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首任钦天监正

在十七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汤若望的名声仅次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但这位德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实际作用，应该说超过利玛窦。

利玛窦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入华，二十九年（1601）抵北京，至三十八年（1610）去世，在帝国首都生活了近十年。他获得皇帝赏识，结交大臣多人，并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李之藻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他的最大功劳，无疑在于使基督教在中国消声匿迹二百年后，重新在中国公开露面并赢得士大夫的尊重或嫉视。但他死得太早，他的继承人龙华民、阳玛诺等都才智平平；龙华民更昧于中国国情，企图改变利玛窦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遗风。假如没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竭力救护，那么欧洲传教士也许已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全部被逐出中国。

就在“南京教难”将平未平之际，年方而立的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J.Adam Schall Von Bell），作为受葡萄牙耶稣会派遣的教士，于明天启元年（1621）由澳门进入广州。这位日耳曼人，很快便显示只有他才能追步利玛窦的后尘。

他自入华起，便取姓名为汤若望，字道未^[2]。他于次年春节到达北京，随徐光启学汉语。他刚能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表达想说的话，便因为准备预测月食而显示了天文学修养。这事给了徐光启深刻印象，因而在崇祯三年（1630）他改定历法的主要助手、瑞士籍传教士邓玉函（Jodnnes Terrenz）病故后，他便立即奏请皇帝将汤若望从西安调到北京，与原在山西的意大利籍教士罗雅谷（Jacnbus Rho）同入历局。

不幸徐光启于崇祯六年（1633）便去世，他的继承人李天经懦弱无能，无法抵挡维护旧授时历的钦天监正魏文奎的攻击。不幸罗雅谷又于崇祯十一年（1638）去世，于是改定历法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汤若望的身上。那时他已成熟谙官场情形的中国通。

他本来不懂工艺技术，但他依靠自学和实验，居然制造出各种精巧的天文、光学、水力等仪器，时时呈送皇帝。这使崇祯认定他是个全能人物，居然要求他铸造“红夷大炮”抵抗一再兵临城下的满洲八旗马队。汤若望推拒不了，又无师自通，靠书本知识指导工匠铸造出了威力颇大的火炮。他没想到，这项工作使他获得了魔术师那样的声名。当满人通过被俘的工匠将铸炮技术弄到手时，也同时将汤若望的大名灌入耳。而汤若望精通天文，更给他的姓名蒙上神秘色彩。

因而，1644年夏季，不到三个月内，北京三易其主，全城一片恐怖和混乱。汤若望抱着殉道的决心出逃，没想到事态的发展正好相反。准备登极的李自成优礼他，接着入城的新政府也厚待他。为满清定策夺取北京以君临中原的大学士、汉军镶黄旗人范文程，入京后便立即拜望这位耶稣会神父。

这年旧历七月，满清摄政王多尔衮拒绝了前朝钦天监官员进献的新黄历，下令让西洋人汤若望主持编造次年新历。这就说明，正如以往改朝换代开初的情形一样，刚入关的新朝首脑也立即抓了“改正朔”，即以新帝国君主名义颁行新的历法，以使全国明白这个开国皇帝才真正代表天意。

多尔衮选中汤若望担负这个光荣差使，并非因为他是西洋人，而是因为他早在前朝就制定了很好的而没有颁行的历书。在他看来，作为被征服者，御前天文学家出身于中夏还是西洋，没有什么区别，何况满族在前明也被看作夷人。

汤若望对待两朝政府也一样。他本是西洋传教士，中国世俗政权的更迭对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世俗统治者在位能对传教事业带来好处。所以，他为崇祯之死悲伤，是因为他觉得崇祯不死，“那他为教会为人民所作的成绩，必还要增加的”。

清军占领北京，圈地令威胁到他的教堂能否照旧生存，他向新政府文官首领范文程投递要求享受与汉人住户不同待遇的禀帖。范文程立即下令对他的教堂、三千卷西文书刊和《崇祯历书》刻板进行保护。他岂有不知此举蕴藏涵义之理？因此，顺治元年（1644）七月，多尔衮召见并委任汤若望主编新黄历，他立即向多尔衮进呈一套西洋天文观测仪器，“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新法永依西洋新法推算”^[3]。

汤若望决定与清朝统治者合作，无疑出于世俗利害的计较，他没有顾及非世俗力量的帮助。但那力量却以偶然性现身，就是1644年9月1日的日食。这次日食，汉、回、西洋各派天文学家，都预测到了。但正值发生于明清鼎革之际，因此对于入蚀到复明时刻的准确预报，意味着恰当而适时的进行祈禳，意味着向民众展示上天对新朝的眷顾程度。多尔衮为首的帝国政府，对此自然格外重视，但他们面临三种预测，必须作出选择，以向全国发出祈禳的通报。实测结果，汤若望赢了，他用西法作出的预报准确无误，而汉、回两法作出的预报都有明显误差。

于是下一个月建元顺治的清朝小皇帝便举行了定都北京的入城式，而在这之后的顺治帝的登极大典上，正式颁行了汤若望主修的《时究历》，随即汤若望便被任命为钦天监正，即皇家天文台台长。这个位卑任重的职务，落到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位欧洲人身上，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破天荒。

然而汤若望接受此职却颇费踌躇，因为违反他当初出家时所发不担任世俗职务的誓约。最后在多尔衮强迫下和中国耶稣会会长傅汛济（Franciscus Furtado）的劝告下，他始勉强就任，条件是不去钦天监值班并不接受清政府俸禄。而傅汛济命他就任，又是出于世俗利害的计较，即怕因他坚拒而引起新朝皇帝对传教士的怀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