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代新风的北朝服饰

古代中国素有衣冠之国的雅号,丰姿多彩的服饰是中国人外在文明的体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门复杂深奥的学问，因为中国服饰有着悠久而自成系统的发展历史。关于中国服饰史的分期，历来是以王朝来划分的，然后按服饰的种类分而述之，而不是以服饰的形制发展和风格来分期。这就需要改变以王朝进行分期的支离破碎的服饰观，能够宏观地审视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农业民族与牧业民族的服饰互动,几乎存在于古中国的大半个发展历史中。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服饰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多元和兼容的复杂关系，需要摆脱以汉族服饰史为正统的服饰观。因此，从新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服饰史，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概观中国服饰的历史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商周战国时期，是由古中国农业地区的各区域服饰多元发展和互动的阶段。第二阶段为秦汉时期，秦统一六国，为农业地区各地域服饰的整合创造了条件。汉王朝的统治者是以由南方北上的楚人组成的，建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北方的华夏族、南方的楚族和东方的东夷族为主的农业民族的逐步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了以汉字为纽带的汉族共同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推崇周礼，形成完整的礼服体系。但是，汉族与四方的民族的常服仍是多元地发展，并且形成了长城以南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民族服饰和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服饰的两大服饰体系。第三阶段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至唐代前期，首先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业民族的服饰互动和借鉴。强大的唐王朝的建立，推行和睦共处的民族政策，在唐前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服饰进一步整合，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唐代服饰。第四阶段为唐后期五代辽宋金元明清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服饰，交替出现了并存、互动、交融等状态，最后发展出由多元文化交融而成的清代服饰。

对中国服饰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对汉、唐、宋、明等汉人统治的王朝的服饰研究较多，对北朝、辽、西夏、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的服饰研究较少。从客观原因看，史籍中对少数民族服饰的记载少而简略。并且史书中的舆服志，主要是记载礼服和官服的相关规定，自然而然地对礼服和官服的研究成了中国服饰史的主要内容，相反对常服和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相对薄弱。在这些中国服饰研究史的薄弱环节中，尤以北朝服饰的研究显得更为不足，除去史籍中相关的记载较少的原因外，在十六国和北朝，历史进程和民族状况十分复杂。曾经统治执政的少数民族较多，它们的服饰各异。同时古波斯、古印度和中亚各族的服饰，也对这一时期的服饰变化产生影响。由于这些方面的因素，给北朝服饰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然而北朝服饰的研究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北朝服饰是中国服饰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不了解北朝服饰的多元因素的整合情况，就难以确切地了解唐代服饰及后世的服饰产生的渊源。北朝服饰研究成为提到议事日程上而又有难度的课题。值得庆幸的是，近30年来，发现了大量的北朝服饰的考古资料，而且许多是带有启发性的新资料，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第一性的形象资料。

在苏州大学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黄良莹女士，7年来始终不懈地潜心研究北朝服饰，她选择了这一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知难而进，善于学习，锲而不舍，终有所获。她攻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都是美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这是和她的学历和阅历分不开的。她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赴美国进修服装专业。并且多次远赴欧洲和中亚的一些博物馆进行参观和考察，这些都为以后她进行北朝服饰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在进入课题研究时，面对繁多而分散的考古资料、错综而复杂的北朝史料，还有相关的杂陈而零碎的服饰图像，这就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通盘考虑了课题的研究资料后，确定了以文物考古资料为第一性的研究资料，运用美术考古常用的类型学方法去进行研究。美术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并且兼跨美术与考古两个学科，所以有的学者还认为美术考古学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美术考古学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以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是建立在通过考古学的方法获得的实物材料的基础上，力求客观地复原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近十多年来，美术考古学在中国大陆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与大量的古代美术遗迹与遗物的发现是相应的。如北朝的绘画实物资料，过去主要见于敦煌莫高窟北朝佛教壁画，如今在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宁夏等地，发现了数十座北朝壁画墓，壁画内容大部分描绘世俗生活，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民族的面貌，保存了建筑、仪仗、车舆、器皿、服饰等多方面的图像资料。不仅北朝墓室壁画达到出人意表的高度的艺术水平，而且壁画反映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许多是古籍中没有记载过的，或是仅有极简的记述。还令人振奋的是，在北朝墓中新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俑，立体地展现了北朝各个时期、各种人物的风貌和衣着。北朝的宗教建筑和佛造像也有许多新发现。北朝美术考古的多方面的新成果，为北朝美术考古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北朝服饰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的形象资料。

由于北朝服饰的考古资料数量大而种类多，为此，黄良莹在搜集资料上竭尽心力，亲历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博物馆和文物单位，取得许多第一手的考古资料，为下一步的研究分析打下了丰厚的基础。在梳理丰富而庞杂的考古资料时，黄良莹采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方法，将北朝服饰的形象资料分为壁画墓、陪葬陶俑、佛教造像三大类，然后分类进行分区与分期的研究。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出于北朝的民族和文化的分布地域有着复杂的面貌，因此要分析这些地域的历史沿革和民族流动的情况及其形成的服饰地域特征，进行分区归纳。黄良莹又深入地对各类服饰的考古资料进行分期研究，将有纪年的文物服饰的图像为分期的标杆，并按年代建立起同类文物服饰图像资料的发展序列。在北朝造像碑上多刻有不同身份的供养人像，而造像碑上大多刻有纪年，构成了大体完整的年代序列。黄良莹搜集了自北魏始光元年（424）至隋开皇八年（588）间的200多躯带有供养人像的有纪年的造像碑。还采用了有纪年和墓主身份的北朝壁画墓约20座，建立起分区域的出自纪年墓的壁画和陶俑的发展序列，综合起来构成了北朝服饰的图像志，这就为北朝服饰的研究确立了科学依据。再参阅和比照相关的文献史料，对北朝服饰的发展面貌渐有清晰的认识。

书中首先研究和讨论了鲜卑服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展变化的情况，探讨了不同地区早期的鲜卑服饰，这一课题在以前未曾专门讨论过，文中对早期鲜卑服饰的形制作了描述和分析。接着又阐述了平城时期的鲜卑服，进一步归纳出鲜卑服之特征。北魏孝文帝的服饰改革是以前讨论较多的议题，但书中提出的孝文帝依循的服饰是汉魏古制的传统，而不是效仿南朝衣冠，是颇有见地的观点。过去认为女子束胸服饰兴起于隋代，作者经过有纪年的女子束胸服的图像排比，将女子束胸服的出现时间提早到北魏中晚期，并且指出这和游牧民族女子的骑马习俗有关。书中还探讨了帔帛的起源问题，视角涉及伊朗文化、佛教艺术，阐明帔帛随佛教东传而进入中国，这种活泼的女子身上的披挂饰物在北魏已为世俗妇女所用，以后成为隋唐上层妇女常用之物，成为中古时期中国妇女具有特色的服饰。文中这些方面的研究，使我们拓宽了对北朝服饰的认识。

北朝民族融合与中古常服之形成是书中重点讨论的一章，作者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审视，指出多元的北朝服饰总的走向是趋于统一，是以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发展为主流，兼蓄汉族和外来文化的服饰，经过200多年的整合，逐渐形成为各族普遍接受的常服，成为隋唐常服的最重要的源头。继汉服传统的北朝冕冠礼服，也被相延传承，认为这两套服装体系并行不悖，互为补充，乃是中世纪中国服制的重大变化。作者在前期微观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整理，上升到宏观把握，又条分缕析地进行论述，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北朝服饰的来龙去脉，了解到中华服饰不是单线发展的，而是多元交织成的。在北朝服饰的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虽有碰撞和冲突，但更显活力的是互动和交融，呈现出相容中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发展出了华美的开放型的盛唐服饰。黄良莹的论著《北朝服饰研究》，不仅阐析了北朝服饰的发展与演变，而且从服饰方面阐明，文化持久不衰的内因在于包容，中国古代妇女服饰正是包容了多样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从这一点来说，这本论著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服饰史的范围，提供了文明发展的思考。

一个民族的服饰文明是跨越时代的。所谓服饰文明，服饰的功能不只是遮羞掩体、挡风避雨、御日避寒，而是体现着心虔而礼、行适而善、目悦而美的民族文化，使我们的民族有着众所认知的体面身份，永不逊色的外貌风采，长存于心的文化记忆。让我们感知和感受具有大美的中华服饰文明，承受穿过历史疆界的和煦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