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在沟通中前进——读《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有感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我们正在甘肃省玉门市清泉公社火烧沟进行考古发掘，离考古工地不远是兰新公路，公路从清泉小镇穿过，镇上公路旁的电线杆上有一个高音喇叭，小镇全是平房，四面是望不到边的戈壁滩，高音喇叭的广播一响，几里路外都能听见。这时，我们在考古工地上听到了长达数分钟的哀乐，我们凝听着风送过来的广播声，我们的心在风中凝住了，戈壁的风送来的是毛泽东同志逝世的讣告。

我们是甘肃省博物馆派出的考古组，在玉门火烧沟发掘四坝文化的遗址，发掘工作已进行了近三个月，共清理了墓葬312座。遗址的碳素测定年代为距今3700年左右。墓地出土的许多文物，前所未见，许多墓葬中出土了金耳环，还有金鼻环、银指环，这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的金银器。在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中，有一件铜四羊首权杖，已经使用了分铸技术。彩陶中的穿着靴子的人形罐、羊首形把手方杯、三立犬器盖方鼎、镶松绿石双大耳罐和作为吹奏乐器的鱼形埙，散发着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火烧沟遗址出土的玉斧、玉凿等玉器，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新疆和阗玉。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的文化属性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新疆。

玉门的九月中旬，天已转凉，我们结束了火烧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西出敦煌柳园，经过反复出现的沙漠，掠看如荼的火焰山，穿越一连串的绿洲，前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疆博物馆，只开放了小部分的展厅。我们被特许参观新疆新出土的文物，在中央大厅里的地上，放满了新疆各地的待要整理的考古发掘品，其中有吐鲁番艾丁湖、乌鲁木齐鱼儿沟等远古文化遗址的文物。我们还看到了各个时期、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许多新鲜而陌生的文物，在这里，我第一次领略有形象的可以触摸到的中亚、西亚和北方草原文化。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乌鲁木齐，全城沸腾，各族人民共同欢庆，鞭炮声不绝，商店里的白酒销售一空，一个与世封闭的时代宣告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新的丝绸之路将以现代的方式将多元文化连接在一起。

1988年4月，我赴日本奈良，参加《奈良丝绸之路大文明展》的中国文物的随展工作，观摩了丝绸之路沿线的苏联、伊拉克、伊朗、叙利亚、意大利、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韩国联展的文物，使我深切地感到丝绸之路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的巨大作用。1990年，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团在甘肃的考察活动，了解到各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的意义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感到自己对丝绸之路的了解是片面的，也是不成系统的。1996年8月，我被国家文物局任命为西北四省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专家，参加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省、地级文博单位的一级文物的鉴定工作，在新疆的文物鉴定工作是由东向西进行的，经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最后至喀什。我们见到了许多具有珍贵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新疆文物的文化类型非常丰富，除了汉文化外，有先秦的北方草原各族文化、汉晋时西域各族文化、突厥文化、回鹘文化、辽文化、蒙古文化等众多民族的文化遗存的文物。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古文明也在这里汇合，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经此互动、交流、相融。各种重要的宗教如佛教、祆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也在这一区域传播，而且在历史上很少发生宗教战争。新疆的文物使我大开眼界，使我对中华文明有了新的认识，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有了新的认识。然而又感到对新疆古文化的了解十分欠缺，像遥看断了线的风筝，缺少系统的认识，当我想系统地认识新疆古代文化艺术渊源时，又发现系统地介绍新疆并扩及整个西亚和中亚的古代艺术渊源的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缺少。

2000年，我调到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史，其中有中西美术史比较的课程，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和外国美术史的书籍，我看到的高等院校的大部分的中国美术史和外国美术史的教学用书，分别是两个不同思维体系的产物，中国美术史多以王朝为架构、汉族美术为基本面，西方美术史以希腊罗马为主源、欧洲美术为中心。两种美术史之间没有中间的有机的联系，两者都构不成有整体观的通贯“东西”的美术史。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东亚与欧洲之间的西亚、中亚的古代艺术整体研究的缺失。我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于自己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感到无能为力，因为首先要对中亚、西亚的丰富而复杂的古代文化艺术有较全面的了解。还需要精通一门外语和粗懂多门外语，才能阅读国外用多种语言书写的相关著作。此外还要有条件较长时间和较细地考察国内外的相关文物。能够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

但是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不期而至地聚齐了多位关心和热爱中亚、西亚和北方草原文化艺术的青年教师，他们和我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其中沈爱凤是较年长的一位，是我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较早认识的青年教师。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凤字，却是男性，披着唐代诗僧寒山的刘海式的头发。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油画系，却喜爱哲学和理论。有一度倾心现代艺术的研究，又竭力提倡保护大自然和维护原生态。但有一件事他始终未改变，在1985年夏天，22岁的沈爱凤游历了新疆许多古迹，他觉得十分新鲜，万分激动，对充满神秘感的新疆古代艺术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沈爱凤一直不断地关注和搜集中亚和西亚的古代艺术资料，日积月累，渐具一定规模。2002年，沈爱凤赴俄罗斯访问并进修。2004年获得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艺术造型系的硕士学位。在这期间，他掌握了俄语，并学习其他外语。他在俄罗斯各地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普希金博物馆等博物馆，获得了丰富的中亚、西亚和亚欧草原古代艺术的第一手材料，这为他撰写《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著作奠定了基础。以后他花了将近7年的时间去写这部著作，曾数易其稿，在付印期间仍在不断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90多万字的分为上下两册的论述西亚、中亚和亚欧草原古代艺术的大作。

从古到今，在西亚、中亚这块将东亚和欧洲连成一个整体的辽阔的土地上，有多少民族豪迈驰骋、有多少王国喧赫争雄、有多少语言交响、有多少商旅交往，这里是世界上多元文化艺术汇集最复杂、交流最频繁的地区，文化脉络错综，艺术源流纷乱。这是至今中国尚未有较全面而有系统地介绍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的专著的原因。沈爱凤的这本关于西亚和中亚古代艺术的论著，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从地理空间上，“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大西域范围，也包括受到西亚文化影响的爱琴─希腊文化区和地中海沿岸，以及亚欧大草原的欧洲部分，即黑海北部沿岸和北高加索地区”。从时间跨度上，从新石器时代至中古时代伊斯兰教兴起以前，也就是到中古早期。沈爱凤没有将这一区域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王国、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割裂开来分散地进行研究，而是纵横交织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沈爱凤强调：“对待具体的历史文化时则应当格外关注各文明的相互关联性，即把亚欧大陆各文明作为一个互动的整体来思考。”在他的著作中是以古代世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为线索，揭示它们的关联性，从而阐明上古时期西亚、中亚及亚欧草原文化的历史价值。

这本内容浩盛、资料繁冗、枝叶蔓生的大部书作，如果按常见的词条式地罗列资料的话，定会令人感到枯燥乏味。作者在撰写此书时采取了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还对一些学术观点进行评论，提出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往往直抒胸臆，读起来使人感受到学术讨论应有的新鲜气息。

许多美术史的著作采取三段式的阐述模式，即先谈时代背景，后谈作品分析，再谈艺术样式的研究。作者对亚洲古代艺术的研究没有限于艺术自身的范围，而是考虑到这个辽阔的区域中已存在过的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从而设立了一个写作框架，通过浏览各民族的发展轨迹，考察这些轨迹又是怎样交织成网线状的青金石之路─丝绸之路。作者虽然不是语言文字的专家，但他意识到亚欧古代世界的语言系统在多源多元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在书中的开首就对这一区域各民族的文字语言作了简要的介绍。作者十分重视亚洲古代艺术所展示的精神世界，对形而上的古代宗教和古代神话的精神因素的承继变化，及对艺术发展渊源的影响加以探讨，使我们从西亚、中亚古代各民族创造的艺术作品中看到了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众神相，还透视出隐藏在众神相背后的众生相。

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各民族的古代艺术是这部书论述的重点，作者这本书的优点表现在论述西亚、中亚和亚欧草原古代艺术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书中介绍了相关的所有重要文明中的主要艺术遗产，以及各文明之间艺术的相互影响作了翔实的阐述。首先作者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获得高度发展的文明，通过苏美尔的吉库拉塔庙，阐明苏美尔—古巴比伦的建筑技术、风格和艺术形式，奠定了两河流域的古代建筑和装饰的基本样式。作者还对中东和小亚细亚的古老建筑的艺术原创性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指出是建筑的圆顶穹隆、圆城、尖拱等样式的原创地。作者进一步介绍了西亚的雕刻、绘画和装饰纹样，并且对典型的装饰纹样，如对角四叶纹、忍冬纹等纹样的发展演变作了较详的考释，阐述了这些纹样的传播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书中用了一个章节来讨论西亚文明对爱琴海—希腊艺术的影响，作者举例说明了早期的爱琴文明乃是西亚文明的扩展，使我们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有所认识。相对而言，中国介绍希腊罗马艺术的著作很多，而过去介绍古波斯和萨珊的艺术书籍相当少，直到近十年来才有所改观。沈爱凤在俄罗斯期间着力搜集和研究古波斯和萨珊的艺术资料，他认识到古代波斯人的文化和艺术是西亚和中亚之间最为重要的文明，具有世界性的普遍影响。在书中他指出古波斯文明以米底亚文明为基础融合了多种文化，接着他重点介绍了波斯波利斯王宫，使我们可以了解到波斯波利斯遗址的规模十分宏伟，有着壮美的艺术风格，在文化价值上不亚于任何相同规模的希腊古典建筑。书中接着还介绍了萨珊波斯的建筑，其中有我们不熟悉的塔克－伊·卡斯拉遗址埃旺式建筑，它有着现存最大的古代土坯拱顶。这使我们了解到米底亚－古波斯建筑的艺术风采，及其对印度和中亚的深远影响。关于波斯的工艺品和图案，近年来有较多的介绍和研究，但这本书从整体上介绍了古波斯的美术和工艺品，并具体地评述了波斯的工艺品和图案艺术对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文化的影响，这对我们认识古波斯文化艺术在东亚、中亚和西亚的交流中起的重要作用是有帮助的。

我国对亚欧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也缺乏系统的研究，这是因为亚欧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文化内涵非常复杂，资料又分散，这为综合研究增加了难度。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亚欧草原的艺术，先后介绍了亚欧大草原的史前文化；“斯基泰三要素”；“野兽风格纹样”；古老的草原圣兽——双马神；鹰头狮身的怪兽——草原格里芬；草原石人、鹿石和青铜。亚欧大草原的文化艺术好像散落各方的明珠，一旦串联起来，就显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草原文化的风如果总吹不进美术史的殿堂中，我们的艺术就会远离质朴，疏远了生命的本原。因此这本书用艺术史家的笔触生动地描绘出古代亚欧草原艺术的风貌，引领我们发现和认识古代亚欧草原的艺术，去领略草原文化新鲜的气息。

书中的“亚洲的希腊化艺术”和“从印度河文明到大贵霜佛教艺术”是相互关联的两章，以前对这两方面艺术的讨论集中在希腊化艺术、印度佛教艺术交会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上，作者并没有将这些问题简单化，还指出亚洲本土多种文化在不同区域、不同场合的沟通和融合，从而产生具有包容性的新的文化。

中亚的两边是西亚和东亚，因此被称作亚洲的腹地，来自各方的古文明和各种重要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和经此传播。作者在介绍中亚古代艺术时，阐明了中亚文化乃是各种文化的奇特交融的观点，作者感慨地指出：“中亚各族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多次的血雨腥风和无数重大的社会变迁，使他们的种族成分发生过多次的变化，也使他们的宗教生活异常丰富，虽然他们地处亚洲内陆的深处，却在这些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文化和艺术。”在书中“中央亚细亚的古代艺术”这一章中，展现了各种文化类型的遗址的不同文化交辉的艺术品，使人感到目眩神迷。

当我读到书中介绍亚细亚古代艺术最后一章“新疆古代绿洲国家若干遗址”，有着从丝绸之路自西向东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家的感觉，久违的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塔里木盆地、哈密和吐鲁番盆地；塔里木河、和田河、车尔臣河；还有那掩埋过无数历史文化遗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作者如数家珍地介绍了“神秘的楼兰王国”“于阗绿洲的古代遗址”“古龟兹国的壁画艺术”“吐鲁番地区的文化遗址”。当我看完书中关于新疆遗址的古代艺术的深入而生动的介绍后，仿佛与久未谋面的故人扪心而谈。

沈爱凤的书导引我们从青金石之路走到丝绸之路，使我们较系统、较全面地了解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的古代艺术，认识到世界不是简单的东方和西方，也不是简单的过去和现在，贯通它们之间的是青金石之路、丝绸之路。在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的历史大舞台上，有多少王国、多少民族、多少宗教、多少文化交替出现，上演了多少震撼古今的事件，造成了多少人家的悲欢离合。历史的经验表明，丝绸之路畅行无阻时，也是整个亚洲安定、民族和谐、多元共存、人民幸福、文化繁荣之时。丝绸之路被隔绝时，必定在当时是暴力横行、社会动乱、多元相斥、民不安居、文化毁灭。沈爱凤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全面而系统地论述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的书，它是一部文明沟通的宝鉴，我们尊重多源多元的文明，愿新的丝绸之路繁荣昌盛，世界文明在沟通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