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远古文化符号的分区和分类

对中国远古文化符号文字我们不能笼统地进行分析，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类型的符号的结构和形态也不尽相同。我们进行综合分析后，根据中国远古文化的符号的结构和形态的特点，划分为黄河中上游、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三大区系。

1.黄河中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符号

首先是在黄河流域发现了距今约8 000年的标记在器物上的符号。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中，“随葬骨器较多，龟甲成组出现，龟甲内往往装有数量不等、颜色各异、大小有别、形状不同的小石子（图1）。有的龟甲上刻有符号”，“如、曰、日等”。在一些石柄上也有契刻符号，有亻、彳等^[6]（图2）。贾湖遗址测定的5个碳十四年代数据，为距今7 500～8 500年（经校正）。贾湖遗址器物上的契刻符号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器物上较早的符号。值得注意的是贾湖遗址墓葬中随葬的龟甲中装有石子，应是用于占卜的器具。在龟甲上虽然只刻着独体符号，但龟甲上有钻孔，具有卜甲和甲骨文的要素，在龟甲上的刻符应与占卜有关。

我们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发现了比仰韶文化还要早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被命名为大地湾文化。大地湾一期遗址出土了少量的彩陶，主要为红色宽带纹彩陶圜底钵（有的在底部加三足）。在有的红色宽带纹彩陶圜底钵的内部（图3），绘有红色的独体符号，现已发现了14种符号，有“丨”“+”“○”“‖”“×”“┆┊”等（图4、图5），这些符号属于象形的少，大部分属于指事符号，而且大部分呈中轴左右对称的结构。在陕西临潼白家遗址也出土了大地湾文化的绘有符号的彩陶钵，表明当时渭河流域大地湾文化的人们共同使用着约定俗成的符号。大地湾一期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7 370～8 170年（经校正），因此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绘制的符号，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器物上较早的符号。

半坡类型文化的分布也是以渭河一带为中心，并且继承了大地湾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半坡类型文化的一些宽带纹彩陶圜底钵上，也标有独体符号，但不是绘制的，据观察是在黑色宽带纹烧制好以后再刻上去的，这种契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会更好地保存（图6）。在泾渭流域的多处半坡类型文化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在宽带纹彩陶钵上刻有符号，符号的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据我不完全的统计有60多种（图7），其中的“丨”“+”“○”“‖”“×”等7种符号，与大地湾文化宽带纹彩陶钵上的符号相同，而且大部分符号为中轴左右对称的结构，多以直线构成。其中还有两组由两个符号上下组成的合文。我参加发掘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墓地的发掘中，在“墓葬中的一些彩陶钵口外一圈黑宽带纹上也刻有符号（图8），有刻画符号的彩陶钵共十件，分五种，出于五座墓中”，“作‘丨’的，共五件”，在63号墓中有两件。在51、54、62号墓中各一件，分别和51号墓的作“”“”的两件、62号墓同作“”的两件一起随葬。另有63号墓的作“┐”的一件^[7]。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五座墓中，有四座墓随葬着两件或三件刻有独体符号的宽带纹彩陶钵。在四座墓中都有作“丨”符号的彩陶钵，多与刻着箭头形和半侧箭头形符号的彩陶钵随葬在一起。这种组合含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今后需要作进一步的综合分析。

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早期甲骨文的考古资料，甘肃武山县傅家门石岭下类型遗址中，发现了一座长方形祭祀坑，其中出土了带有阴刻符号的卜骨，共6件。“这些卜骨经动物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鉴定为羊、猪和牛的肩胛骨，器身不加修饰，无钻无凿，符号简单，可能用石制尖状器刻画而成”。如“F11：6为猪的肩胛骨，阴刻‘S’形符号。T25H1：25为羊的肩胛骨，一面留有灼痕，阴刻‘丨’形符号”。在92KWF11：6出土的卜骨上，阴刻着“＝”形符号。傅家门遗址距今5 000多年，这里发现的有着灼痕刻有符号的卜骨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图9）。此外，该遗址出土的一件敛口盆上腹阴刻有“×”形符号，还在一件陶瓶颈部阴刻“￣”形符号^[8]。可知当时这里的人们同时在卜骨和陶器上记有符号，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是值得思考和关注的。

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的马家窑文化，是以彩陶为文化特征的。马家窑文化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都有绘在彩陶上的符号。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的符号主要绘在彩陶瓶腹部的一面上（图10）。半山类型彩陶的符号主要绘在下腹的陶地上（图11）。马厂类型彩陶上的种类增多，以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中出土的彩陶上彩绘符号为例，“这些符号，绝大多数画在饰有彩绘图案的陶壶的腹下部（图12），少数画在陶壶或其他器物的底部，仅有个别画在器物上的颈部”。“发现画有符号的陶器共有六百七十九件，出于二百二十六座墓葬中。”其中几何形符号占绝大多数，共六百七十四件（图13）。“在几何形符号中，剔去重复的符号，共有一百三十九种不同的符号”，其中“＋”字形符号达一百一十六个。马厂类型彩陶上的彩绘符号，大多笔画简单，指事符号较多，也有少量象形符号。

图1　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装有石子的龟甲

图2　贾湖出土的有契刻符号的龟甲

图3　大地湾文化彩陶三足圜底钵

图4　大地湾文化绘有字符的彩陶残片

图5　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的红色彩绘符号

图6　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半坡类型“＋”形刻符彩陶钵

图7　半坡类型陶器上的契刻符号

图8　秦安王家阴洼出土的半坡类型刻符彩陶钵

图9　甘肃武山傅家门石岭下类型遗址出土有契刻符号与灼痕的卜骨

图10　甘肃静宁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瓶上的彩绘符号

自商周至西汉初期，先后出现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北部和四川北部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古羌族石棺葬文化，主要在双大耳罐上留有符号，笔画也很简单，一部分符号与马厂类型的符号相同，但出现了可能是标志羌族的徽纹，如寺洼文化陶器上的“”和甲骨文的“羌”的字形相同（图14）。但是这一区系古文化陶器上的符号，始终为独体符号，没有发展成文字，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2.长江中游地区远古文化的符号

长江中游地区的远古文化的器物上，也发现了刻画符号。距今8 000年左右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在少数的棒形石坠饰上刻画着符号。大溪文化距今6 000年左右，在陶器上发现了许多种刻画符号。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171件刻有符号的陶器残片，共有符号74种^[9]（图15a）。这些符号都刻在陶器的圈足底的外部，大部分的符号是在陶器烧制前刻上去的，也有在陶器烧制成后再刻画符号的。大溪文化的陶符既有指事，也有象形。杨家湾大溪文化的刻画符号的构成形态是纵向为主的，一部分陶符的结构是左右对称的，少量的是左右不对称的，个别的陶符是由左右两个不对称的纹样组成的，有以同样符号作一大一小的组合，大者在左下方，小者在右上方。如在左下方为大的“人”形符号，右上方为小的“人”形符号，组合成会意的复合型符号。也有少量的大者在右上方，小者在左下方。尤其需要指出有一些陶符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的，这可能是上述的由左右的高低大小不同的两部分构成符号的发展。这在中国远古文化的符号的构成形态中是独特的。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家河文化，在陶器上仍有刻画符号，其中大溪文化陶符中的“×”形和“キ”形符号，在石家河文化的陶符继续延用，“×”可能是数字的符号，“キ”可能是这一区域的某部族的徽号。

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器物上的刻画文字，是早于殷墟甲骨卜辞的一种商代前期文字。发掘简报中记述：“在陶器和石范上，不少刻有文字和符号。一期有十四件（连同采集的一件），在器物底部、肩部和器表，共刻有三十九个文字、符号，多者十二字、七字、五字、四字不等，少者一字”^[10]（图15b）。二期和三期上的刻画文字减少，由多符组成的文字也减少，只有两件器物上刻有两字。吴城遗址初步整理出的文字和符号共有66个，被分别刻在38件上。“这些文字绝大部分是在陶器成坯后、焙烧或施釉前，以及制作石范时刻画上去的”。字写得迅疾，乃草就而成^[11]。吴城商代陶文的似为数字的符号与大溪文化的陶符相同。构成形态以纵向为主、左下方大而右上方小的两个符号的相组合的特点，也与大溪文化陶符相同，表明两者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吴城商代中期陶文中的少量陶文与殷墟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文字相同，“如：有、五、土、中、祖、甲、网、田等字”。表明在商代中晚期，中原一带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古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图11　半山类型彩陶壶下腹的彩绘符号

图12　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出土的绘有符号的彩陶

图13　柳湾马厂类型彩陶上的彩绘符号

图14　甘肃西和出土的寺洼文化陶罐耳部的契刻符号

图15　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3.东部沿海一带远古文化的符号文字

在距今5 000多年左右，我国东部的鲁南苏北地区、环太湖地区的主要文化类型都发现了标于器物上的符号。最先发现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符号，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在山东省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和诸城县前寨、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等大汶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尊等器物上，发现了一些刻画和彩绘的象形符号。第一种符号由圆点和弧边三角纹组成（图16-1、图16-2），学者们分别释为“日”“日月”“旦”“鸟”。第二种符号是第一种符号下面加山形纹组成（图16-4、图17），学者们分别释为“” “”“岛”“日月山”。第三种符号是有长柄的斧头纹样（图16-3），被释为“戉”（钺）。第四种符号是有长柄的锛（图16-6、图16-7），被释作“钺”和“斤”。第五种符号似太阳出于木（图16-8），被释为“东”。第六种为山形上长着树的图纹（图16-9）。第七种符号是由上下两部分图纹组成的复合图纹（图16-11），被认为与甲骨文中的“南土”近似。第八种为内弧的四边形图纹（图16-12），被认为与甲骨文中的“丘”近似。第九种与第七种符号的上半部相似（图16-13），两者应是同类性质的符号^[12]。1992年在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也出土了大汶口晚期刻符尖底陶尊，腹部刻有“”形符号，与山东莒县陵阳河陶尊上的刻符相同（图17、18），表明当时鲁南和皖北的广大区域内通用同一样式的刻符陶尊。这种陶尊比一般的器物高大，尉迟寺出土的陶尊，高60厘米、口径30厘米。但陶尊的底部是尖底，可能要插于底座中，更会显得高大，“唯我独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类大型陶器是用于祭祀的祭器。祭器上的符号可能与被祭祀的对象有关，如“”形符号似日出木中，可理解为“東”。另一件陶器上的“” 形符号，与甲骨文上的“南”字相似，因此可能是分别祭祀东方、南方的祭器。“”和“”形符号很可能是族徽，唐兰先生释为“鸟”和“岛”，是古代鸟夷、岛夷的徽纹，以标有这两种纹样的陶器进行的祭祀，可能会用于祭祖。其他的符号中有可能是象征土地和方位的符号。我们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可能是用来标示被祭祀的对象，因此他是以独体符号（包括两个纹样合成的图纹）的面貌出现的。

图16　大汶口文化器物上的符号

图17　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画符号

图18　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

我国古代的祭祀文化产生于何时呢？最近在江苏苏州同里崧泽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红烧土筑成的祭台，为四面斜坡的复斗方形（图19），底边每边高1.3米，长16米^[13]。同里崧泽文化遗址还发掘了46座墓葬，墓葬出土陶器中，有两件灰陶壶的底部分别刻着象形符号。崧泽文化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的发现地崧泽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5 300～5 900年。上海青浦崧泽等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壶的底部及盖顶，也有刻画象形符号（图20），其中以四方八角纹最具有代表性（图21）。在陶壶底部刻画象形符号必有特殊意义，有祭台必定有祭祀的祭器，那么底部有刻符的陶壶有可能为祭器。

这种四方八角纹在我国东部沿海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古文化的遗物上也有发现。湖南安乡县汤家岗大溪文化的陶盘中饰有四面八方纹。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彩陶豆和盆上也饰有四方八角纹（图2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的刻有四方八角纹的玉片，这是凌家滩墓地4号墓出土的，该墓中随葬玉器96件，其中有玉人3件，玉龟一套。玉龟分背甲、腹甲两部分，刻纹的长方形玉片夹于背、腹甲之间（图23）。玉片长11厘米、宽8.2厘米。玉片的正中刻一小圆圈纹，其中刻四方八角纹，小圆圈纹又刻同心的大圆圈纹，小圆圈和大圆圈纹之间分为扇面形的八等分，各扇面形中刻一箭状条纹，形成了放射性的八条箭状纹，有指向八方之意。在外圆和玉片的四角之间也刻一箭状条纹^[14]（图24），这与汉代拭盘中的圆形天盘与方形地盘四角间的箭状刻纹相似（图25），可证凌家滩玉龟和刻纹玉片是占卜用具，玉片中心的四方八角纹可能与方位有关，如是这样，可称为四面八方纹，它是中国远古图纹的重要的构成框架，中国古文字的构成框架是否与其有关，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继崧泽文化而兴起的良渚文化，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4 200～5 300年。文明化程度有很大发展，这以最近在杭州附近发现的面积达270万平方米的良渚文化城址为标志，在浙江余杭等地发现了大型复斗形红土祭坛，一些大型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随葬。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多有刻画符号发现（图26），仅浙江余杭县南湖一地就发现良渚文化陶符10种^[15]。据不完全统计有32种。而且一些陶器上出现了多个刻符，江苏苏州澄湖遗址出土的一件黑陶贯耳壶腹部上，有黑陶器烧成后再刻上去的符号，自左至右并列刻画有“、、、”4个陶字，已构成一个句子^[16]（图27）。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贯耳壶，在圈足内刻有9字组成的陶文。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黑陶圈足罐，在肩和上腹部刻有8字组成的陶文。上述的多字陶文都是刻于黑陶壶上的，这些黑陶壶打磨光滑，制作精良，应具有礼器的性质，黑陶壶上的多字陶文已具有文字的性质。杭州良渚博物馆陈列中的良渚文化陶器上，有一些独体的刻画符号，有“×”“”“◎”等10余种符号（图28）。可以看出在良渚文化陶器上刻画符号，是有特定用意的行为。

继良渚文化陶文之后，龙山文化的陶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2年，在山东邹平县苑诚乡丁公龙山文化城址的考古发掘中，在一磨光灰陶平底器底部的残片上，刻着11个字，上面的字是在烧成的陶片上后刻上去的。自右向左排列书写，分为五行。字形偏长，弧线的笔画较多，有连笔，字的结构多为不对称^[17]（图29）。对丁公陶文，专家们有过集中的讨论，王恩田、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张学海、张忠培、陆公柔、邵望平、俞伟超、高明、栾丰实、蔡凤书等专家一致认为是古文字，是龙山时代的文字。

图19　江苏苏州同里崧泽文化祭台

图20　崧泽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图21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的黑陶壶底部的刻画“四面八方纹”

图22　大汶口文化彩陶上的“四面八方纹”

图23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夹有玉片的玉龟

图24　凌家滩出土刻有“四面八方纹”的玉片

图25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漆拭盘

图26　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图27　苏州澄湖出土的良渚文化黑陶壶上的陶文

图28　良渚一带出土的刻符陶片

图29　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出土的有刻画文字的陶片

图30　江苏高邮龙虬庄出土的龙山时期的有刻画文字的陶片

图31　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1993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也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刻符陶片，此陶片为一黑陶器口沿部分的残片，近于长方形，是用陶器的残片来刻纹的，刻符陶片的口沿部分朝下，也说明了这一点。此陶片上的符号分为两组，每组四个符号，自上而下排列，右面一组的符号的形体较方整，较接近甲骨文的字形。左面一组的符号的形体为横长形，似为动物的图形，以连笔刻画而成，是一组象形的符号^[18]（图30）。饶宗颐认为龙虬庄陶片的图纹“似可分为两组，一组四文。另一组作鱼形及动物的图纹”，是“古代祝尤巫术之写照”。丁公和龙虬庄龙山时期的刻画陶文，都是在烧成的陶器的残片上刻画的多字陶文，田昌五认为丁公陶文“是龙山时代的文字，有‘陶书’时代”。我们认为丁公和龙虬庄陶文是以陶片为载体的刻画文字，从这意义上可以称作“陶书”，这两处的陶书都有较多的连笔，是用较快的速度刻成的，应为巫祝在兴奋时在陶片上刻写的祝文或咒文。但从表象来看与商代甲骨文没有直接的关系。俞伟超就指出过：“龙山文字和商代甲骨文，很可能是两种文字。… …龙山文化的文字尽管可能影响到夏、商文字的发生，但其自身后来却消失了。”高明认为：“（丁公陶文）它是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反映出汉字的起源绝不是只经一次试验即走向成功的。”^[19]

4.二里头文化的符号文字

传说中的夏王朝是建立在豫西晋南地区一带，考古界大部分人的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目前的一些考古新发现提供了对夏文化的新认识，山西襄汾陶寺发现了距今4 000多年前的大型城址，在大城的中间还有小城，城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出土了铜器，成组的彩绘木、玉、石礼器，还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的残片上有朱书文字，有的学者释为“文”字，也有释为“昜文”二字，似是陶礼器上的标识文字。

二里头文化是当时古中国文明程度发展最快的，它有呈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殿基址，而且还发现了宫城。出土了最早的成组的青铜礼器和兵器，还发现了青铜器铸造作坊，显示出二里头文化产生了新的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的陶文大多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宫殿遗址中，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陕西商县紫荆村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陶文，大多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大口尊一般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20]。二里头文化共发现陶文20余种（图32），大部分属于指事性质，笔画简单，以直线为主。其中“”“×”等3种陶文与陕西龙山文化陶文相同。其中“丨”“‖”“”“×”“∨”等7种陶文与仰韶文化的陶文相同，其中的“｜”“‖”“”“×”等4种陶文，又和大地湾文化陶文相同。这些相同陶文中的“｜”“‖”“×”，在甲骨文中是数字。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陶文，笔画简单，多以直线构成，大多为中轴左右对称结构，主要为指事性质的陶文，但也有少量象形的陶文，在二里头文化的陶文中，象形的以弧线构成的陶文有所增多。出现了由左右排列的两个不同图纹组成的陶文，还出现了在两个方框中各自填着不同的符号，可能作为符号的外廓方框具有部首的意义。

二里头文化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夏文化，虽然这种看法存有争议，但对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也相应地得到重视。但要指出，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符号与黄河中上游古文化陶器上的结构形态较接近，而与东部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陶文差别相对较大。而早商文化是取代二里头文化的，这两种文化的符号或文字是有按一定的框架进行整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