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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时间大约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距离马克思逝世已有十六年。

中国人知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间则更晚，目前还没有发现1902年以前明白提及这个学说的中文译著。那时距离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至少已有半个世纪以上。

然而，自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被介绍进中国，首先在辛亥革命前的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反响，接着在“五四”运动前后赢得愈来愈多的革命青年的信从。不过短短十几年，它便奇迹般地胜过了戊戌维新以来在中国竞相传播的各种新道理，变成了救中国必备的思想武器。

原因呢？毛泽东说得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

唯物史观自然属于最好的东西。如恩格斯所准确陈述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的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

承认这个简单事实，由这个基础来解释社会历史，就唤作唯物史观。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消说，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唯物史观本身，同样属于社会存在的哲学表现，只是更集中，更普遍，因而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这样，依照毛泽东的说法，那就必然要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迅即被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难道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最好的思想吗？显然不能如此说。就思想论思想，是说不清楚一种“外来”思想怎么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扎根的。

如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并不是什么“先哲”。例如，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把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便至少受到三方面先行者的启发。法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梯叶里、米涅、基佐等，发现引起革命的原因在于各个阶级的相互斗争；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为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而它的哲学前提，则应数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倘要追溯得更远，那就必定要承认普列汉诺夫所肯定的一位意大利哲学家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位学者以为古代和近代的不少历史学家，都很清楚地懂得阶级斗争的意义，因为他们都亲眼见过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3]。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自己的理论前提，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再承认的。他们的承认，丝毫无损于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声誉。相反却使人们了解，他的这一伟大发现，不但是他参加了并且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还是他批判地吸收了人类精神文化中间的各种精华的结晶。

那么，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前，唯物史观的某种萌芽形态，有没有在中国人的历史认识里出现过呢？按照逻辑，回答不应该是否定的，不然很难理解何以它东来伊始，就引起愈来愈多的先进中国人的共鸣。当然，逻辑不能代替历史，尝试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前史的若干材料，依照时间进程作一次粗略的考察，也许是合适的。

如同马克思学说的某些成份在西方可以上追到古希腊哲人那里一样，在中国，关于唯物史观所表现的简单事实，至迟从战国时代起，也不断受到学者们的探索。

古代中国的哲学家们都寻找过支配人间社会的法则。同在先的老子和在后的墨子相形，孔子关于世道的见解或许最不足道。他把历史看作一个连续退步的过程，而以为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人心变得愈来愈坏。他在晚年借编写历史来陈述自己的政见，便用这种尺度来裁断鲁国近代的政治是非，在字里行间表现他对“小人”，即非贵族僭越传统的礼，以致引起“君子”即贵族们的生存秩序瓦解，所感到的愤怒与不安。这种根据行为的动机来判断一切的历史观^[4]，据说就是孔子注入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史《春秋》里的总见解，被唤作“诛心”之论。由于《春秋》在汉朝被尊为根本大法，因而这种平庸的见解，居然成为封建的正统史观的滥觞。

然而孔子尽管把笔锋对准“乱臣贼子”的居心，却总算知道人还要吃饭，曾把国库有藏粮说成治民三原则之一。到战国，那些争夺宗子地位的孔门后学，已经不愁君主不送祭肉，于是多半忘了国家需要“足食”。这由《礼记·儒行》赞颂儒者道德高超的十五种表现，或者说十五派儒者的行为准则，竟没有一种以关心国计民生问题为荣，便略见一斑。那时只有荀况可算例外。

荀况是中国中世纪流行的大部分儒家经传的传授者，是西汉以后统治学说的真正教父。他是儒，所以他言必称礼。他是替封建阶级的未来利益辩护的学者，所以他说礼就必须给旧形式注入新内容。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令俗儒骇异的问题：礼是哪里来的？他的回答极简单：礼起于“养”。不是么？人人生来都有情欲，眼要观色，耳要听声，口要尝味，鼻要闻臭，体要休息，得不到满足就不能不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限制就不能不互相争夺，互相争夺就会导致社会混乱，乃至大家没法活。荀况认为，物有限而欲无穷，必须制定等级秩序作为界限，满足人们的欲求，也使欲求不至于超过物质许可范围，而物与欲得以相互扶持而不断增长，这就是礼的由来。这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而社会制度、等级秩序则是经济生活的产物，这个道理便在荀况的《礼论》、《正论》中被说出来了。

似乎毋需特别指出，当问题一旦涉及礼是谁制定的，荀况便背叛了唯物论，说那是“先王恶其乱”而想出的主意，从而表明他在根本上仍然是历史唯心论者。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生活在二千二百年前。

与荀况同时或稍晚，提出类似命题的，还有托名春秋时齐相管仲的言论集的《管子》。例如《牧民篇》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话固然失诸片面，因为物质生活资料充足与否，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不同标准，而道德文化也有能动作用。然而，从存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个命题不是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程度的思想萌芽么？再如《侈靡篇》，它的作者主张用提高消费来刺激生产，用珍重货币来作为调节消费与生产的手段，所谓使时俗变化的最好办法是“侈靡”。这在古代固然属于带有诗意的幻想，但不也同样可以看出经济繁荣程度决定着社会发展与否的思想萌芽么？

《史记·礼书》说到礼的起源和作用，几乎逐点重复了荀况关于“礼者养也”的观点。它是司马迁的还是褚少孙的作品，已难以考辨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司马迁赞同荀况，赞同《管子》。著名的《货殖列传》，虽被班彪父子讥为嫌贫爱富的自白，却是古代中国第一次尝试用历史事实证明求富图强合乎社会规律的记录。“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舜、禹以来的全部文献，耳闻目睹的全部现实，不都是证据么？“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如果编户齐民都不“患贫”，因而“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怎么会有工商的兴旺、财富的积累，霸业的成就，因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呢？当然，司马迁讴歌的是经营商业手工业致富的平民，并不同情直接从事生产却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奴隶。但他希望解开支配社会变化的内在秘密，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间求证商业发展和都市出现是自然趋势，却使他早在二千年前便从一个侧面描绘了社会基础构造的粗糙图景。

司马迁不是考察过社会实际过程的最后一位史学家，然而是封建正统史观凝固化以前的最后一位史学家。他还在世，按照封建专制制度剪裁过的《春秋》“诛心”原则，已经成为神学教条，因而他的历史见解也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斥责。尽管他首倡的为经济制度史立专篇的做法已成历史编纂学的传统，给封建生产关系的研究积累了系统资料，但在几百年里，几乎无人敢承认人的恶劣情欲的历史作用。

不过，荀况揭露过的物和欲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每当封建统治阶级腐化趋势增长时表现尤其尖锐，不正视是不行的。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受到叛乱的军阀长期困扰的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重视理财并进行赋税改革，于是引出了一部巨著，名曰《通典》。它的作者杜佑是有名的财政专家，但他的目光没有专门盯住钱帛，而投向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过去和未来。他当然在替唐朝统治的安稳打主意。他的主意的归宿也在于加固封建礼教的堤防。可是经验告诉他，如果帑藏空虚，则任何高超的道德说教也止不住皇帝宝座的晃动，而填满王朝府库的根本办法还是要让小农有东西可被搜刮。经验化为理论，便是《通典》开卷即声明的：“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树根或主干叫本。杜佑企图论证，只有解决吃饭穿衣问题，首先使农民不为无衣无食发愁，才谈得上“行教化”，也就是让他们服从统治者的主法和等级制原则，进而达到封建秩序井然的理想政治局面。他把这个认识变成了历史编纂体系，因此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开创了一个流派，一个把经济问题的解决看作历史变迁出发点的学派。

但杜佑虽然“以富国安人为己任”，并曾被想搞政治改革的“二王八司马集团”拥为宰相，却没有促使国家“致治”。原因很复杂，而他以为致治的症结在于说服统治者克制贪欲以恪守礼教，则无疑是重要因素。把人的情欲看作阻碍历史的力量，这种认识比起他的先辈荀况的学说来，自然是个退步。但他承认衣食问题的重要，与同时代的韩愈在《原道》中那套唯心史观的说教相比，谁触及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也是不难辨别的。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朝衰落以后发展得愈来愈缓慢，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因尚待研究，有一点则可肯定，即在日趋衰朽的封建躯干之上，只能生长日益呆滞的封建脑袋。因而，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窒息民族生机的理学信条，居然支配思想界八百年之久，便毫不奇怪。因而，自朱熹的地位实际胜过孔子以后，《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关于宗法封建制度已经“止于至善”的拙劣历史见解，居然成为正统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同样毫不奇怪。不待说，在这种昏天黑地的学术气氛中间，任何具有唯物史观萌芽性质的历史认识，命运只能是被当作异端邪说。

然而，至迟从十五、六世纪起，中国封建制度内部便有一股否定它的势力悄悄地在生长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股被道学家目为人欲横流的邪恶势力，活跃在都市里的市民阶级的先辈，起先在事实上败坏封建的纲常名教，跟着便需要有人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5]，就是说要使统治观念适应变化着的经济条件和市民生活方式。

于是，我们看到，替市民说话的作品，首先在这时的文学领域里出现。而在这时的思想史上，也冒出了被正统理学家斥为邪说，而其实是有利于市民阶级未来利益的见解。尽管他们的编造者，在主观上也许异常嫌恶商人之流，并且往往自称在继承或复活某种封建学说。例如王阳明学派那些来自下层社会的追随者，打着陆九渊心学的旗号，反对做《四书》章句的奴隶，反对做古圣前修的学舌鹦鹉，乃至发展到李贽那样公然申斥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即无是非，对谁有利呢？

所谓正统史观就是标榜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过明末清初的社会大震动，它遭到严重挑战是必然的。古怪的是，这场挑战却从清算王学末流开始，比如李贽的历史见解就受到明清之际思想家的一致攻击，甚至被王夫之斥之为“导天下于邪淫”。为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这班思想家，都是那时社会风暴的目击者。明末农民战争所暴露的封建制度的深刻矛盾使他们惊骇，清初统治者强迫被征服的汉族割断与以往文明的联系更使他们愤激。当风暴以文明程度较低的满洲统治的建立而趋于止息的时候，昔日的惊骇和愤激，便化作迷惘和沉思，要追究明亡清兴的秘密。《春秋》诛心式的老一套回答，即把个别昏君乱臣说成祸首，显然不够用了，因为崇祯不好算昏庸皇帝，他任用的若干东林党人也似乎不像乱臣。他们找来找去，以为祸始于晚明王学末流的空言误国，以致朝野上下都染上空谈恶习，遂使清朝统治者得乘虚而入肆行专制，于是他们便一齐向倒楣的李贽发泄怒气。这当然不公正，但有道理，因为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特征的王学，无论说古道今，都用“六经注我”的方法，置事实于不顾。拿这种态度，对待历史也好，对待现实也好，最终只能乱说一气。李贽歌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就是例证。因此，曾向正统理学进行挑战的王学受到清算，反而成为扎实地批评封建历史观的起点，便是合乎逻辑的。

在明清之际的学者中间，王夫之攻击王学最激烈，研究历史也最用力。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抨击论史专务褒贬、不惜曲解事实来借古讽今的宋明学风，强调没有离开历史变化而永久不变之道，强调必须看到历史在不断变通，治道只存在于时变中间，懂得此点才能使历史起到借鉴作用。可见，他不但触及历史的复杂现象，而且触及历史的某些本质，在见识上高于顾炎武。

但更令人感兴味的，或许还在于王夫之既承认历史在变，又总的承认历史朝着“日新”的方向在变。《读通鉴论》曾对后代学者围绕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问题的辩论表示鄙夷，谥之曰“无益之论”，理由便是攻之者固非，辩之者也不懂郡县制代替封建制乃“势之所趋”，并非秦始皇或李斯的个人意志所能决定。那么，他所思考的历史总趋势，是什么呢？一部题为《思问录》的小书作了答复。那里面论证：人类是禽兽变的，现代人是野蛮人变的；变异分“质”与“文”两个方面，血气属于人体的“质”，形仪属于人类的“文”；而引起变异的原因就是吃穿的内容变了，“食异而血气改，衣异而形仪殊”。那里面又接着论证：禽兽同人类的区别，在于禽兽不可能具备人体的“质”，而野蛮同文明的区别，在于野蛮人不可能具备文明人的“文”。结论呢？那就是人类历史总的在趋向进化，由野蛮趋向文明，但也潜藏着相反的可能性，如果野蛮战胜文明，强迫文明人接受野蛮人的风俗习惯，则整个种族便会退化。你看，他用的语言还是什么“质文递变”，做的结论也在反对“用夷变夏”，仿佛在理论上仍然没有越过孔门旧教的雷池。可是一瞥内容，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它属于一种历史进化论，一种远胜于墨翟、庄周以来关于人类发展史种种猜测的历史理论。它对一切关于社会永恒不变的僵硬教条，否定得如此有力，以致几百年后还激发着谭嗣同、章炳麟等冲决封建网罗的士气。

如果说，王夫之的理论努力集中于探索人类过去的历史，开始较清楚地解释以往人类活动同环境变化的相互联系，那么，他的同代人黄宗羲，则想通过揭露三代以来治乱盛衰的历史秘密，设计通往未来的“致治”道路。

黄宗羲写过《明夷待访录》。这部专门讨论封建国家制度的过去与未来的小书，曾以它所提出的反映市民阶级早期朦胧的民主要求，使二百年后的倡维新的改良派人士心醉。但我们感兴趣的则是他要求改善国家制度的历史理由。那理由，就是他所批评的君主专制的不合理性，以为君主专制非但是对尧舜时代君民平等的否定，更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日益尖锐对立的产物。“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而封建君主专制，正好颠倒了这种关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于是，由分工产生的君臣关系，被封建道学家混淆于自然形成的父子关系，结果官员不对万民负责，而成为“君之仆妾”。于是，由三代以上为解决衣食问题所产生的“治法”，变成替君主谋私利的“一家之法”，结果能干的“治人”也只得屈从于这种“非法之法”。于是，上古吏民将士聚会讨论军国大事以“公其非是”的场所，也变成“仅为养士而设”的学校，结果人们被迫唯君主个人意志是从，“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而平民失去教养，国家更不安宁。如此等等，凡涉及封建国家制度问题，很少不被黄宗羲从历史上予以否定。

假如研究历史仅仅得出否定的结论，那是历史虚无主义。《明夷待访录》并非如此。作者显然想论证封建君主专制所以应该否定，是因为它否定了过去曾经存在的合理制度，即如今称为原始民主制的那些事物。所以他的否定是为了肯定，肯定在未来应该限制君权，应该确立法治，应该尊重民意，乃至应该限制皇帝妻妾数目以防止宦官专权等等。在这里，叙述的形式是陈旧的，由术语到例证都没有摆脱儒家五经的影响。而内容是新鲜的，使人们开始感到向来被正统史观借以论证君主专制万古不变的历史理由，不但不成其为理由，而且适得其反，只能成为反对君主专制的体制即类似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新体制必然出现的历史依据。

不待说，进化观念不等于唯物史观，替市民阶级的未来利益说话更不意味懂得历史规律。黄宗羲在主观上仍把王阳明的唯心论当作真理，王夫之甚至没有正面触及君主专制的合理性问题，尽管他那样憎恶“孤秦陋宋”，表明他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别的学者似乎更差。例如与黄、王齐名的顾炎武，赞美过《明夷待访录》，但由他自命为“经世致用”大著作的《日知录》来看，他是对前书表达的朦胧的民主制度设想并不理解的。我们在这里重视的，只是他们从生活与实践的经验中所提炼的社会历史认识。如果王夫之没有在抗清失败后匿迹于文明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期经历，如果黄宗羲不是具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较早的东南沿海地区生活的感性知识，难道可能达到那种程度的历史认识么？不行的，即使他们把经史百家之言读得滚瓜烂熟，人们也很难指望在他们的历史观中披沙拣金。

如同历史本身常走的道路一样，它的观念表现也并非沿着直线运动。十七世纪的中国，大半时间在战争中度过。历史还没有给否定封建主义准备好充分条件，却给另一条历史法则再度提供了现身的机会，那就是文明较低的统治民族被自己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6]。趁着起义农民的政权立足未稳，而长驱入关劫掠革命果实的清朝统治集团，在八旗的马队驻防全国之后，便开始了这一过程。然而在现象上，则以强迫文明较高的被征服各族接受满洲社会习俗做起点。由此引出一系列的反抗与镇压，隔阂与敌视，猜疑与忌恨。

清朝统治集团很快发现，程朱理学那套纲常名教，是奴化汉族人心的有用工具。于是由皇帝率先竭力提倡，而不悟这一来，正意味着自己也被汉族封建文化所征服，并且是被一种代表腐朽的封建文化所征服。跟着这种被戴震称作“以理杀人”的文化政策，必然出现思想界的沉闷与窒息。王夫之的著作被埋没了。黄宗羲被说成清朝正统史学的宗师。顾炎武的反清主张被窜改，只有他的经史考证方法，受到躲避政治荆棘的学者们异乎寻常的崇拜。总之，明清之际冒出的那些历史的新认识，到十八世纪后期已在历史记忆里消失了，连康熙都已知道的圆形的地球，在这时大臣们的脑袋里，也重新变形为四方的大地。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类僵死教条又支配了全部历史观。

但是，就在被龚自珍形容为“万马齐喑”时代的清朝中叶，隐伏的社会矛盾已在激化为公开的社会危机，思想家们还能继续沉默吗？

以考据学大师著称的戴震，眼见雍正那样的专制君主，动辄援引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话头作为杀人的依据，首先忍不住，要起而争辩。他自视为生平最大著作的那本哲学小书《孟子字义疏证》，便谴责“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所以他要用真“理”来揭破假“理”。引人注目的是戴震所谓的真理，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古老命题，“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所谓欲，据他解释，便是人类引起日用饮食活动的物质需要，“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这分明是荀况早已发现的简单事实，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不但需要重新论证，而且需要借助“亚圣”孟轲的性善论作掩护才能公诸于众，可见在封建专制时代要说真话多么困难。

半个世纪以后，龚自珍又从另一个侧面攻击封建历史观。这位敏感的诗人兼思想家，打着复兴西汉《春秋》公羊学的旗帜，抒发自己的浪漫色彩很浓的历史政治理论。他曾经神秘地预言农民战争的暴风雨行将来临，他也曾大胆地宣称社会大变置不可避免。他细心观察着封建制度衰亡的种种迹象，他又苦心筹思着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全面对策。但我们更感兴味的是他认定社会必然变化的历史理由。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向来是封建制度万世长存的迷信依据，而龚自珍却表示可以承认，说是“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亿万年不夷之道”。乍看似乎悖理，细察则不然。原来，在他眼里，道是支配历史的总规律，而所谓天下兴亡，则指制度盛衰、王朝更迭那样的具体历史变化。这就否定了董仲舒以来把普遍规律与特定社会制度混为一谈的谬误，从而启发人们慢慢地懂得历史的永恒法则，就在于社会不断变化，因此“自古及今，法无不改”。

正像戴震幻想可用讲出真“理”的办法来说服封建君主不再“以意见杀人”那样，龚自珍和他的友人魏源，也曾经指望用回忆历史兴亡的办法说服统治者“自改革”。事实表明，他们都错了，都陷入了观念决定论，因此归根结蒂仍然是唯心史观。但他们提倡追求真理，提倡求索支配历史的普遍规律，则有利于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而不利于随心所欲地解释社会历史，也是没有疑问的。

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的后果时写道：“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7]

是这样的。尽管清朝的腐朽统治，由于很快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扶持，而没有迅速垮台，可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却比前几个世纪大大加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是萌芽，而成为破坏封建经济的一种力量。出现了第一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近代意义的资本家，人数虽少，却是前所未有的阶级。头脑更新的，或者半新半旧的，能用新语言批评旧事物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自然，还出现了人称假洋鬼子的怪物，表面同长着阴沉木脑袋的旧怪物水火不相容，实则从两个极端反对中国的民主革命。如果跟踪来到的不是所谓新旧思想的激战，那倒是怪事。

不过，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比预期的要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是把魏源的《海国图志》当作启蒙教材的。时间推移了四十年，封建的衰弱的日本，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富于侵略性的日本，正在虎视眈眈地准备反噬自己的千年老师。而中国的康有为才在说服皇帝学习明治维新实行变法，并以拥戴孔子做通天教主来显示资产阶级的软弱。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原因不拟在此讨论。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发育不良的中国资产阶级，终于自觉到要为创造一个适宜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而斗争了。他们的思想家的目光，便自然而然地投向进化论。

前面说过，中国人早有进化观念，包括历史进化观念。但这类可称为古典进化论的观念，缺乏严密的自然史依据，因而不能战胜占统治地位的以“天不变”作支柱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当要求改革的先进知识分子，发现科学的进化论已在西方传播，那种急切想了解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人介绍西方的自然进化学说，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时洋务派办的江南制造局先后出版过两部科学经典著作：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中文译者分别为李善兰、华蘅芳，都是近代知名的数学家。《谈天》即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赫歇尔的《天文学大纲》，它用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解释天体演化过程。《地学浅释》是英国地质学奠基者之一赖尔的名著，原名《地质学原理》，它论证地球及其表面的形成有个缓慢变化的过程，因而今天生活在地球表面上的动植物也是渐次改变而来的。人们知道，康德、拉普拉斯和赖尔的理论，都曾受到恩格斯的高度重视，认为他们从不同侧面打击了自然界绝对不变的僵化自然观，打击了上帝创世说^[8]。这两部谈天说地的著作，在先进的中国人那里引起怎样的反响，只要指出戊戌维新前后的几种论著，即康有为的《诸天讲》，章炳麟的《读〈管子〉书后》、《视天论》等，便可见一斑。

然而引起最大反响的，莫过于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这部以英国著名学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为蓝本的小书，尚未公诸于世，便在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领导人手里传阅，而在1896年出版后，更风靡一时，尤其在鲁迅那样的进步青年中间引起震动，给戊戌维新运动以极大的推动。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进化论证明人类发展是个历史过程，支配的规律就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社会有机论则以为人类社会是生存竞争法则的体现，通则便是所谓优胜劣败。达尔文的学说，属于自然科学的真理。被马克思赞扬为“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9]。而斯宾塞的理论，则无疑属于唯心史观，如“五四”前夜李大钊所批评的，只能“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但在戊戌维新时期，那些寻求改革中国“积弱”现状的先进分子，却从它的反面找到一个驳斥封建顽固派的口实，说是中国再不变法图强，便难逃“弱肉强食”的公例。

中国古代的哲学大都把人与自然看作统一体，而把自然现象看作人间祸福的征兆，历史观自不例外。既然达尔文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那么进化论传入中国，即使不被严复引向批判封建的僵化历史观，也已经同时打击了君主专制万古不变的迷信，何况他毫不讳言自己要否定的正是“道亦不变”呢。这就难怪那本半唯心的《天演论》如此激动人心，这就难怪“物竞天择”、“天演人演”顿时成了一切真假新党的口头禅。

进化论是通向阶级论的桥梁。但自然科学终究不等于社会科学，而且进化论的主要公式“生存斗争”说，即使作为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也是不完善的，更不能照搬过来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公式。恩格斯对这一点有过中肯的批评^[10]。因此这座桥梁本身需要改造。就在《天演论》问世不久，改造它的尝试便已出现，那就是章炳麟的《菌说》。

发表于1899年的《菌说》，写得比《天演论》更古奥，进化的观念却比严复更激进。章炳麟力图把从细菌发展到人的自然史过程描绘清楚。他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不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因为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矛盾，而它就是一切变化的根据。他论证，细菌变动物，猴子变人，道理在于进化是个序列，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序列，它的每个环节都有相对固定的界限，但正因界限是相对的，所以总是被生物进化的内在要求不断突破。于是，有机界中又斗争又合作，又冲突又谐调，在矛盾的相互作用中实现进化的奥秘，就被章炳麟开始揭破了。他进而尝试拿这个道理说明社会的变化，却失败了。因为他虽然强调环境变化与人类进化的一致性，虽然批评“弱肉强食”违反相互作用法则，却以为智慧程度与团结性能是社会进化的终极原因，结果同严复一样，失足掉进了意见支配世界的泥潭。

就在1899年，中国人听说西方有个马克思，发明了一种“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学说。那是在美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上，由一个英国人李提摩太和一个中国人蔡尔康合译的一篇文章里透露的。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吧，所以过了三年，才由做过李提摩太秘书的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再度提及，译名也变成麦喀士。这几个人显然都不欣赏马克思的新学，梁启超便胡说马克思只关心“现在”而不关心“未来”。

不过，那时的梁启超，仍然不失为一位“中国之新民”。他热心地宣传必须用进化论重新研究历史，于本世纪头一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激烈地指责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都是帝王的家谱，等于从来没有历史；次年又发表《新史学》，大呼“史界革命”，要把封建政治史革成“国民发达史”。他主张，历史应该考察全部人类社会的前进运动，“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从中寻找支配人类进化的共同法则。我们知道，列宁曾经指出唯物史观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其一便指它消除了过去的历史理论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的缺点^[11]。梁启超尽管本能地不赞成马克思，但既然还坚持用进化论看历史，既然还站在时代的前进运动中间，便不由得不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向唯物史观接近。这似乎是矛盾，却是事实。在近代思想史上陷入这种可笑矛盾的，梁启超可算第一人，但决非最后一人。

也就在本世纪初，中国的翻译事业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随着派遣出国留学的人数骤增，像严复那样“学贯中西”的人物，也就不再是凤毛麟角了。因此，几百年来靠略通中文的外国人或能说外语的中国人口述，而由不通外文的中国学者笔述的翻译，便被《天演论》式的翻译所代替。由于留日学生最多，因而由日文转译的西方著作自然也最多。转译可能失去原著神韵，却总比口授笔受式的译述更能存真，况且译者获得了选择权。这一变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用不可低估，有力的例证便是有马克思学说介绍的译著，1902到1903年同时出版了几部。

我们感兴趣的是其中两部：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以及署名“中国达识译社”，实为主办《浙江潮》的那班革命青年所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二书作者都是日本人，即福井准造和幸德秋水，后者是日本著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较早人物之一。

在前一书里，我们不仅发现有马克思生平和《资本论》概要的介绍，似较四年后朱执信《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有更详密的介绍，而且发现有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理论的综述，译文达一千一百余字。

在后一书里，我们首次见到唯物史观的中文陈述，照录如次：“社会主义之祖师，凯洛马尔克斯者，为吾人道破所以组织人类社会之真相，曰：‘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不难看出，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引恩格斯陈述的大意，虽然幸德秋水的日译也许没有这样笨拙。

倘说译介突然增多，不足以表明那时中国先进青年对马克思学说的亲切感，那就不妨再举中国人自撰的两篇论文为例，即1903年先后发表的《唯物论二巨子学说》和《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前文说的“二巨子”，就是达尔文与马克思，主题则为“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后文则比较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异同。二文作者都是马君武。

马君武在近代首先翻译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名声，淹没了他很早便置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民主派行列的历史，因而很少有人注意他曾经认为马克思学说比进化论高明。《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据附录可知参考过《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还参考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约都是据日本人的介绍，因为他误把恩格斯的书说成马克思所著。然而诸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即使只读过它的提要，也可能比较了解马克思学说的概貌。

今天看来，马君武对马克思学说，岂止不够了解，还有很大误解。例如把马克思的思想，比作乌托邦，例如指责社会主义者否定资本主义的“争利”，只能延缓社会进化。诸如此类，都表现出他的偏见。但历史地看，近八十年前的这位年轻学者，对马克思学说的确抱着好意予以介绍和评论。从他那里，中国人才得知马克思主张“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才得知本国工农差别不明显，其实是社会发展比西方落后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表现；才得知社会主义的理想远比资本主义的现实高尚；“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既行，则人群必大进步，道德、知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因此，他曾断言，假如社会主义实现了，那么达尔文所谓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生存斗争学说，便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你看，在这里，尝试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初步意向，难道表现得还不明显吗？

无需否认，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还是刚开始传播的一家之言，影响比不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比不上洛克的天赋人权论，比不上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比不上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但正因如此，我们便不禁对它传播伊始，就在先进的中国人中间赢得同情，就不断在革命者中间激起反响，而感到惊奇。

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我们发现那时某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见解，像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肯定农民革命，像章炳麟的《革命之道德》用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做尺度来判断各阶层拥护或反对民主革命的态度，乃至有些投机革命的人物也居然鼓吹阶级斗争等等。如果我们不注意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已开始传播，便常常感到不好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尝试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坚持到底，就是说把唯物史观本身也如实地看作一种观念形态，那么，在存在着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那个简单事实的地方，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尊重历史传统的国度，发现唯物史观的个别部分的萌芽形态，在思想史上闪现，又有什么奇怪呢？如果我们承认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曾被不少世代的思想家朦胧感觉到却苦于得不到完整而清晰表述的认识，那么，当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12]，一旦被介绍进中国，便较快被人们接受，不到二十年便被革命者承认是唯一的科学历史观，这不是很好理解吗？

[1]《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直排本，页1519。

[2]《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574。

[3]“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教授在他的优秀的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中，公正地指出古代的历史学家和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历史学家，都很清楚地懂得阶级斗争的意义，因为他们都亲眼看见过在许多城市共和国家范围内发生的阶级斗争。拉布里奥拉下面的意见同样是公正的，他说在现代国家中，规模广泛得多的阶级斗争到十九世纪的上半期越来越惹人注目。”《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页515—516。

[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页244。

[5]分工也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页43。

[6]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页70。

[7]《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8]《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450—455，页454—455。

[10]“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包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见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页161。

[11]“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