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水器

位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距今4 000~5 000年。马家窑文化的陶水器以彩陶为特征，马家窑文化早晚出现的各式水器绝大部分是绘有花纹的彩陶。马家窑文化各式水器的造型的发展变化是出于改进实用功能的需要，马家窑文化各时期的彩陶水器上装饰纹样的发展变化是受到社会环境、文化观念、器型等方面的变化的影响。

马家窑文化彩陶水器呈现出器型由小型到大型、种类由单一到多样、花纹由精美繁丽到简化的发展过程。马家窑文化早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水器中仅见个别的尖底瓶，大部分为双腹耳平底瓶，是将尖底瓶的底部截平成为平底瓶的器型。平底瓶新器型的出现，与马家窑类型居住方式改变有一定的关系，马家窑类型的人们已放弃使用半地穴式的房屋，居住的房屋建于地面上，大部分的房屋内为抹光平整的白灰地面，先前尖底瓶只能插放在室内居住面上设定的凹坑中，现在可以在平整的居住面上随意地摆放平底瓶。马家窑类型中期的平底瓶的器型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农业定居生活的发展，生活中用水量不断地加大，为了增加平底瓶的贮水量，瓶腹在不断地增扩。为了使平底瓶放置得更平稳，底部逐渐加大。安放在腹上部的一双半环形耳可以系绳，便于在溪河中汲水。为了使系于器耳上的绳子不要滑动，在圆凸的耳脊上增设了大锯齿状槽。到马家窑类型晚期，上述的平底瓶器型的变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导致了马家窑类型彩陶水器器型发生了由瓶向壶的演变。由于瓶腹不断地向横宽发展，已由筒形的腹部变为宽大的腹部。原先适于筒形腹部成形的泥条盘筑法已不适用，改用分别做出上腹和下腹，然后拼合成完整腹部的成型方法，这样就可以做出盛水量更大的宽大腹部。虽然腹部变宽，底部变大，然而颈部和口部没有随之增大，发生了由瓶的器型转变为壶的器型。

马家窑文化中期的半山类型，双腹耳彩陶壶已成为主要的水器，器型迅速增大。甘肃景泰出土的半山类型早期的葫芦形网纹彩陶壶，高42厘米、腹宽35厘米、底径17.5厘米^[4]。器型之大超过了以往的水器。彩陶壶的数量不断增多，在甘肃广河县地巴坪半山类型中期遗址的发掘中，共出土陶器389件，内有彩陶307件，其中彩陶壶55件，泥质素面陶壶3件，在陶器中占较大的比例^[5]。地巴坪出土的半山中期彩陶壶的器型普遍很大，壶高在43.8~33.3厘米，腹部充分地向横宽发展，近于球形，腹部最宽处多为35厘米左右，底径一般在13厘米左右（图9）。这样大型的水器已不能沿用过去的方式进行使用，在双腹耳上系绳提携运行会不断晃动，而且不胜重负。半山类型彩陶壶的腹部膨圆而近于球形，不适合抱持，也不适合背负。据实际考察，这类大型双腹耳彩陶壶可置于头顶上，一般人头颅的宽度为14厘米，而彩陶壶的底部为13厘米左右，恰好安放在头顶。双腹耳距彩陶壶底部为12厘米左右，双手举起正好握住彩陶壶两侧的腹耳，因此彩陶壶的腹耳还特意做得向下倾斜，可使举起的双手把握双腹耳更为舒适，人们运载这类大型彩陶壶应是置于头顶上的。

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马厂类型，彩陶壶的器型是继承半山类型彩陶壶而发展的，彩陶壶成为马厂类型陶器的主要器型，壶颈变得粗短，口向外撇，可能不仅是作为水器使用，也作为贮盛器。彩陶壶的数量增加很多，青海乐都县柳湾遗址的第564号墓，属马厂类型，墓中共随葬陶器92件，彩陶壶要占到76件。只是底部增高，器型变得更高大，大的彩陶壶的高度在50厘米左右。但是彩陶壶的双耳距底部的高度仍然不变，由此双耳从腹部的最宽处略向下移，双手仍能舒适地把握头顶上彩陶壶的腹耳。我们作过将马厂类型彩陶壶置于人头上的实验，使用起来是得心应手的（图10）。在许多地方仍然把盛水的大陶壶置于头上而运行，程征先生在印度考察时，拍摄了一组妇女使用彩陶壶的照片，其中有印度妇女将彩陶水壶顶于头上行进的情景（图11），可作为研究马家窑文化彩陶壶使用方法的参照。

图1　由葫芦分解出的器皿

图2　半坡类型红陶尖底瓶

图3　庙底沟类型红陶尖底瓶

图4　西亚古代浮雕制陶图像

图5　鱼和鸟头纹彩陶葫芦形瓶

图6　鱼衔鸟头纹彩陶细颈壶

图7　人面寓鱼纹彩陶尖底罐

图8　仰韶文化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图9　半山类型彩陶壶

图10　置彩陶壶于头上运行

那么马家窑文化人们的头发型式是否适合将彩陶壶置于头上运行使用呢？我们从黄河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人头像的发型可找到答案。甘肃秦安县大地湾出土的仰韶文化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在人头像上的发式是披发，在额前还留有一排整齐的短发。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出土的马家窑类型舞蹈人物纹彩陶盆，图像中的人物的脑后留着辫发。甘肃广河县半山遗址出土的两件半山类型彩陶人头形器盖，一件人头像留着披发，另一件人头像的脑后留着蛇形的辫发。甘肃临夏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人头像上，绘着由头顶中向两边分开而下的披发纹（图12）。在青海乐都县柳湾遗址出土的马厂类型人头形器口彩陶壶，在人头像脑后两侧绘着交错的披发纹。上述的彩陶人头像的发式都是属于披发型的，而后这一地区的人们不断沿用着披发的发型，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被发复面，羌人因以为俗”，羌人的披发习俗是有很远的渊源的。这种披发的发型是很适合于将大型陶水器顶在头上运载行走的。这地区的先民出于不断增长的实用需要，不断改进制作陶水器工艺，不断完善陶水器的汲水、盛水、运水和倒水的功能，最后制造出盛水量很多的大型彩陶水器，大型陶水器的运用和甘青地区先民的披发发型是相互促成的，如果族人的发式是髻发的话，就不能采用将大型陶水器在头上运载的方式。而大型陶水器在古代甘青地区普遍使用，也推广和巩固了这一地区先民的披发习俗，所谓风俗习惯的形成是和自然条件、生产活动、生产方式、族群心理分不开的。

马家窑文化的人头形器口彩陶壶和人头形彩陶壶盖，是从实用水器大型彩陶壶分化出来的，器物上的人头雕塑的目、耳、口雕空，头顶上仅有小孔或半圆形孔，因此不是实用的水器，而是以表现人头像为主的特殊器物。马家窑文化彩陶壶上的人头像与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的人头像相比有一些新的特点，仰韶文化陶器上的人头像绝大多数是素面，即使是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瓶上的人头像也是素面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壶上的人头像毫无例外地绘着彩纹，用以表现人头像的头发或胡须，如上文所述在不少的彩陶壶的人头像上用细线绘着披发的样式。还有用来表现人物文面的纹饰，如一些马厂类型彩陶壶上的人头像的两眼下面绘着几道并行的黑色竖线纹。其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人头像的性别特征不明显，马家窑文化一些彩陶壶的人头像绘有胡须，显示出男性的特征。广河半山出土的一件人头形彩陶器盖的人像嘴下绘有一排须纹（图13a），另一件彩陶器盖上人像的嘴旁和下方绘着放射形须纹（图13b）；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壶上人头像的嘴上绘着胡子，马家窑文化人头形彩陶壶上的一些人像显示出男性特征，表明当时这一地区的氏族人们已产生了以男性为主体的祖先崇拜。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半山出土的两件人头形彩陶器盖的面部有着亦人亦兽的相貌，脸上绘满了类似虎豹的条状斑纹，可能是虎图腾的体现。在古籍中不乏古代西北地区民族有虎崇拜习俗的记载，如《后汉书•西羌传》记述了羌族视虎为保护神：“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在《山海经•西山经》描述了西王母是人与虎豹融为一体的神灵：“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到了汉代，以四神象征四方，将白虎作为西方之神，可说是来历很早的。

综上所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水器，多以葫芦或葫芦的一部分为模式，大部分为素面，是日常生活中实用的水器，完全属于物质范畴。半坡类型的陶水器以尖底瓶为主，是可以集汲水、运水、盛水等功能于一身的。兴起于关中地区的陶尖底瓶，不断地扩及陕南、陇东、晋南和豫西，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内相延成俗。一个习俗的形成、延续和推广，首先取决于生活的需要，由实用的功利目的驱动而相习成风。

半坡类型晚期出现以葫芦形瓶和细颈壶为代表的小型陶水器，其中有少量的彩陶，绘着鱼、鸟、猪面、变形人面等纹样组成的奇特图案。葫芦形瓶和细颈壶多随葬于墓中，应是与当时氏族人们的生死观念有关，他们认为生前是由氏族图腾化生为人，死后又返祖为氏族图腾。《淮南子•坠形篇》记述，“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是说中周人的祖先后稷死后潜于水，化形为鱼。因此葫芦形器和细颈壶上的彩陶纹样是用来表达氏族人们的文化理念。

马家窑文化作为大型水器的彩陶壶和表达祖先崇拜观念的人头形器口彩陶壶几乎同时产生的，虽然作为水器的彩陶壶的器型首先是根据实用需要而设计的，但是彩陶壶的器型逐渐向人形靠拢，如半山类型彩陶壶的口沿两侧有一对锯齿耳，没有任何实用意义，是来源自半山类型彩陶人头像的锯齿耳。青海乐都梆湾马厂类型遗址出土的厂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壶，在颈部绘一串贝壳项链，腹部绘四大圈网线纹（图14）。同遗址共出土的一件彩陶壶与这件人头形器口彩陶壶的器型和纹样十分相似，在颈部也饰一串贝壳项链纹（图15），在祖先崇拜兴起之际，彩陶壶的“制器尚象”成为当地的风俗。

图11　印度妇女将彩陶壶置于头上运行

图12　马厂类型彩陶人头像

图13　半山类型彩陶人头形器盖

图14　颈饰贝壳纹的人头形器口彩陶壶

图15　颈饰贝壳纹的彩陶壶

明末清初的学者对道与器的关系有所阐发，王夫之在《思问录•内篇》中提出：“尽器而道在其中。”顾炎武又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陶水器的样式，完全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制作的，是物质生产的产物，这类早期的陶水器属于“形而下者”。在特定的自然地理区内的人群喜好某类水器而习用成风，于是器通用而为风。由于黄河上中下游的自然条件的不同，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间，渭河流域的人们使用尖底瓶，黄河下游鲁南地区使用小型的平底壶和背壶，形成了“百里不同风”。

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不仅能制作形体复杂的精巧陶器，还能在彩陶上绘有涵义的图案纹样，半坡类型晚期的彩陶葫芦形瓶和细颈壶上的反映原始崇拜的图案纹样，是谓之道的“形而上者”，用来表达氏族共同体的文化观念，这就是器载道而成俗。

“形而下者”之器和“形而上者”之道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如马厂类型一般的彩陶壶和人头形器口彩陶壶，制器都是取形于人像的，由从下而上的不同层面体现出当时流行的祖先崇拜的风俗。风俗是在特定的人文地理区域内的长期积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现。

【注释】

[1]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J].考古与文物,1984（2）:6，7.

[2]张朋川.论黄河中上游彩陶上的鱼类水族纹［M］//黄土上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41-43.

[3]袁珂.古神话选释·伏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1,52.

[4]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J］.考古学报，1978（2）：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