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千秋印　文人方寸心

陈道义和周新月合著的《吴门篆刻史研究》，是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吴门篆刻发展历史的专著，书中阐明了吴门篆刻的发展与文人画的关系。

中国文人画的成熟，表现在诗、书、画、印一体上。文人画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中国文人确认和彰显文人身份的成系列的艺术特征。

在中国文化史上，文人作为一个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群体的出现，和自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因此出现了文人群体。唐代科举的进士考试要考诗赋，在“选人应格”中将楷书遒美作为选士的条件之一。因此唐代文人的诗书结合是很自然的事。北宋朝廷以“士大夫治天下”，形成了地位优越的士大夫阶层。其中苏轼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他提倡“士人画”，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又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开诗画结合之先声。

蒙元统治下的汉族文人，曾因长期废除科举，堕入卑下的地位。也有文人标举士气，以诗、书、画自娱。元代海运兴起，昆山为海道漕运之枢纽，涌现了以运输经商而富甲一方的巨贾，“吾昆山顾阿瑛，无锡倪云林，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艺，风流蒙赏，为东南之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顾阿瑛于玉山草堂常邀文人雅集，规模大者有12次。参加雅集者多兼有诗、书、画的才艺，有杨维桢、柯九思、倪瓒、张雨、袁华、王冕等。其中有以刻印著称的朱珪，在玉山雅集的文人酬和的诗、书、画的活动中，又添加了篆印的内容。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苏州文人又遭压制残害，许多士人感到仕途暗淡，退隐市中，以诗、书、画、印抒发逸气。自成化后，贸易渐开，位于江海运河交会的苏州，成为东南第一商业大都会，亦是教育最隆盛之地，明朝的苏州府共出状元7人，进士970人，苏州的生员更不计其数。然而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毕竟是少数，加上明朝朝廷屡有争斗，常有去官归隐者。吴门的故吏、门生、亲朋、好友、艺师错综交织成庞大的关系网，在中晚明时期，苏州文人交往之盛可称空前，以诗、书、画、印会友，或联袂创作，或作诗倡和，或画像题跋，或鉴赏钤记。于是，在明代中期，文人画的诗、书、画、印一体成于吴门。

吴门文人画中的诗、书、画、印，先形成了吴门画派和吴门书派，而以篆刻印章蔚成一派的时间最晚。元明之际，刻章者多为应酬或自娱。明代中晚期，苏州商业繁盛，对艺术品的需求增加，艺术市场趋于成熟，吴门文人书画家以出售书画为生计之一，书画作品上应用篆刻印章的种类和样式也都有增加，促使篆刻家更多以石刻印，而且有以刻印为业者。吴门篆刻家中，文氏家族的篆刻家辈出，影响深广，又以文彭声名最著，文彭上承其父文徵明，下启其孙文震孟和诸多弟子，吴门篆刻名家辈出，影响深远，已成派系。

清代中后期，吴门篆刻余脉未断。清末民初，海派艺术风行，刻印之风盛于沪、苏、杭。吴门篆刻大家蜂拥而起，长期寓居苏州的吴昌硕开一代新风，苏州地区的赵古泥等篆刻家特立一方，吴门篆刻重又复兴。

吴门篆刻以文人画始，又以文人画兴，前后相延700年。在这期间，吴门篆刻家的刻印，由自娱、赏玩、交往转向艺术市场，并且完成了文人画的诗、书、画、印系列特征的构成。从这意义上讲，吴门篆刻史在中国篆刻史上具有开山和海纳的独特地位。

对吴门艺术的研究，以吴门画派的研究最多，吴门书派次之，关于吴门篆刻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缺少对吴门篆刻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的专门著作，因为要撰写吴门篆刻史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作者要通晓和精通篆刻，其次要熟悉吴门艺术的发展状况，还要了解苏州地方史，更重要的是高屋建瓴宏观地认识吴门篆刻史。庆幸的是，在陈道义和周新月的通力合作下，持之以恒地完成了《吴门篆刻史研究》的专著，这是与他们有心、有恒、有实践、有功力、有合作精神分不开的。

陈道义钟爱书法篆刻，好学不倦，勤奋钻研。先后经徐无闻、华人德二位导师的传授，在西南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又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获博士学位。有着深厚的书法理论功底，他的篆刻和书法有很高的造诣，多次参加国际和国家级的篆刻艺术展，并获得奖项。现为苏州科技学院美术系教授，任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东吴印社社长。他勤于思索，长期注重理论研究，在苏州科技学院的支持下，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篆刻和书法的论文，并撰写了多部研究篆刻和书法的专著。由于他对吴门篆刻的继承和发扬作出的突出成绩，被认定为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篆刻代表性传承人。

生于苏州水乡的周新月，颖悟博学，浸透着姑苏文人的文化气息。求学时，受到工艺美术的专业教育和训练。他曾在苏州红木雕刻厂、艺石斋等工艺美术单位工作，不仅熟谙雕刻工艺，而且对篆刻艺术有独到而深入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孜孜不倦地进行吴门篆刻史的研究，对吴门篆刻的代表作家文彭有深入的研究，被同人称道。他还对吴门篆刻家朱珪、何震、王梧林等人作了专题研究，又总研究成果之成，发表了《吴门篆刻史论》，这为进一步撰写《吴门篆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陈道义和周新月的合作，各显其长，相得益彰，对吴门篆刻的研究有了更广和更深入的思考。

专著《吴门篆刻史研究》有着较强的学术性。在吴门篆刻史的历史分期上，没有采取传统的以王朝进行分期，而是根据吴门篆刻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来分期，并且采用了史论相结合的方法。著作中将文人篆刻的出现作为吴门篆刻的起点，以元末明初为吴门篆刻的第一发展阶段，介绍了这一时期篆刻代表人物吴叡、朱珪，特别提出玉山草堂及吴中印学群体。以明代中期为第二发展阶段，因为在这一时期篆刻艺术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形成了吴门印派。又将其后的万历年间，也列作吴门篆刻的一个发展阶段，除了著作中列举的印人辈出、石章普及、技法成熟、印学昌盛等原因，苏州艺术市场的兴起是重要的推动力。明末清初和清代中后期是吴门篆刻的延续期和式微期。清末民初的吴门篆刻，为最后的发展时期，被称之复兴期。在这一章中，详析了吴昌硕前后寓居苏州30多年形成“吴派”印风的过程，他培养了许多吴门篆刻人才，续就了吴门篆刻艺术的新篇章。书中通过吴门篆刻在不同历史期的发展状况，完整地揭示了吴门印人随时代变迁而浮沉变化的历程。

《吴门篆刻史研究》还具有翔实的资料性。吴门历史上的印人，人数众多，他们的活动事迹多散见在各种古文献中。书中不仅详尽地搜集整理了各时期吴门印人的传记资料，还记叙了印人的交往活动。而且外延记载了徽籍印人和受“浙派”“皖派”影响的吴门印人，使人感到有脉有络，脉络分明。

《吴门篆刻史研究》对篆刻风格发展的研究，表现出精准的专业性。这与本书作者精通篆刻艺术有关，能够准确地梳理出吴门篆刻各时期的风格特点。对代表作家的篆刻作品能从艺术角度作具体分析，如将文彭的篆刻作品从风格上分为四类，透露出作者锐利的专业眼光。因此《吴门篆刻史研究》是一部阐释吴门篆刻发展历史的具有学术性、资料性、专业性的专门著作。

观吴门篆刻之印，犹如览苏州园林，小中见大，曲折有情。刻印意远，神闲气定，心无旁骛，虽方寸之地，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本书作者以印人之心铭刻吴门印人之迹，一部《吴门篆刻史研究》，道尽吴门印人甘苦，显扬吴门篆刻峥嵘，期许吴门艺术繁盛。“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