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天学”的轴心

虽然徐光启与利玛窦相处的时间只有三年（1604—1607），虽然利玛窦赏识李之藻的才智或更甚于徐光启，但在利玛窦去世（1610）以后，成为利玛窦一派“天学”在晚明首席传人的，正是徐光启。

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活动最繁也影响最大的时段，无疑是在北京的最后九年。陈述这段历史的研究论著很多，在我看来较全面又较可征信的，当数近年才有中译本的邓恩（George H.Dunne）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2003）。据此书及前揭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等，那九年在北京与利玛窦常来常往的学者和官员，有姓名事略可考的，便约五十人，其中不乏阁部要员。

相形之下，在利玛窦晚年交往的京官中，徐光启职级均低，于庶吉士散馆前试列三甲，留馆授检讨，从七品而已。也许由于他在馆期间越来越专注《几何原本》译事，妨碍读书正业，因而散馆考试仅列二等，未能晋授编修。而且才授职就丁忧南返。于是在利玛窦生前，他并非“天学”信众的轴心人物。

不过徐光启在利玛窦去世以后起复入京，还是做翰林院检讨，只是三年后循资转阶，职称提为左春坊左赞善，仍是从六品的小官，却脱颖而出，上升为“天学”的轴心人物。

那过程虽短，却很复杂。原来依靠利玛窦个人威望和魅力支持的耶稣会传教团，失去了老树的庇荫，便杂木竞长，继任会首的龙华民，既不满利玛窦的所谓间接传教策略（《利玛窦在中国》“目的与手段的倒错”一节已详析这个策略的矛盾，而近见邓恩书第七章力证龙华民不反利氏策略，缺乏说服力），也无力控制同会诸教士各显神通。来自菲律宾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力图分割耶稣会的传教权，更给耶稣会教团添乱。

但对传教士的最大威胁，却在此不在彼。就在徐光启回京复职之际，朝廷的混乱也近于沸点，连年出现部院大臣“拜疏自去”的怪事。恼怒的昏君索性改组内阁，迫首辅叶向高致仕，“独相”奸佞的方从哲，时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从此传教士厄运临头了。因为叶向高好西学，被看作在华传教士的护法，曾促使皇帝赐给利玛窦葬地，说是一部《几何原本》，便是赐葬地的充足理由。他被迫下野，无疑使西教失却了一顶红伞。而方从哲才入阁，便引用同乡私党沈　为南礼部侍郎，给西教压上了一块顽石。

沈　是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与徐光启、杨廷筠都曾“通家往返”。据说他是佛教居士，但在北京官翰林院侍讲时，没有留下反基督教的记载。所以，他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晋南礼部右侍郎管部务，成为留都群官之首，就上《参远夷疏》，并且不等皇帝准奏，即向南京的耶稣会教士发难，制造了“南京教难”，连徐光启也莫名其妙，在家书中说这位“平昔通家往返”的南大宗伯，——据黄一农考证，沈之侄沈棨，是徐光启任万历癸丑科（1613）同考官时取中的贡士，而管南礼部部务即位比尚书，故称宗伯，——“一旦反颜，又不知其由也。”

其实，徐光启应知其“由”。沈　的后台方从哲，既然挤掉叶向高而独揽相权，必定遵循敌之友即我之仇的传统权术，不择手段地借机发展自己势力。利玛窦生前广交的政界学界朋友，大多属于关心国事的所谓清流，也即属于依附宦官以取媚皇帝的所谓齐楚浙三党官僚共同集矢的所谓东林人物。而照正统道统的双重尺度，利玛窦等来自泰西的“远夷”，入华宣传“天学”，正是“用夷变夏”，也正是有不少成员改宗或同情彼教的所谓东林君子的软肋。浙党干将沈　，奉党魁方从哲派遣，出掌南国政权，怎可以私谊妨害党务？

再说沈　显然通晓权力游戏诀窍。他是两榜出身，在京又曾任国子监司业，即国立大学主管思想训导的副校长，深知举贡恩荫诸生的心念：好不容易通过逐级考试，钻进帝国体制内部，即使不能中举跻身候补文官行列，而生员身份也可坐馆训蒙或代人兴讼以保障衣食。这由《儒林外史》马二先生训诲匡超人、蘧公孙，说是孔夫子生于今世也必从事“举业”，可得反证。晚明的“举业”，除殿试由皇帝尸居主考虚名外，各级考试的权力，都由两京礼部操纵。不消说，沈　既掌南礼部大权，在他权威笼罩下的各省生员，必定如群蛆望矢，多半以他的取向决定政治风向。南昌曾是利玛窦取得“开教”成功的第一个基地，但在利玛窦死后六年，沈　掌南礼部部务后两年，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便有江西全省在南昌参加乡试的三百名生员，签名上书南礼部，要求驱夷人禁西教。接着南京也有多名秀才响应，指控西夷教士破坏三纲，夜间祈祷男女不别如聚淫，鼓吹众生平等如邪教等等。可知沈　颇知权术运作可以操纵舆论为政治服务。

难得的逆潮流而持真知者，正是徐光启。他初知沈　《参远夷疏》，立即不顾个人和家族的安危，给皇帝写了公开信，即著名的《辨学章疏》。他坦陈自己正是“远夷”利玛窦的天学信徒，所以信仰，就因为它符合传统的真理，并坚信这一普世真理必可验证，所以向皇帝提出三种验证方法，包括召集全部在华西方传教士到北京由皇帝主持考试等。

《辨学章疏》没有能够挽救传教士的败局。却使徐光启成为中国的“圣教三柱石”的第一支柱。他和李之藻、杨廷筠，都成为“南京教难”的受害耶稣会士的庇护者。论庇护的效应，徐光启不及杨廷筠，甚至不及李之藻。但从政治的学术的后果来看，徐光启在“南京教难”之后，地位骤升，以致幸存的欧洲传教士，也奉他为晚明天学的领袖。

正如《明史》方从哲传的作者所说：“论者谓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将这个方从哲引向败亡的一名权首，无疑要数沈　。

方从哲的罪过，主要不是反东林，而是媚君主。从明太祖取消丞相，而集决策施政统军三大权力于一身之后，中国的政体便走向君主个人独裁。这个独裁机制，要求在位皇帝全知全能，成为当代唯一活着的圣人。无论明初二祖及其子孙，怎样夸张自己是“真命天子”，而且一个比一个热衷于个人独裁，但从嘉靖到万历，君主越来越对“亲政”不感兴趣，乃至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却有大半时间不见大臣，以致内阁大学士，竟有在位期间没见过皇帝的尊容。权力独裁如此神秘，最终导致“神宗”不神，沦为宫内宠妃太监的傀儡。万历一朝近半个世纪，外朝大臣与内廷权力的互动，在后者几乎只有宦官口含天宪，正是皇帝已经沦为奴才们的傀儡的写照。

于是徐光启似乎有真“理”，却输给沈　的假“理”，而后者甚至可以轻易取得青年生监以上舆论拥戴，致使徐光启及其盟友，除违背王法给予遭难的耶稣会士提供藏身场所，此外就对现实权力无可奈何。

哪知先秦道家“反者道之动”的教义复显威灵。经历了万历末到泰昌、天启三朝的黑暗岁月，西来天学重获在华生存权。曾在“南京教难”中吃过苦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us de Semedo），遂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三人，称作“圣教”的三个“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