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艺道　始终如一

在我学习的道路上，有几位长者对我影响颇深，张道一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时间过得真快，记得我与张道一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30多年前，当时我在甘肃省博物馆工作，回南方探亲，路过南京，经一位老同学的引见，到张道一先生家中拜访。张道一先生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是位山东大汉，坐下来攀谈，使我强烈地感到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了不起的山东大汉。张道一先生的家中没有墙壁，家中的墙壁是装满各类书的书橱，书橱顶上还是书，快要顶到天花板。有的学者在书的围城中走不出来，我在向张道一先生请教的交谈中，感到他的心中装着一座书城，对许多艺术学上的问题引经据典，又如数家珍地以实物佐证。张道一先生早就注意到我在彩陶研究方面做的工作，他对彩陶图案情有独钟，作过精辟的论述，在这次交谈中，他对艺术起源和彩陶纹样含意等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当话题转到中国美术史研究现状时，我认为现今的中国美术史以历代王朝来进行分期是不妥的，而且是以文人画作为中国美术史的主体，忽视了少数民族美术和民间美术史。张道一先生很欣赏我的这些看法，并风趣地说现在的中国美术史是跛足美术史，他希望我能写出一部有新的架构的中国美术史。我和张道一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交谈时间很长，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从此，向张道一先生请教的大门始终朝我敞开，每次入门，都有获益。

2000年我调入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后，和张道一先生的交往增多了，张道一先生对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博士点的建设，给予了至关重要的指导和帮助。由于我担任中国设计艺术史的教学，遇到问题常向张道一先生请教。如这门课程的名称，是称作“中国艺术设计史”，还是称作“中国设计艺术史”？张道一先生认为称作“中国设计艺术史”较妥，因为艺术学是一级学科，设计艺术学是艺术学的分支，为艺术学中的二级学科，作为设计艺术学中的史学，理应称作“中国设计艺术史”。张道一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是出自对艺术学科的整体上的思考。

2003年，我编写了《中国汉代木雕艺术》一书，张道一先生慨然作序，以“大巧若拙”概括了汉代木雕艺术的特点，从宏观的角度将汉代以后的雕刻分成两条路：一条是大型的石窟造像和王陵雕刻；另一条是装饰陈设和日用佩戴的工艺品雕刻。又将埋入坟墓的雕刻的俑另分成一类。张道一先生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木雕，他认为这批木雕制作时的随意性很大，颇有“急就篇”的意味。乃是大刀阔斧，信手而为。这样的作品别具一格，不仅简练传神，粗犷洒脱，并且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力量。张道一先生十分准确地描述出汉代民间雕刻艺人制作木雕时的精神状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张道一先生对我从事美术考古的研究有很高的期许。先生的期许使我看到在长跑道路上的远方的目标，鼓励着我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在张道一先生出任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我与张道一先生的交往变得密切。我院设计艺术学博士生的论文开题和答辩时，张道一先生任博士生论文开题和答辩的委员会主席，素以严格认真而著称。他要求研究生建立宏大的艺术学观，重视培养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能力。提倡有哲学思考的富有思想性的论文，特别是阐释“原理性”的论文。另一方面，他又反对言之无物、全盘西化的文章，自觉地提倡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近年来，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一些研究生的论文有着较高的质量，是与张道一先生倡导而形成的良好的研究学风分不开的。

前些年，苏州大学要我负责筹建博物馆，在筹建工作中得到张道一先生很大的支持。张道一先生动员日本友人久保麻纱女士向苏州大学博物馆捐赠展品，他多次向久保女士联系，促进久保女士捐赠了一批老蓝印花布及服装，专门设立了中国民间蓝印花布的专题陈列室。在2010年迎接苏州大学成立110周年之际，苏州大学博物馆开幕展出，为了搞好开幕展，向张道一先生借展了他珍藏多年的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制作的一套近百件的无锡泥人彩塑。在博物馆展出时，三件喜气洋洋的无锡泥人大阿福，放在进门的展览开头处，为苏州大学博物馆的开门而纳福。

许多学者在不同的生活状态中有不同的精神面貌，不了解张道一先生的人，根据他在课堂和会议上讲学而得到的印象，认为他很严肃而不苟言笑。其实在平常生活中他是一个充满童心的人，他见到优美的艺术品，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声。遇到民间制作的有意味的器物，他会拿在手中把玩，研究这件器物的结构和用途。觅到流散的近代工艺美术资料，便会兴冲冲地买下。有一次，他在苏州园外苑文物市场见到一本近代的绣花样谱，他买下后显得十分开心，一脸如获至宝的表情。还有一次，我陪张道一先生去苏州东山明代晚期的明善堂参观，他对明善堂的石雕赞不绝口，脸上如沐春风，像孩子般的兴高采烈，永远保持着对艺术的纯真情感。正是这一份情感，使他不断参悟艺术之道，弘扬艺术之道，几十年来始终如一，道生一，道生二，道生万物，拓展出中国艺术学的美好春天。人生闻道，一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