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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岱庙大殿壁画的制作年代，有唐画说、宋画说、清画说。但多人指出岱庙壁画经后人修补，为不同时期的画师所绘^[1]，其中俞剑华先生的意见较具体，认为“（壁画）上层补景至多不过清初，在西洋画透视方面输入而且盛行以后。可能上层先毁，补修时重画，形成上下画法不一致的现象”^[2]。但大多数著作对岱庙壁画的年代的看法是根据文献资料而推定的，这些文献资料还不足以确定岱庙壁画前后绘制的年代，因此还需结合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佐证。

首先我们要确定岱庙大殿壁画是否为同一时期的画师所绘，经过比较分析，确如俞剑华先生所说岱庙大殿壁画存在着上下层画法不一致的现象，比较明显的有如下几处：①北壁东段壁画起首处，位于前面的宫殿和殿后的房屋不是有机的整体，前面宫殿沿用传统的不分近大远小的透视法，而殿后的房屋采用焦点透视法。两座房屋的交接处很不合理，栏杆、柱子等建筑部件的样式不一致，后面房屋的色泽较新。②北壁东段壁画中圣帝的启跸部分，下部骑士队伍的下方已漫患不清，补绘一排长方形的山石来作为遮掩，这部分上方的山石也采用同样的画法，说明上方和下方的山石是同时添加的。③北壁东段壁画启跸队伍的前导仪仗中，有驮着宝瓶的大象，宝瓶中放出五彩毫光，但升上的毫光被自上而下的山石突兀地压住，而又有一骑独自从山石中钻出，这些画面的处理从情理上讲是十分不妥的，显而易见上方的山石图像是后来添补的（图5）。④东壁壁画的起首处，上方的山峦着色清淡，画绿山红叶树，画风颇似晚明时期蓝瑛的没骨青绿山水，而右前方的山峦虽在外廓上欲接近远处山峦，但设色浓重，山石欲坠，明显的为两种不同的山水画风，清楚地表明设色清淡的用没骨法绘成的青绿山水，是壁画保存下来的原先的山水画，对画中的人物仪仗队只起陪衬的作用。而用浓墨重彩绘成的山水树石，是为了遮掩壁画中的大面积的破损画面而后画添补的，给人以欲盖弥彰的感觉。⑤西壁壁画中的回銮画面起首部分的站立的官吏队伍，背后的山石颜色，或绿、或青、或红，布局和设色都显得凌乱，因此西壁壁画起首部分的中部和上部可能是重画的。⑥西壁壁画前导仪仗队中的狮子和大象背驮宝瓶中的宝物放出的宝光突然被上部的山石、树木所遮盖，表明上部的山石树木为后绘（图6）。⑦北壁西侧壁画是《回銮图》的终结部分，前面为大殿，后面连着大宅院式的房屋，但大殿与大宅院建筑的透视画法不同，两者窗格的样式虽大体相同，但细节处理上却有不同，大宅院建筑应是后期所绘（图7）。综上分析研究，壁画中的回銮、启跸的众多人物组成的浩大的仪仗队伍，是原画中保留下的主要部分，背景上少量的山石树木是原画上的，而占绝大多数的山水树石是后期修补添绘的，其中是否还有时期不同的补绘景物，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确认了岱庙大殿壁画为先后不同时期绘成以后，需要对壁画中早期部分和晚期部分的制作年代有具体的认识，弄清楚壁画制作的上限和下限。我们已经确认了壁画中启跸、回銮仪仗队的绝大部分为早先所绘，因此仪仗队中人物的服饰、车舆和旗幡的样式可作为判断年代的依据。首先对壁画中的人物服饰进行考察审订，壁画中许多文吏头戴软巾长垂带，身穿圆领长袖衫，腰系玉带（图8），这是晚明小说插图中文吏常穿的服装，如万历二十年（1592）版《西厢评林大全》（图9）插图中有与壁画中文吏相同的服装样式^[3]。壁画中高级文吏头戴两端翘起的展脚蹼头（图10），这种展脚蹼头在宋代已出现，但在明代高级文吏的图像中也画有两端翘起的展脚蹼头，如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文华殿大学士全思诚像^[4]、明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版《一雁横秋》和万历年间版《八能奏锦》中的官吏戴着两端翘起的展脚蹼头^[5]（图11），但宋代的蹼头展脚粗细匀称，翘起的两端较小。明代的展脚蹼头翘起的两端长而大，壁画中高级文吏戴的两端翘起的展脚蹼头为明代晚期的样式。

岱庙壁画位于仪仗队前列的坐于步辇上的穿红袍的男子头戴忠靖冠（图12），这种冠帽为明代的式样，苏州虎丘明代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墓中，出土了一顶忠靖冠^[6]（图13），样式与壁画中人物戴的忠靖冠相同。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版，《南（北）宋志传》，插图中王爷的衣帽服饰也与步辇上穿红袍男子的服饰相同，可视为明代晚期王一级人物衣冠的式样（图14）。

岱庙壁画中武士的服饰也显示出晚明的特点，周锡保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书中，将岱庙壁画中的武士服饰作为明代戎装的典型服饰，作了如下的阐述：“明，山东泰安岱庙壁画中的仪卫人物。盔甲戎装，原为金色铁盔或皮盔，盔后垂一护项，亦作金色和蓝色缘，盔顶红缨，金色甲，蓝袍或衫，红白二色缠腰，黑短靿靴，手执棍。《会典》《明书》有：红顶缨硃红漆盔，戗金甲。又有上下缠腰将军之名，所谓缠腰应即像中之式。此是用之于朝贺时者。”^[7]万历年间刻版《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插图中的武士服饰（图15）与岱庙壁画中武士服饰相同^[8]（图16），这种武士服饰在明代晚期仍在流行。

壁画上仪仗队的前导中，有一胡人手牵青狮，狮子背驮盛有珊瑚树的宝罐（图17）。《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绘的仪仗队中，也绘有胡人牵青狮，狮右侧有一童子手托盛有珊瑚树的大盘^[9]（图18），两图中的青狮形象十分相似，腿和胸前都绘有红色鳞甲，这种胡人引青狮载珊瑚树是明代帝君仪仗队中所崇尚的异方珍宝异兽。

在车舆方面也显示出明代的特点，壁画中神君乘坐四轮六马黄盖车，车盖的四角有昂起的龙头，龙头衔着一串玉璧、金镶玉花形饰（图19），车轮的辐条呈棨形，这些特征与青海省乐都瞿昙寺明初大殿壁画上的带盖车十分相似（图20）。

神君乘坐的车驾后面是庞大的随从仪仗队，队列前有四人手执长扇，扇上绘一对云托日月纹（图21）。元代末年的张士诚母亲墓中，女性墓主人双手各握刻有云托“日”纹和云托“月”纹的金牌，是较早的云托日、月纹的图像（图22、图23）。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版《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书中插图绘的吏员手执的长扇上的图纹相同^[10]（图24），也与甘肃兰州金天观中明代初期道教壁画中道君乘坐的车舆形制和侍者手执长扇上图纹基本相同^[11]，这种绘有云托日月纹的长扇是明代特别盛行的。

大殿东壁壁画起首的下方绘有石台基的殿宇，大殿红柱上有蟠绕的浮雕青龙，五只龙爪如风车形等距张开（图25），这种龙爪形式在明代正德年间才出现，至嘉靖、万历二朝，风车形五爪龙图式盛行，随着明亡，这种龙爪纹逐渐衰退蜕变。此大殿的石台基上刻着云龙纹，龙身细长，云纹满而细密，龙尾分成若干细条，这与定陵出土的嘉靖皇帝的孝靖皇后罗地彩绣夹衣上的龙纹相似，龙尾都作帚状的细分叉。以上龙纹都属于明代晚期龙纹的样式。

岱庙大殿壁画在启跸和回銮仪仗队中都有两个扛着交椅的侍从（图26），交椅的样式具有鲜明的明代特征，壁画上的交椅与明代山东邹县荒王朱檀墓出土的交椅模型的样式相同。

综上所述，壁画中仪仗队伍的各类人的服饰、车舆式样、建筑图案、仪仗器物等方面，都呈现出明代晚期的特点，因此岱庙大殿壁画的上限可定为明代晚期，在明代晚期嘉靖二十六年（1547）岱庙正殿被焚，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修复，万历三十五年（1607）按旧制重修，因此壁画中的仪仗队等人物活动的画面的上限不会超过嘉靖末期。清代康熙七年（1668）泰安地震，大殿虽存，但墙垣坍塌，又经一次大的重修，如对壁画进行修补或重绘的话，也是根据明代晚期壁画的基础上绘制的，或者根据明代晚期的粉本绘成的。

岱庙大殿壁画的上部曾严重受损过，有明显的后来加以修补和重绘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画于壁画上方的建筑是用焦点透视法画成的（图27），焦点透视法是由在清宫的西洋传教士传播开的，受到西洋画影响的焦秉贞等宫廷画家开始在绘画中使用焦点透视法，焦秉贞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所作的《耕织图》是中国较早使用焦点透视法的绘画作品，但远近透视的感觉并不明显。雍正七年（1729），年希尧在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帮助下，编写了介绍西洋透视画法的著作《视学清蕴》，透视画法开始由宫廷向下层普及。苏州套色木版画《苏州金阊图》，画上的建筑群呈现明显的远小近大的透视关系，此画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是民间绘画中有纪年的运用西洋透视画法较早的作品。岱庙大殿壁画上部绘的建筑物使用的透视画法已较成熟，其制作年代的上限不会超过雍正年间。西壁北端建筑上有中间可安长方形玻璃的花格窗，这类花格窗要到清中期以后才出现，如常熟燕园为清中期所建，至今园内石舫还保留了这类花格窗，因此我们进一步认为大殿壁画上部修补重绘的画面的上限不可能超过嘉庆年间。我们还发现壁画上部的一些建筑物的屋顶上饰有竖立的长叉形装饰（图28），这与天津杨柳青清代晚期年画《唐山真迹全图》中的屋顶装饰是一样的，而且房屋大门也多呈圆拱形（图29），因此上部的壁画的下限可能晚到清代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