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子学》

通过讲学，对青年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是章太炎在辛亥以前的一项重要活动。1906年7月他到东京主编《民报》，9月又办起国学讲习会，内分预科、本科。听讲的中国留日学生达数百人。这一篇就是他为本科学生所编的讲义之一。

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怀有莫大兴趣，从戊戌到辛亥曾反复予以研究，留下许多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著。但论思想的明晰，文字的犀利，使过去和现状发生联系，让青年从历史中间获得知人论世的教育，则要数这一篇写得比较好。这只要看一看鲁迅的若干杂文和历史小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可知它对当时和后来的青年的影响。

本篇按照刘歆的《七略》，把西汉中叶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逐一考察各派的起源、发展和分化的过程，特别注意各派的思想特色同孕育环境的关系。

章太炎提出诸子都出于王官，表面上似同刘歆、班固的说法没有差别，实际上在论证古代文化都由统治者垄断，各种学问起初无不同统治集团内部的职业分工有关。以后胡适反对这个见解，认为诸子都不出于王官，但却无法否认各派学说代表人物都在替统治者打主意的事实。因而章太炎的这一基本观点，仍然属于没有被驳倒的一家之言。

本篇花了大力气，论证“儒术之害，在淆乱人之思想”。从孔子到孟、荀，儒家各派的政治观念，都被章太炎看作“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的表现。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二千年间变来变去，始终没有跳出所谓经学和儒术的框架，而近代的民主社会改革运动，仍然要以尊奉孔子为通天教主来显示自己的软弱，那便不能否认章太炎当时“激而诋孔”，其客观意义正在于要求学术同正统思想决裂，以满足新的时代需要。

对孔子和老子的关系的考察，大概可算本篇最有趣的段落。当然，老子西出函谷，是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如鲁迅所说，不一定是事实。但正因如此，便令人对章太炎解剖这一“猴体”的钥匙感到兴味。作者所举例证，如二程不认周敦颐，戴震鄙薄江永，再联系同时发表的《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都令人想到康有为如何对待廖平，以及戊戌后他对梁启超自立门户而无可奈何的“近典”。

作者那样憎恶不同学说的调和，也使人想起梁启超的作为。当时梁启超主持着《新民丛报》，就中国能不能革命问题，同《民报》论战正酣。他说自己旨在“调和君民之争”，“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并说这种“开明专制论”是所谓“最广义的革命”。他的依据便是中国古代诸子都有调和倾向。因此，章太炎要人们“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显然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驳斥梁启超。

本篇对周秦诸子的主要流派，都有颇具特见的评论。但作者过分夸大政治对学术的作用，过分相信古文经学家的说法，把“诸子出于王官”当作真理，殊不知它还有待于论证。同时，对于诸子的相互关系，某些推论也不够严谨。作者关于名家的见解，稍后在《国故论衡》一书里有更详尽的阐述，受到逻辑学史研究者的重视；但也过分估计了佛教因明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