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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赵祯“为人君，止于仁”，是位“恭俭仁恕”的治世皇帝，深受百姓爱戴。仁宗死后，就连老对手辽国人都很伤心，以至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足以说明其贤名远播。当时的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不无感慨地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很是怀念那段和平时光。

宋朝官员的待遇很高，以宰相为例，其每月的俸禄多达五十万文钱。按当时的物价，一斗米约五十文，五十万文钱至少能买一万斗米，而且还是优质米。

宋朝的商业很发达，在京城地带，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工商业者阶层，而且人数相当可观。以东京汴梁为例，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占到当时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多，这些人家里不起火，不做饭，三餐全部在市面上买着吃。

两宋都城繁华，物价却非常便宜，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在瓦舍内的熟食猪肉店里，一个壮汉只须花三十八文钱便可吃饱吃好。一只熟鹌鹑市场上才卖两文钱，一些时鲜的水果，也不过十文钱一斤。更有甚者，冬天从黄河上游远道运来的新鲜鱼，每斤也不到一百文钱。所以即便当时普通的老百姓，也有能力去大都市消费游玩。

宋朝人很重视休闲娱乐，在这上面的投入也很多。在两宋都城，装饰典雅的酒阁茶楼，是官吏文人浅斟低唱的好去处；而围棋、象棋、蹴鞠、关扑（一种以商品为诱饵赌掷财物的博戏），以及钓鱼、斗茶、斗蟋蟀，等等，则是百姓们非常喜欢，并积极参与的休闲娱乐活动。

宋朝市场上的布帛交易量很大，尤其是东京的南通巷，屋宇高大，门面广阔，排列有序，每天的交易量都以千万计。此外鄂州的武邦宁市场，交易量也很大。

宋朝人穿衣很讲究，在装饰上也不遗余力，最突出的就是销金。销金即是将黄金磨成粉，然后用粘合剂在衣服上印出纹饰，既漂亮又上档次，不光是那些官宦富贵、娼妓优伶喜欢，就是平民中稍有财力的，也无不以销金为风尚。因黄金是流通货币，所以官府对销金行为并不支持，曾多次明令禁止，结果却是屡禁不止。销金风越刮越猛，最后还出现了一个专门做销金生意的职业，南宋的临安城有数十家这样的销金铺，买卖异常火爆。

宋朝上层人士喜欢吃海鲜，尤其是甲鱼。北宋都城汴京，每天早上仅新郑门、西水门和万胜门三个门，便有数千担供应进城，而且一天之内全部卖光。南宋都城临安，城南的浑水闸一带，有一二百家专门卖甲鱼的摊点。

南宋都城临安和宁门一带，有专门为富贵人家操办酒席的生意，服务快捷，热情周到。如有人家中来了十几位亲友，须准备一二十道菜肴，这里顷刻便可备齐。由于生意火爆，也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比如那些新鲜的时蔬，永远都是抢手的热门菜，因而价格也水涨船高，夏天茄瓠刚上市时，每对可卖十余贯钱，就是这样，去晚了都抢不着。由于要的人多，一些贵族宁可多加钱也要尝个鲜，于是相互抬价，最后价高者得。那些茄瓠供应商们，甚至有一夜暴富的。

⊙没饭吃，去当兵

宋朝实行募兵制，官兵的待遇很不错。募兵制有时还可缓解社会矛盾，每有粮食歉收、百姓难以生存的地方，官府就会在那里大量募兵，去吃公家饭，百姓落草为寇或是揭竿而起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不过大量的募兵也造成了大量的“冗兵”。到了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宋军总人数达到了125万，军费开支甚大，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便有2000万贯之巨，战时则高达3300万贯！

⊙宽松的教育环境

宋朝的教育业非常发达，东京汴梁设有国子学、太学，此外还有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等学校。仁宗时，鼓励各州县兴校办学，到徽宗时，各州县的学生达到了十五六万之多，食宿全部由官府负责。此外还有许多私人讲学授徒的，其中尤以石鼓、岳麓、白鹿洞和应天四大书院最为著名。到了南宋，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地也建了书院，大大推动了学术的交流和文化的繁荣。

北宋的财政收入很高，一度达到16000万贯，即便在北宋中后期，每年也有8000—9000万贯入账。南宋时，平均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有10000万贯。而且，构成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以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为例，国家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税2162万贯，占30 ％，工商税4911万贯，占到了70 ％。

宋朝的采矿业十分发达，北宋时金属矿藏就有270多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15000多两、银219000多两、铜500多万斤、铁724万斤，铅9万多斤、锡33万斤，数量相当可观。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铁产量约为7.5~15万吨，而18世纪的整个欧洲铁产量才不过14~18万吨。值得一提的还有采煤业，当时东京汴梁有几十万户人家，冬天基本上都是烧煤取暖或做饭，很少有烧柴的。宋朝的制造业和加工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许多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厂、织布厂，以及各地的官窑等。南宋时，军器所的工匠一度达到七八千人之多，全部按期领工资。

宋朝的商业异常发达，北宋时，东京汴梁有六千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小商贩不下八九千家。在一些城市的周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上，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称为“坊场”（岭南称“墟市”，北方称“草市”），形成星罗棋布的交换网络，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据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记载，与宋朝保持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海外贸易十分发达。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据《梦梁录》记载，最大的海商用船可容纳五六百人。宋朝海外贸易分官营和民营两种，其中民营占大宗。出口的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等。进口的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宋朝的一些主要城市都设有“蕃市”，专门经营外国商品，此外还有专门供外国人居住的“蕃坊”，专门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的“蕃学”。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宋朝的贸易税收也与日俱增，从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的53万贯，到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的63万贯，再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的200万贯，一度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最著名的有河南汝州汝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禹州钧窑、河北曲阳定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座，其中前五个便是被后世盛赞为“千古绝唱”的“五大名窑”。所产瓷器釉色平淡含蓄，艺术格调高雅，不但受到达官贵人的追捧，还远销日本、高丽、中亚、西亚、印度、南洋等地。

宋初人口很少，仅有650万户左右。到了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增长到1600万户，到了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增长到近2000万户，几年后，亦即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达到了2088万户，实际人口约有11275万。金兵南下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人口峰值一度达到8500万。宋朝城市人口的比例非常高，人口超过10万户的城市有近50个，其中北宋都城汴梁的人口超过了100万，南宋都城临安则超过了120万。

宋朝的雕版印刷业，按体系分为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种，此外还有书院及大寺院中的印经院等。官刻以国子监为首，所刻书籍被称为监本，另有茶盐司、漕运司、提刑司、公使库及州、府、县学，都属于官刻体系。坊刻就是民间书坊所刻，其所刻书籍称为坊本，坊刻书籍以浙江为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称麻沙本。私刻就是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从质量上讲，官刻把关较严，差错较少；坊刻质量较差，但种类多，上市速度快；私刻注意精美，有收藏价值。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有许多都是大部头的，如《太平御览》有上千卷，《太平广记》也有500卷，《大藏经》则有1046部，5048卷，耗时12年，雕版有13万块之多。

宋朝的造船业很发达，北宋时，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当时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3300余艘。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神舟，船体巨大，约有600吨。南宋的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建康、平江、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地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此外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宋朝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则暴涨至六百余万贯。由于外贸发展，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仁宗时，将民间交子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到了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又改为会子。会子以铜钱为本位，面值有一贯、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又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的小面额。从乾道五年（1169年）开始，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后来由于展限年限、发行额度扩大，而本位金属货币却未相应追加，造成通货急剧膨胀，特别是宁宗时，又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一时会子泛滥，物价飞涨。嘉定二年（1209年），会子换界，官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人们纷纷拒收会子，并挤兑铜钱，会子进一步贬值。迫不得已，最后官府只得筹措了一千四百万贯铜钱来回收旧会子，危机才渐渐平息。

南宋时，官府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非常好，据《南宋馆阁录》记载，秘书省内设有浴室，并备有手巾、水盆等物，浴室后面是厕所，二者均由仪鸾司负责洒扫，要求“厕板不得污秽，净纸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积垢，平地不得湿烂。”总之是保持清洁卫生。厕所备有手纸，公务人员如厕后，可到浴室用水盆洗手，然后用毛巾擦拭干净。

临安城内有许多营利性的洗澡堂子，被称作“香水行”。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对士、农、工、商的服饰限制极为严格，比如香铺裹香人，须“顶帽披背”，质库（当铺）掌事，须“皂衫角带不顶帽”，即便走在大街上，也能对他的职业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就是那些卖药卜卦，甚至要饭的乞丐，也都有规格定制，无人敢逾越，否则众所不容。

北宋时，南方的烹饪技术传入东京，一时北馔、南食、川菜各显其能，相互竞争，极大地促进了餐饮业的发展。宋室南渡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南北饮食再次得到交流，临安城更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根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等文献记载，两宋时的烹饪技艺已经相当高超，计有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酒、冻、签、腌、托、兜等几十种，每一种都可做出二十个以上的菜品，可谓丰富多彩。

宋朝的蹴鞠（相当于现在的足球）相当普及，踢球者组织的团体有“圆社”“齐云社”等，活动相当频繁，甚至还有《蹴鞠图谱》等踢球专著问世。踢法有两种：一种是设球门，比赛进球的多少；另一种是比赛踢花样。踢花样的脚法有几百种之多，除用脚外，还可用头、肩、臀、胸、腹、膝等部位处理。宋朝出了许多球技高手，除了为人熟知的宋徽宗和高俅外，尚有一位道士，据说能“使鞠（皮球）绕身，终日不堕”。

宋朝的妇女非常时尚，服装样式几年一变，而且极尽奢华，“一袜一领，费至千钱”，很舍得下本。不过服装中最常见的还是“大袖”和“窄袖”。大袖因两袖宽肥而得名，深受贵妇们的喜爱，更有一种“销金大袖”，极是豪华奢丽。“金缕缝”是一种特殊的大袖，因过分追求衫袖宽大，一幅布不够，便用两幅拼接，如此中间便出现一道接缝，为不使接缝外露，特用一条镂金花边予以镶嵌，是为“金缕缝”；窄袖是宋代流行的女装，衣长至膝，袖窄，对襟，衣领为交领、圆领或翻领。

裙子是宋代妇女不可或缺的服装，宋代女子喜欢用丝罗裁制裙子，称作“罗裙”，一些贵妇为了显示身份，喜欢在罗裙上绣一些图案，谓之“绣罗裙”。在样式上，褶裙最为流行，褶裙即八幅大裙，前后各四幅，肥而多褶，便于舞踏。另有石榴裙，以颜色似石榴花得名。妇女们的休闲便服，没有系衣服的带子和纽扣，都是紧身的短褂，称作“不制衿”，这种形式最初出现在宫廷，没多久便流行全国。

宋代妇女流行梳高髻，髻高往往超过一尺，发髻上通常以金、银、珠、翠为材料制成的鸟形、花形、凤形、蝶形的簪钗为装饰。西南一带的妇女流行梳同心髻，发髻高二尺，上面插上五六只银钗，以及一个如手掌般大小的象牙梳。冠梳是宋代女性最有特点的头饰，即用漆纱、金银及珠玉等物制成两鬓垂肩式的高冠，然后在冠上插几把长梳。皇宫中则崇尚白角冠，也称作内样冠、垂肩、等肩，长的可达三尺，梳子的长度超过一尺，登车时需侧着头才能进入。由于此种冠饰太过奢靡招摇，仁宗曾于皇祐元年（1049年）下诏，作出尺寸规定：“头冠广不得过一尺，梳长不得超过四寸。”然而仁宗死后，此风再次兴起，且更加侈靡，梳子不限于白角，还有象牙、玳瑁。

南宋时，朝廷曾下令禁止百姓佩戴珠翠，临安妇女纷纷代之以琉璃。

宋代女性化妆，粉底用的是铅粉（也称铅华、粉锡，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铅，用作化妆品时，须以水调和，故称水粉），以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所产最为著名。画眉用画眉墨，也称“螺子黛”“黛螺”“螺”等，秦观所谓“香墨弯弯画”，李煜所谓“轻颦双黛螺”是也。当时市场上还有“画眉七香丸”出售。宋代女性非常重视点染朱唇，色调除朱砂和胭脂外，还有檀色，非常流行。唇式也有很多种，如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金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腥腥晕、小朱龙、格双、唐媚花、奴样子，等等。许多商人靠出售女性化妆品发了财，不但有零售小贩，还有批发商点，甚至还有创立品牌的，如中瓦前豆儿水、修义坊北张古老胭脂铺、染红王家胭脂铺等。

宋代妇女喜欢佩戴香囊，囊中放一玳瑁做的小盒，里面装满香，芬芳酷烈，不可名状。也有人将香药饼子钻个孔，用丝带穿了挂在脖子上，称做“佩香”。皇家宗室的妇女们进城，喜欢坐小牛车，车上放香球，袖子里也放两个。车子驶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

宋代妇女多乘驴出行，因而流行一种旋裙，前后开衩，便于骑乘。旋裙最初为妓女衣物，而后被一般士庶女性效仿，裙上折裥相叠，以多为胜。

牙人又叫牙侩、市侩，俗称牙子。宋代官府对牙人有明确的限制，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据李元弼在《作邑自箴》中记载，做牙人须有人担保，然后到官府登记，最后由官府发给一面木牌，上面刻有《牙人付身牌约束》，规定：“不得将未经印税物货交易。买卖主当面自成交易者，牙人不得阻障。不得高抬价例、赊卖物资、拖延留滞客旅。如是自来体例，赊作限钱者，须分明立约，多召壮保，不管引惹词讼。”牙人获得此牌，算是得到认证，在履行业务时要进行出示。客商也只能用系有牙牌的牙人，否则要予以查究。

汴京著名的瓦子有新门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侏康门瓦子、州北瓦子等。其中桑家瓦子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尤以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象棚为最大，可容纳数千人。一些卖药的、算卦的、卖餐饮的、卖旧衣服的、剃头的、剪画的、唱曲的，每天来此，生意非常不错。

南宋的临安城，沿御街分别形成了北、中、南三个商业街区。官巷口到羊坝头一段是中区，也是主商业区，在《梦粱录》中可考的商店就有一百二十余家；南商业区自和宁门外一直到朝天门外的清河坊，紧邻皇宫和中央官署，因而这里的商店档次比较高，珠宝翡翠、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应有尽有。北商业区在棚桥到众安桥、观桥一带，最大的瓦舍——北瓦子，以及礼部贡院都在附近，故而这一带集中了大量的书铺和餐饮店。除了这三个大的商业区，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街。各商业街具有一定的专业分工和特色，商店则往往以行、团、市等相称。如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横河头布行、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珠子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等等。这些行、团、市，有的是单纯的商店，有的是自产自销或代为加工的手工作坊店。清河坊与清泰街之间有一条巷，是专门产销扇子的，称作扇子巷，其他还有碾玉作、钻卷作、腰带作、金银打钑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等等，五花八门，涉及各行各业。

临安的餐饮业很发达，较著名的店铺即有上百家，如杂货场前的甘豆汤、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寿慈宫前熟肉、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等。饮食店可粗分为酒肆、餐馆、面店、茶坊、点心店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酒肆和茶坊。酒肆有官库酒楼和私营酒楼两种。官库酒楼为官办酒库所附设，有东库太和楼，西库西楼，南库和乐楼，北库春风楼，中库中和楼，南上库和丰楼，北外库春融楼等十三家。私营酒楼分包子酒店、宅子酒店、肥羊酒店、花园酒店、直卖店、散酒店、庵酒店、罗酒店等几类，较著名的有熙春楼、花月楼、嘉庆楼、赏心楼、日新楼、三元楼、五间楼、严厨、银马杓、康沈店、翁厨、任厨、陈厨、周厨、巧张、沈厨、郑厨、张花等十八家。茶坊较著名的有八仙、连二、连三、清乐、珠子、潘家等二十多家，此外还有一些配置妓女的“花茶坊”。酒肆、茶坊不仅是聚会饮食之所，还是评话、小说、小唱的表演之所。

临安城的流动人口较多，经常在四五万左右，由此也带动了旅馆业的发展。在临安城内，旅馆遍布大街小巷，这里的旅馆房间宽敞、设备优良、服务周到，是地方官员朝对、士子进京应试、豪绅巨贾行商下塌的好去处。城南江干码头和城北运河码头、西湖边、贯桥、礼部贡院一带，旅馆也不少。此外还有许多相对简陋的塌坊，多集中在码头区。

南宋都城临安有许多行会组织。入行会称“入行”，已“入行”的工商业户称作“行户”，行会的首领称“行首”或“行头”“行老”。行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官府办理本行行户的税收、科索（官府摊派）、回买，以及评定物价、监察不法等，同时代表本行协商事务、接洽业务，以及与政府进行交涉。一些大的行会都有会聚行人或办公的专门场所。

南宋时夜市大行其道。《梦粱录》上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足见当时热闹景象。临安城的夜市以御街两旁最为密集，其中清河坊、三桥址、官巷口、众安桥、观桥一带最为热闹。

南宋时商业繁荣，税收也日益增多，临安城内外，设有都税务、浙江税务、北郭税务、龙山税务、江涨税务等5处收税机构。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临安平均年商税达到了102万贯，相当于北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年）全国商税的1/4，居全国首位。

真宗时，京城富户很多，宰相王旦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除了大中城市，一些市镇和集市也很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市镇的数量在1900个以上，南宋也有1300多个。市镇之下，还有众多的乡村集市、庙市等初级商业市场。这些市场主要经营大宗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以中小商人居多，其中不乏腰缠万贯者，比如邢州张氏，以贩布起家，资产便在10万贯以上。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廷设立榷易院，规定所有从外国贸易来的香药宝货，不经官库不得私自交易，凡私自交易价值超过100文者都要论罪。到了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则改为有限禁榷，把外贸商品分为禁榷物和放通行物两类，除珠贝、牙犀、乳香等8种为禁榷物外，其余商品一律为放通行物，不过放通行物也必须在“官市”进行交易。淳化二年（991年），又进一步放松对放通行物的交易限制，规定只须在官市交易一半即可。

南宋都城临安的肉铺不计其数，鲞铺也有不下一二百家。酿酒业也高速发展，每年酿酒用糯米都在30万石以上。

宋朝农村的加工业与养殖业很发达，许多百姓因而致富，出现了诸如“茶园户”“乡村酒户”“花户”“药户”“漆户”“糖霜户”“水碨户”“磨户”“熔户”“机户”“绫户”“香户”“蟹户”等各种专业户。

南宋时，许多能工巧匠涌进临安，加之北方或蜀中的鹿胎、透背、缂丝、捻金锦等丝织品工艺的传入，致使丝绸生产进一步与农业分离，行业内部的分工更加精细，临安传统的绫、罗、纱等产品也得到翻新，逐渐形成了几种名品，如杮蒂纹绫、狗蹄纹绫、官锦、用金罗、新翻粟地纱、鹿胎缬、唐绢、刺绣等。姜夔在《灯词》中描写道：“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足见当时丝绸之华贵。临安的丝绸消费数量惊人，民间无论嫁娶、育子、过节、演艺，都要使用大量丝绸，丝绸交易十分频繁，当时直接经营丝绸或与丝绸有关的店铺，单御街附近就有二三十家。临安的丝绸不只内销，还大量销往外地或国外，而外地的丝绸产品也相应涌入临安，如萧山的纱、诸暨的吴绢、婺州的罗、台州的樗蒲绫等，进一步促进了本地丝绸业的发展。

宋朝的读书人很多。宋初参加省试的有2000人，太宗第一次贡举（977年）时增至5300人，到真宗第一次贡举（998年）时，则增至2万人。按《宋会要辑稿》中，参加发解试（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初级考试，只有发解试合格，才有机会参加省试）按5:1的比例取得省试资格的说法，则当时全国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至少有10万。后来因为参加贡举的人数太多，开始改比例解额为固定解额，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东南州军取解比例为100取1，西北州军为10取1，按这个比例，当时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至少有30万。到了南宋，读书人进一步增多，参加发解试的一度达到100万人。晁冲之在《夜行》一诗中写道：“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足见当时读书之普遍。宋人的读书意识也很强，如果孩子不读书，家长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宋时的学校大致有四种类型，即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和乡塾村校。中央官学名目繁多，包括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馆、四门学、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太学。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在东京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二百人，并制订了“太学令”。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推行“太学三舍法”，其中内舍和上舍分别招收300人和100人，外舍最初未限额，后来在元丰二年（1079年）定额为2 000人。徽宗时，又兴建辟雍为外学，太学共招收3800人。崇宁三年（1104年）到宣和三年（1121年）废除科举期间，太学成为唯一入仕之门，上舍生中的优异者，一般可直接授官，太学也由此达到鼎盛时期。宋室南渡后，于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时学生达到1700多人。

宋朝的各类书院发展很快。北宋前期有书院38所，较著名的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这几所书院原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人创建，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有了半民半官的性质。仁宗庆历年间，各地州府兴办官学，一些书院与官学合并，到神宗时，朝廷将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书院一度衰落。

宋朝的乡塾村校很多，有着规模小、分布广、收费低的特点，也培养出了许多栋梁之才，如王禹偁、吕蒙正、张齐贤、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

宋朝的科举制度非常成熟，取士名额也远远超过前朝。赵匡胤在位的22年中，录取进士近万名，而且一旦入第，殿试后即可授官，因此宋朝的公务员队伍非常庞大：太祖朝有官员三五千人，太宗朝增加到八九千，北宋中期为一万七千多，哲宗朝为二万八千多。宋室南渡后，疆土虽减少了五分之二，官员却进一步增加，光宗朝达到全盛，有三万五千人。

⊙特奏名与奏荫制

宋朝科举中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作“特奏名”，也称“特科”或“恩科”，即考进士多次不中者，可编入另册上报，经许可后参加特别考试，并赐本科出身。特奏名一样有入仕机会，即便不能出任职事官，也可得个祠禄官。此外还有一种“奏荫制”，即对一些高官子孙，不经考试便授予官职。如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一次荫补1460人，高宗绍兴年间，一次荫补更是多达4000人。

太祖登基时，三馆藏书很少，只有13000余卷。从太祖开始，北宋的历任皇帝都非常重视图书的收集保存工作，从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的150多年里，朝廷下诏和派员到地方征集图书十五次，诏书中大多明确征集范围、奖励办法、给予赴京献书方便等内容，并鼓励访求散逸域外的中国图书和外国著作，比如太祖赵匡胤便于乾德四年（966年）赏给157名沙门每人3万钱，让他们去西域访求佛典。经过不懈努力，到北宋末年，馆阁图书增至6705部，73877卷。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建于徽宗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年）。北宋官窑生产的瓷器土质细腻，胎釉俱薄如纸，色彩有月白、粉白、粉青、大绿、油质之分，其中月白为上品，粉青次之。釉裂纹片以冰裂纹为上品，梅花纹次之，细碎纹最下。所制器物多鼎、炉、瓶、觚等仿青铜器器形，另有笔筒、水滴、印泥盒等文具，均属佳品。

南宋建都临安后，按北宋汴京旧制重建官窑，先在凤凰山麓万松岭附近修建“修内司官窑”，后在乌龟山麓郊坛下另建“郊坛下官窑”，二者统称“南宋官窑”。南宋官窑比北宋官窑更成熟、更精致。其前期生产受北宋官窑和汝官窑的影响较大，壁薄胎细，胎色有浅灰色、灰、深灰和紫色多种，外上一层粉青、青灰或米黄色薄釉，以粉色为主，色泽晶莹澄澈如玉。釉面普遍开裂，裂纹疏密不一。所用瓷土坯略带赤色，器口釉质极薄，露胎处赤色隐隐，色泽如铁，时称“紫口铁足”。后期胎壁进一步减薄，且品种增多，器形也有所改良。

⊙皇家美术学院

太祖登基之初即建翰林图画院，此后历任皇帝均很重视画院的发展，到徽宗时，更是建制设学，将其改造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美术学院。学院不但有完整的课程计划和教学方法，而且还有招生、考试、寄宿等各项制度。画院的入学考试非常有意思，常以唐人诗句，如“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竹锁桥边卖酒家”等具有诗画意境的句子为题。招生对象既有士大夫出身的“士流”，也有民间工匠身份的“杂流”。职位分画学正、艺学、祗候、待诏，未得职位的称画学生。学制班次仿照太学分三舍三等，初入学为外舍，每年公试一次，过关补入内舍，隔年舍试一次，补上舍。上舍生分三等，上等任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试。课程分专业课和公共课两类，专业课包括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门，公共课则为《说文》《尔雅》《释名》等文化课。

南宋都城临安盛行豢养宠物和宠物竞斗，时称“教虫蚁”，如驯鸽、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鹦鹉念诗等，飞禽走兽，昆虫鳞龟，种类繁多，无所不及。由于市场需求量大，便出现了不少宠物交易市场，以及被称为“五放家”的喂养和教习宠物的专业户，甚至还有编书传艺的，比如斗蟋蟀之风大盛时，痴迷此中的宰相贾似道便编辑了一本名叫《秋虫谱》的专著。

宋时，一些茶坊、酒肆、食店为了招揽生意，往往会在商业行为中增加娱乐形式，以吸引顾客。就连各官营酒库每年开沽呈样，也会雇来社队鼓乐，官私伎女，然后游行前往州府教场一试高低，以此扩大知名度，宣传自己的品牌。此外还有一种“扑卖”的形式，扑卖又称关扑，是通过赌博买卖物品的商业行为，含有浓厚的娱乐游戏色彩。小额的赌博，即有可能赢取丰厚的物品，所以充满着诱惑。扑卖的商品多是供人观赏玩耍或者新奇的物品，名目繁多，且四季花样翻新，日夜不绝。

宋时，一些商业行为通过由俗到雅的加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如吟叫、嘌唱、耍令等。吟叫又称叫声，是“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然后“采合宫调成其词”，后来又发展出嘌唱、耍令等变化形式。一些非商业的行为也出现了娱乐化现象，比如讲经，便由寺院走到市井，进而进入勾栏，在这里，佛经教义不但通俗化，甚至可以庸俗化（说诨经），受到广大民众的追捧。

宋时，说话、戏剧等曲艺的渐趋专业化与规模化，也使脚本的创作人员独立出来，形成专业的组织书会，较著名的有古杭书会、九山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

南宋的民间娱乐组织多称“社”。临安城的“社”名类繁多，著名的有绯绿社（杂剧）、绘革社（影戏）、雄辩社（说话）、清乐社（清乐）、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锦标社（弩）、英略社（使棒）、角社（相朴）、傀儡社（傀儡戏）、圆社（蹴鞠），此外还有香药社、川弩社、同文社、同声社、翠锦社、古童清音社、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打球社、射水弩社等。这些民间文艺社团，有自己的“社条”行规，也有社首、班首等行会头领。

宋朝市场上有许多文娱类商品，名类繁多，且别出心裁，有“行娇惜”“宜娘子”等仿戏剧人物角色的物件；有“线天戏耍孩儿” “影戏线索”“傀儡儿”等杂技玩具；有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马儿、闹竿儿、花篮、龙船等鼓乐玩具；有秋千稠糖、葫芦、火斋糖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儿、糕粉孩儿、鸟兽象生、花朵等仿生糖果；当然还有砚子、笔墨、书架、书攀、簿子、连纸等文具物件。

王安石变法后，都城东京设置了市易务，召在京的牙人作务中的公务人员。牙人不仅负责务中的商务操作，还负有招引蕃商的义务，开始向职业化经纪人靠拢。

宋朝上层人士的洗漱十分繁琐，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之分。小洗面，就是换一回洗脸水，二人伺候，简单洗脸；大洗面，换三回水，五人伺候，肩膀和脖子都要洗到；小濯足，换两回水，二人伺候，只洗脚：大濯足，换三回水，四人伺候，洗到大腿根；小澡浴六人伺候，大澡浴九人伺候，负责递送口脂、面药、薰炉、妙香等洗澡用品。上层人士一天一般要洗两次脸、两次脚，隔一天洗一回澡。

宋代的运输业十分发达，南方的水果可及时运到北方，供上层社会消费。而且南方的水果在北方也有种植，如徽宗在东京所建的“艮岳”宫苑中，夹道便种有八十株荔枝，此外还有一株椰子树，不过这些主要是用来欣赏的。

北宋的文官待遇颇丰，翰林学士李昉曾说：“昉顷在翰林，前后出处，凡二十有五载。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学士谢恩日，赐袭衣，金带，宝鞍，名马，一也；十月朔，改赐新样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赐内库法酒，四也；月俸并给见钱，五也；特给亲事官随从，六也；新学士谢恩后，就院赐宴设，虽为旧事，而无此时供帐之盛，七也。凡此七事，并前例特出异恩，以见圣君待文臣之优厚也。”

北宋宰相的工资很高，神宗时期，月俸禄为300千（钱），副相即参知政事也有200千，春冬服各给绫200匹，绢30匹，冬绵100两，此外还有禄粟（每月100石）、随身侍从衣粮（70人的标准）、茶酒厨料（酒每日5升，料6斗）、薪（每月1 200束）、炭（十月至来年二月各100秤）、盐（7石）、草料（供马20匹），等等，可谓名目繁多。而每逢皇帝、太后、皇后等人过生日或其他庆典，还有额外恩赐，实在实惠多多。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宋廷给各级公务人员核定了工资标准，施行高薪养廉。该年京师各部门共支出俸禄3 834贯254文，后来工资上浮，到熙宁八年（1075年），这一数字增长至371533贯178文。以后官吏的工资虽也略有浮动，但年支出总额大体控制在这一范围内。

宋朝公务人员的假期非常多，据宋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记载，元日、寒食、冬至各放假七天，天庆节、上元节、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立春、人日、中和节、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分、授衣、重阳、立冬等也都放假，合计七十四天，再加上三十六天的旬休日，共计一百一十天，此外还有许多“人性化”假期，比如父母住三千里外，每隔三年便有三十天的定省假；在五百里外，则每隔五年有十五天的定省假；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儿女结婚时有九天假。以上这些全部都是带薪休假。

对于河北地区（黄河以北），赵匡胤曾专门下诏，允许民间贩卖私盐，只收取少量税钱，所以盐价很便宜。仁宗时，有大臣奏请废止此项规定，赵祯手批诏书，说：“朕永远不会让河北的百姓吃高价盐！”并把那些建议禁绝私盐的官员罢职外放。河北地区的父老乡亲们听说后，纷纷点火焚香，向着京城的方向顶礼膜拜，高呼万岁。

每年的正月初一，开封府都会放关扑（一种赌博游戏）三日，任由人们赌钱掷物，开心玩耍，官府绝不插手。

⊙舌尖上的宋朝

汴京人以面食为主，肉类和蔬菜为副，宋室南渡后，临安的食店多是旧京市人经营，既有北方特点，又兼顾南方习俗，呈现出南北合流的特色。主食的花样品种很多，除饭食之外，还有面食、馄饨、米面，以及各种饼，各种粥，各种馒头、包子之类。菜肴品种亦是名类繁多，有下饭菜类、羹汤类、粉类、干菜类、凉菜类等。厨师烹饪技艺精湛，光鱼就有三十多种作法，羊也有二十来种作法。肉食除家畜外，尚有各种野味，如貛儿、鹌、鹿、獐、黄羊等，极为丰富。

汴京的夜市很热闹，各种小吃、从食应有尽有，且价格便宜，像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等，均不超过十五文钱，另外还有煎羊白肠、鲊脯、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角子、姜辣萝蔔、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甘草冰雪、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角子，猪脏之类，种类丰富，令人馋涎欲滴。烹调方式有氽，如氽粉、氽鲈鱼；焅，如焅鸡、焅腰子；蒸，如蒸羊、酒蒸鸡；熝，如熝小鸡、熝羊头；炒，如炒鳝、炒鱼丝儿；炙，如炙鸡、炙羊；脍，如脍鲈鱼、生脍（羊肉）；腊，如腊肉；焙，焙腰子；煎，如煎肝；鲊，如鲜鹅鲊、大鱼鲊；烧，如酒浇江瑶；糙，如八糙鹅鸭，等等。烹调的佐料也很多，有盐、蜜、酒、醋、糖、奶、芥末、辣椒、花椒、豆豉、酱等。

宋时已有药物饮食，如决明子有清热明目、润肠通便的功效，宋人把它做成菜，如五羹决明、决明四鲜羹等，既可吃，又可保健治病。又如栝楼有润肺祛痰、利气宽胸作用，可做栝楼煎，调以清粥，治疗小儿咳嗽。

宋代不但有夜市，还有早市，汴京或临安的御街铺店一向是“闻钟而起”，大约四更天便开始卖早点，种类有烧饼、蒸饼、糍糕等，一直到早饭前才歇息。

宋朝将士常穿紫衫，其式样为圆领、窄袖，前后缺胯（下摆开衩），形制短且窄，便于活动和行走。宋室南渡后，因南方天气炎热，紫衫开始在士大夫中流行起来，成为取代公服、朝服的便装。由于紫衫太过休闲，极不严肃，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高宗诏令禁止文官再穿紫衫，此后士大夫们私下里又开始穿凉衫。凉衫也叫白衫，形制和紫衫类似，只是颜色为白色。凉衫流行后，又有人上奏，说此衫太素，有如孝服，既不美观又影响形象，应该废止。于是高宗又规定：除骑马之外，任何人不准再穿凉衫。

⊙史学家眼里的宋朝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邓广铭教授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在谈到宋朝时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