宣布丹麦恢复正常秩序;在《李尔王》里,李尔死了,忠于他的臣子奥本尼公爵、肯特伯爵和爱德伽齐心合力,重整国家;在《奥赛罗》里,过于善良、受阴谋家伊阿古欺骗和挑拨、错杀了自己妻子的奥赛罗认识了自己所犯的可怕错误后,为了惩罚自己,拔剑自杀了,他的副将凯西奥马上接任处理军政事务,并逮捕了恶棍伊阿古,即将对伊处以严刑;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里,这一对情人相继死去,罗马三个执政者之一的凯撒大将把二人合葬一墓,使他们永不分离。总之,使人看到尽管悲剧中的主人公付出了惨重代价,牺牲了自己生命,却是前途光明,给人以安慰和鼓舞。

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贵族。这一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是由于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而产生的,同时也由于受了古代希腊、罗马悲剧影响所致。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瘟疫多、疾病多、人民群众贫困不堪,加上战乱频繁,劳动人民的生命是不值钱的。例如,1349年起的几年中,发生了一场席卷整个西欧的所谓“黑死病”(即鼠疫),英格兰的死亡人数就达居民总数的五分之二。在此情况下,普通劳动人民的生命有谁重视呢?

还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开始,经过希腊著名文艺理论大师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从理论上总结,一直到古罗马悲剧,人们从来认为只有落在帝王和贵族男女身上的灾难才能写成悲剧,劳动人民的灾难不能成为悲剧的题材。这一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性,使得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无一不是帝王、王后或其他贵族男女。

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自他们本人的意志和内心,即悲剧人物之所以走向不幸结局,不能归咎于客观原因,而应由自己负责(《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能是个例外)。麦克白犯了弑君之罪,谋杀了贤明君主,不是由于麦克白夫人的敦促,也不是由于他在旷野碰见三个女巫(女巫预言他将要成为苏格兰王),而是由于他自己的个人野心。雅典人泰门那样家财万贯,后来穷得无衣无食,主要责任者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因为他太慷慨好客,挥霍无度,不知道他所处的人世间某些人是多么险恶。上述三点,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