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虎人铜卣与相关的商代虎人青铜器的分类比较

为了弄清虎人铜卣艺术造型的渊源，我们将饰有虎与人的造型样式的商代铜器进行分类。第一类是浮雕的虎人结合的平面造型，共两件，皆是龙虎人尊。

安徽阜南常庙乡小运河出土的商代晚期龙虎人铜尊，在腹上部饰一对左右对称的猛虎，共用着立体的突出的虎头。虎头下为一蹲立的人（图10）。人脸扁圆，鼻梁低凹，鼻头横宽，嘴角微上翘，作微笑状。人的双臂向左右分开而抬起，双手三指蜷拢，大拇指翘起。一对老虎各自的一前腿分别从左右伸出，虎三爪向上蜷拢，大拇指也向上翘起，其形态与人指相同（图11），可以看出虎并非在噬人，虎与人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呈现出人虎共舞的合戏情景。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器物坑出土了一件商代龙虎人铜尊，其形制与安徽阜阳的龙虎铜尊大体相同，在尊的腹部也有双虎与人形合一的图像，但人形的头部寓于虎头之中，双虎的身后拖有长尾，尤须注意的是人形的身子向下延伸为尾部（图12），因此人形图像表现的不是一般的人，这有尾的人形应是虎之子。

第二类是圆雕的虎人结合的立体造型，共两件，为本文探讨的湖南安化与宁乡接界处沩山出土的商代晚期虎人铜卣。

第三类是以虎为主题的立体造型。皆为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器。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铜双尾虎，长53.2厘米。虎双尾下垂，尾梢上卷。虎身和四肢饰鳞片纹，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商代圆雕铜虎造型（图13）。大洋洲出土的一些青铜礼器的立耳上饰有圆雕的立体卧虎，其中以卧虎立耳扁足鼎（图14）、卧虎立耳兽面纹方鼎为代表。

第四类是以浮雕人面为主题的艺术造型。目前只发现两件，一件是在湖南宁乡黄材出土的人面纹方鼎，在方鼎的四面各以一个浮雕人面布满，在人面头顶两侧有弯曲小角，人面下部两侧各有一长着爪子的兽足，应是人面和兽爪结合的纹饰。该鼎上的人面形象与虎人卣上人的面部形象在主要特征上相同，都有刻着斜短线的弯月形眉毛、宽大的鼻头、嘴大而努出、颧骨尖突、耳朵呈双钩形（图15）。应是同一种人面的形象。另一件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铜双面神人头形器，高53.5厘米。头上有一对弯角，双眼圆凸而中有圆孔，作龇牙咧嘴状。与湖南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人面形象有明显的差别。

第五类是以浮雕双虎与人面相结合的平面造型。一件是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钺，钺面上部左右两方饰一对作蹲踞状的虎，虎嘴大张，在相对的二虎虎口之间的中部，有一人面（图16）。另一件是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在鼎的立耳的外面上，也饰有浮雕双虎与人面相结合的纹饰，形象与妇好墓铜钺上的双虎与人面的造型基本相同（图17）。司母戊鼎的立耳侧面饰有一排浮雕鱼纹。这两件青铜器上的人面与湖南、安徽的虎人铜器上的人面较近似。

对这些不同种类的商代虎与人为主题的青铜器，施劲松在《论带虎食人母题的商周青铜器》一文中进行了排序，认为中国青铜器上的虎食人母题最早是在南方青铜礼器上出现的，从总体上讲这个结论是有见地的，但文中提出的“阜南尊的时代甚至可早到商代中期”。“阜南尊时代最早，湖南和四川出土的卣和尊稍晚。因此在南方青铜器系列内部可能还存在着由东向西的影响”^[16]。我们经过器形和雕刻纹饰的比较，认为在南方地区以虎人为主题的商代铜器中，安徽阜阳龙虎人尊并不是最早的，阜阳商代铜器群是渔民在常庙乡小运河水中发现的^[17]，因此这些铜器并不是考古坑位中出土的，在铜器群中有两件大口尊，一件是兽面纹尊（图18），另一件就是龙虎人尊（图10、图11），这两件尊的形制有明显差别，兽面纹尊的口微侈，肩较窄，肩部饰简单的刻线纹，肩部高浮雕的兽首相对较矮。腹部装饰上有线刻地纹。圈足外撇不明显，上面没有纹饰，圈足上的十字孔短粗，外廓弧圆。而龙虎人尊的口大，外侈明显。肩宽，肩上饰浮雕龙身纹。肩部的龙首和虎首为用分铸法做成的高突的圆雕，龙首的角上有帽。圈足较外撇，圈足下部饰兽面纹。扉棱脊部起伏明显。从这些特征来看兽面纹尊的制作年代要早于龙虎人尊。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将阜阳出土的兽面纹尊的年代定为商前期，将龙虎人尊的年代定为商后期是妥当的^[18]。

将四川广汉三星堆龙虎人尊与阜阳兽面纹尊和龙虎人尊进行比较，三星堆龙虎人尊的口的外侈程度较小，肩部圆雕虎头突出不明显，人形的头部寓于虎头中。龙首的角较尖，角尖上面无帽。腹部装饰没有线刻地纹，圈足上的纹饰也简单。扉棱上的锯齿不明显。铜器胎薄而不规整。可以看出在商代铜尊的发展系列中，三星堆龙虎人尊处于兽面纹尊向龙虎人尊发展演变的中间环节，因此三星堆龙虎人尊要早于阜阳龙虎人尊，在制作年代上属于商代中期，而安徽阜南龙虎人尊、湖南出土的虎人卣和人面方鼎、江西大洋洲圆雕虎都属于商代晚期。三星堆龙虎人尊的时代应最早，因此南方青铜器的发展脉络尚不能作出存在着由东向西的影响的结论。

如果把问题的焦点转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龙虎人尊上，就展现了新的视角。三星堆龙虎人尊上，双虎和人共用一头，从这点来说虎与人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其后阜南龙虎人尊上的虎首与人首各自分开，双虎和人各有完整的形体，虎人之间为和谐的关系。再次，湖南虎人卣发展为立体的虎与人相拥的圆雕。湖南还出现了突出人面的虎人纹方鼎，标志着人面将取代全身人纹。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上的虎人纹，人的身子被弱化，或身子消失而只剩人面。因此商代青铜器上虎与人的不同的造型和表现形式，既有年代上的原因，也有地域上的原因，或者还有流动和传播的原因，于是不同地域商代青铜器上的虎与人的组合形式和强调的重点也是不同的。

我们经过比较得出认识，三星堆龙虎人铜尊是最早饰以虎与人组合纹饰的商代青铜器，接下来又产生了一些问题：三星堆龙虎人尊是四川本地制作生产还是由中原商代王都流传来的？龙虎人尊与三星堆其他具有自身特色的如凸目人面像、大型祭祀人立像等青铜器有所区别，尊在中原一带是用来贮酒，是青铜祭祀酒具组合中的一种，是否可以认为龙虎人尊是中原流传来的器物，并且认为三星堆青铜器是受中原青铜器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呢？我们认为三星堆与中原王朝的祭祀用器是根本不同的，三星堆是以人形、人面的艺术造型为祭器的，其中以人像和人面的立体造型为特色，穿左衽长袍的铜人立像，通高262厘米，人像造型高大为中原地区所未见，人像铸造工艺也为中原地区所未及。三星堆青铜器群的文化内涵和铸造工艺是自有渊源的。三星堆龙虎人铜尊出土时，器内装有经火烧过的玉石器残片、海贝、铜箔饰件和烧后的碳化物，说明这件尊不是酒器，而是盛放祭物的祭器。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件喇叭座顶尊铜人像（图19），通高15.6厘米。人像的脸部具有三星堆铜人面相的鼓目、宽嘴、方颚的特征。铜人像作跪坐状（未见原件，是跪坐还是蹲坐，要看脚趾朝向才能判定），上身裸露，下身着短裙。头上顶尊，举双手捧持尊的下腹，尊的形制和龙虎人尊大体相同，在尊口上有盖形器。与龙虎人尊的腹部纹饰不同，在尊腹的两面各饰有一对蛇纹（纹样与甲骨文“蛇”字相同）。这件喇叭座顶尊跪坐铜人像表现的是司祭者用尊来盛放祭物进行跪献的形态，进一步表明了三星堆铜尊是盛放祭物的祭器，这与中原用铜尊作贮酒的酒器是不同的。三星堆铜尊上的龙虎人、蛇等装饰样式为中原地区商代铜器所不见，三星堆龙虎人尊应是当地制作生产。

认为铜尊的器形源自中原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尊形器是以大圈足座为特征的，我们总览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器形，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以圈足为特征，尊的器形应源自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圈足折腹陶壶。湖南、湖北出土的商代铜尊较多，制作一般较精美，其中以四羊方尊最有名。因此与其说尊的器形是源自中原，还不如说是源自长江中游地区，从中也可以看出商代四川三星堆和长江中游的湖南等地区的文化有着联系和交流。

当我们对商代有虎人造型和纹饰的青铜容器作了整体分析，可以看出在当时中国的西部和华南地区普遍存在着虎崇拜，也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中有虎与人结合的形式。四川三星堆和安徽阜阳的龙虎人尊是早期的代表器物，湖南出土的虎人铜卣是虎人青铜器的巅峰之作。虎人卣这种形制特别的青铜容器的用途是什么呢？我们从湖南宁乡黄材发现的商代兽面纹提梁卣得到启示，这件提梁卣的内部满贮玉珠，有白玉和碧绿珠两种，共1 172颗^[19]。玉珠的数量和质地在中原地区的商代墓葬中是没有见到的。由此可见这件提梁卣的用途不是盛酒，是和四川三星堆龙虎人尊的功能一样，为盛放祭物的祭器。虎人卣实际上是一件仿生性的提梁卣，提梁很短，卣口较小，不便于灌注或倾倒液体，因此不可能是酒器，应该也是盛放祭物的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