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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中国走出中世纪诸课题，在我已属于多年的心愿。

但心愿归心愿，真的做起来，便使我时时感到在撞一道硬壁。

谁都承认中国有过漫长的中世纪，而且多半还承认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率先进入中世纪。可是，问题一旦进入历史领域，麻烦便出现了。

就说“率先”吧，开端应该定在什么时间？怎样确定这个时间序列的起点？判断起点又依据什么样的尺度？

说起“漫长”，疑窦就更多。中世纪的终点应该定于何时？有没有临近终点却走了回头路？在这长长的时间序列中间存在着阶段区别吗？倘有阶段区别，又怎样确定分野？多年来通行的说法，即用将清王朝腰斩的方法确定由中世纪进入近代化的说法，从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来审视，真是如此吗？

诸如此类，在国内外学术界，当然都有诠释，有解答，但诠释和解答那样纷繁，只好用“言人人殊”来形容。

言人人殊，并不坏。做学问为的是求真理。马克思早就指出，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但是，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争论固然是认知真理的必由之路，争论各方却必须遵循一条共同的竞赛法则，那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历史属于过去。过去种种，都已是既成事实，而每种既成事实都只有一个，决不会因为逻辑上还有别的可能性而改变。因此，为了认知历史真理，首先必须确定历史事实是什么，否则便不可能说清楚为什么。而历史是一个过程，只有透过事变过程展示的各种现象，真象和假象，浮面现象和深层现象，侧面现象和正面现象等，才能较有把握地对于客观过程即历史事实作出接近真理的判断。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

我以为，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所准确复述过的唯物历史观的方法，才能尝试解开中国走出中世纪之谜。

然而正是这种尝试，使我感到在撞一道硬壁。

在我看来，由晚明到晚清，即由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那三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走出中世纪的曲折过程。但这样的认识，虽然差不多费了我很多年的时间，通过断续阅读昔人文献，近人论著，才得到的，却只是限于印象，自觉是相当粗糙的印象。为了把印象转化为认知，就要重新爬梳史料，清理史实，一个课题一个课题进行研讨。

《庄子》有言：“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近些年我企图实现自己的心愿，在教书编书之余，将有限的剩余精力用于走出中世纪过程的研究，不禁越发感到真是应了《庄子》的话。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小书便是证明。单看书名，颇为堂皇，《走出中世纪》。内容呢？那样单薄，不过是将这些年研究晚明至晚清的思想文化史，所作的随想，短论，以及替学术刊物做补白或替学术会议凑热闹的论文，汇编在一起而已。既不成体系，又失诸零碎，大有名不符实的嫌疑。

这样七长八短的文字，居然结成一书，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想一想，又感不然。孔子行年五十而知五十非。我虽已年逾知天命，却至今不敢佩服这位圣人，因为我觉得人不能不犯错误，但只要自己当初没有存心犯错误，只要自己知错即改，那么大可不必故作姿态，去否定自己五十以前的全部过去。这本小书的文字，大部分是平素读书思考偶得的记录。当初，无非为了记下自己已经弄清的问题，尚未解决的疑难，旋记旋置，没有想到集成一书拿去出版，因而虽然不成体系，却似乎还没有如培根当年讥诮“处理和传授科学的人们”时所说的那样，“在把科学提到世人眼前时系如此出于虚夸和卖弄，又如此加以装扮和粉饰，竟把科学弄得真似各部齐全，已告完工。”

这本小书的结集，首先得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倪为国先生。他不顾炎夏寒冬，跑到我栖身的小楼敦促，迫使我不得不找出那些凌乱放置的随笔、杂感和论文，重新审视，或删或补，逐渐编成一部书的模样。陆永玲代为搜集旧文，核查史料，并耐心地迻录了全部原稿，应向她深表谢忱。

假如这本小书，还能得到读者的一瞥，对我的考订论证，或驳正，或批评，那将使我非常感激。

这个增订本的由来，在前“小引”已有交待。

好几年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社长、高若海总编，就关心拙著的修订进展，而我迟迟未能着手，深感歉疚。

陈麦青先生可说是这个增订本和将出的本书二集的催生者。没有他不辞辛苦，同我多次讨论修订方案，主动代我物色各种新出的参考文献，密切关注我工作的曲折与进度，也许再版过程还要长得多。

我的研究室同仁和历任研究室助理的博士候选人，都曾以各种方式助我解决编稿的具体困难，在此一并致谢。

必须向我的妻子王桂芬医生示谢。她不仅令我对健康和生活无忧，还时时将我的文稿输入电脑，那劳累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