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虎人铜卣的年代和产地

这两件虎人铜卣的出土地点只知大概的情况，共存器物的情况也不清楚，关于虎人铜卣的年代，学界有基本相同的意见。陈佩芬对虎人铜卣的年代曾作过较具体的分析：“虎卣大量采用了雕刻极其精细的雷纹，虽然至今殷墟还没有发现过如此精美的同类器，但是它满饰各种动物纹样的习惯，图案的布局和风格，都和殷墟晚期青铜器的装饰手法、风格是一致的，因而虎卣可以判断为相当于商代殷墟晚期之器。”^[1]此意见得到普遍认同。泉屋博古馆将虎人铜卣的年代订得较宽，认为作于商末周初^[2]。

虎人铜卣的造型艺术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以圆雕、高浮雕、浅浮雕、满密的线刻地纹四个层次组成。从整体的造型和装饰特点来看，西周青铜器的艺术装饰风格是趋简的，很少见到由四个层次的雕刻构成的青铜器，而且四个层次的雕刻的特点也都不同。商代晚期铜器上的立体圆雕动物，多用分铸法作于尊、瓿等器物的肩部，西周铜器上的立体圆雕动物较少，多置于器盖。在铜方鬲和尊的四隅，有采用铆接等安装方法组装在青铜器上的圆雕动物。全身的高浮雕动物纹也很少见，只有纽状的高浮雕兽面纹。西周青铜器的装饰是以单一的浅浮雕纹样占主导地位。西周青铜器上没有满密的线刻地纹，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只有少量的青铜器在饰有线刻地纹，地纹满而密者更为少见。虎人铜卣的提梁脊面上的浮雕夔龙纹雕刻精而秀，还有细密的线刻地纹。西周铜卣提梁上的浮雕动物纹较粗简，没有线刻地纹。在西周的青铜器中，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西周中期的人形虎首车饰，在表现题材上与虎人铜卣相类同，车饰端部为一虎首，虎首脑后有一高浮雕的全身人像，双手攀于虎首头顶的后部两侧，但雕刻装饰显得粗疏，没有线刻的地纹，但从装饰风格来说，人形虎首车饰的年代显得较晚。因此虎人铜卣的制作年代定为商代晚期是得当的，但也并非绝对，在不同地点铸造的青铜器装饰风格的演变不一定是同步，从宽考虑的话，下限可订为周初。

图1　虎人铜卣（泉屋博古馆藏）

图2　虎人铜卣（池努奇博物馆藏）

图3　人手操蛇（虎人卣局部）

图4　立虎纹（虎人卣局部）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两件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安化的虎人铜卣，是商殷的中心区域所产还是湖南宁乡一带所产？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解析虎人铜卣的文化内涵。商代晚期王室享用的青铜器以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武丁时期的妇好墓属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第三期，出土了大宗铜器，共460件，其中礼器210件，内有罕见的重器，如妇好三联甗、妇好带盖偶方彝、司母辛方鼎、妇好鸟尊、妇好觥、妇好方尊、乳钉纹簋等。

湖南也是出土商代青铜器较多的地区，其中宁乡一带出土最多。除了虎人卣外，代表性器物有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戈卣、象尊、乳钉纹簋、象纹大铙。宁乡一带的商代铜器虽未作分期，从形制纹饰分析，大多属商代晚期。

我们将湖南宁乡一带的商代晚期铜器群与殷墟商代晚期铜器群进行比较，两者在器物组合上基本相同，但湖南宁乡一带铜器群的雕刻题材和装饰工艺具有当地的特色，下面我们择殷墟和湖南的商代晚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进行比较：

（1）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四羊方尊因构思奇特、铸造精美而著称。四羊方尊高58.3厘米。尊肩四隅的羊首为明显突出的立体圆雕，器四面中轴和四隅为突起的勾戟状的高扉棱，羊身上饰浅浮雕的涡卷纹和鳞甲纹，器表还满施线刻的精细的雷纹（图6）。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方尊，在器形和装饰题材方面与四羊方尊类似，尊高45.5厘米，器形略小。在肩四面饰四个突出的羊首，头上弯角的形状与四羊方尊的羊首的角形相同。但圆雕的羊首未从肩部伸出，显得低平。器四面中轴和四隅也设有扉棱，脊面有浅刻槽，基本是平的。器腹和覆斗形足面饰浮雕的兽面纹。但没有线刻的地纹，从整体上说无论器形和雕刻层次都显得收敛和低平（图7）。

（2）器物上动物装饰的比较：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带有铭文“妇好”二字的鸟尊，是妇好墓青铜器的典型器物。器形如鸷鸟。“盖上有立鸟及小龙钮。颈侧面饰卷角兽，兽的卷角成为鸟纹，是为鸟兽合体纹饰。鸷鸟双翼饰兽面纹，后颈设鋬，鋬内设兽面纹，鋬下饰展翅鸮纹。”^[3]在鸟尊上共饰着五种浅浮雕的动物纹饰，地纹线刻较浅。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的商代晚期象尊，器形为立象。象尊上满饰宽厚的浮雕动物纹：“象鼻前端饰鸟纹，并有一兔伏于后。前额有一对蟠蛇，耳下有鸟纹。主体饰夔龙纹，腹下另饰一曲折角兽首。后部饰有兽面纹和夔纹。前腿饰虎纹，后腿饰兽面纹。”^[4]象尊上满饰动物纹共11种，成了多种动物的复合体。还满饰线刻地纹，刻线较深（图8）。从总体上看象尊上的雕刻纹饰立体感强。

图5　虎人卣底部蛇龙纹和游鱼纹

图6　商代四羊铜方尊（湖南宁乡）

图7　商代妇好铜方尊（河南安阳）

图8　商代铜象尊（湖南醴陵）

（3）乳钉纹簋之比较：妇好墓出土的乳钉纹簋，腹部上的乳钉小而浅，上腹上部和圈足上的纹饰较浅平。湖南出土的乳钉纹簋，乳钉大而突出，口沿下饰浮雕兽首和扉棱，口沿下和圈足上都饰浮雕鸟纹，器表满饰线刻地纹。

（4）提梁兽面纹壶的比较：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北单壶和相传安阳出土的四祀邲其壶，同属商代晚期的提梁兽面纹壶。这两件壶只在颈部饰浅刻雷纹组成的兽面纹。壶面大部分为素面，提梁的脊面也是素面。湖南石门出土的提梁兽面纹壶，器盖和壶身皆满饰以浮雕兽面纹为主和夔龙纹组成的图案，壶上腹饰虎面纹，壶下腹饰牛面纹，兽面纹的鼻部为较高的扉棱。还饰细密的线刻地纹。提梁脊面上有锯齿状扉棱。壶下腹两侧设一竖排鸟形纹组成的扉棱，湖南商代晚期铜器上具有特色的勾戟状扉棱，可能是由连排鸟形纹演变而来（图9）。

（5）提梁卣的比较：河南辉县褚邱出土的祖辛提梁卣，与湖南宁乡黄材王家坟刻有“戈”字铭文的提梁卣从器形到纹饰大体相似，都属商代晚期。只是宁乡戈卣的浮雕纹显得较厚，卣腹两侧的扉棱纹显得高而宽。值得注意的是虎人卣的提梁脊面上的夔龙纹饰和戈卣的提梁上的纹饰相同，这为探讨虎人卣的年代和产地提供了佐证。

（6）方彝盖的比较：妇好墓出土的亚启方彝的器盖，盖面上的纹饰低平，盖四面中线和四隅的扉棱脊面平，上有刻槽。盖顶上的四阿形钮上没有扉棱。湖南桃源漆家河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皿天全方彝盖，盖面上的浮雕纹饰和线刻地纹层次分明，盖四面中线和四隅的扉棱有勾戟状突，盖顶上的四阿形钮的四隅设有勾戟状扉棱。

通过商代晚期以妇好墓为代表的殷墟铜器群和以宁乡一带为代表的湖南铜器群所作的比较，从整体上看，两个铜器群的主要器物的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但湖南铜器群也显示出地域性的特点，铜器的器形除了虎人卣外，如人面纹方鼎、象尊、豕尊、伏虎兽面纹铙、虎纹有銎钺等是只见于湖南铜器群独有的青铜器物。在铜器上设有较多的扉棱，而且扉棱的造型高而复杂，以勾戟状扉棱为特点。铜器上的雕刻装饰多由立体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线刻地纹四个层次构成，四个层次比较分明，雕刻的纹饰立体感强，作为地纹的刻线纹精致而细密。这些特点在湖南铜器群的绝大部分的铜器上普遍地表现出来，相反这些特点在殷墟铜器群上反映得较淡薄。在安阳殷墟的苗圃北地发现了大型的青铜器的铸造场所，内有熔铜炉、陶范和铸铜器具。因此殷墟铜器群的青铜器的大部分应是安阳当地制作生产的。那么湖南宁乡铜器群的青铜器是何处生产的呢？“有的意见认为是商代的奴隶主贵族从北方带来而埋入地下的。”^[5]我们认为湖南宁乡一带的铜器群的青铜器普遍具有与殷墟青铜器群可区分的共同特点，这许多有湖南地域特色的青铜器不可能是从北方带来的。湖南虽未发现古代铸铜遗址，但湖南铜矿丰富，在商代湖南属古荆州，《尚书·禹贡》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惟金三品。”^[6]可知湖南是向夏商中原王朝贡铜料的主要区域之一。江西北部瑞昌铜岭发现商周矿冶遗址，“其采掘年代可早到商代中期”^[7]，宁乡与瑞昌相距并不远，具备当地冶铸的条件。湖南宁乡一带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属商代晚期，少量的属西周早期，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很少发现。湖南宁乡一带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与殷墟妇好墓铜器的相同点，是受到商代中央王朝推行的青铜礼器模式的强烈影响。湖南宁乡一带商代晚期的铜器群所显示的特点，正是当地方国利用当地出产的铜资源制作青铜器时，加入了表现方国审美取向的意象。

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青铜器群的分布区，与湖南宁乡一带的商代青铜器群的分布区近邻，大洋洲青铜器群也是商代晚期兴起的，在青铜艺术上也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虎是青铜雕刻中的主要题材，在鼎、甗等器物口上双耳之上常立虎、鹿等动物的立体雕刻。但也具有宁乡铜器群饰于器中线和四隅的勾戟状的扉棱，表明两个铜器群之间有交流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