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不能称学派？

晚明学派林立，由清初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描述可知。十七世纪初叶的万历末到天启、崇祯间，蔓延朝野的所谓党社运动，把讲会活动作为议政求变的一种形式，一度出现壁垒分明的政治对决态势，那历史也早已备受中外学者注目。除人们熟知的梁启超、钱穆、谢国桢等人的相关著作外，在这方面的近著，台湾年轻学者吕妙芬的《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湾中研院近史所专刊87，2003），就很值得一读。

奇怪的是关于晚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著译很多，除利玛窦等传教士和入华教派史的资源以外，关于晚明改宗天主教的个案研究也数量日增。例如方豪、钟鸣旦等关于“圣教三柱石”的中文著译便屡见引用。然而将西学也作为晚明一个学派予以考察的论著，似乎只有民初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粗理其绪，以后八十年便置诸晚明史（包括南明史）的论者视野之外。我曾提出这现象不正常，因为不正视西学在晚清已经超出思潮史的范围，而在社会政治领域都已发生实际影响，那就不可能如实说明十七世纪明清更迭时期的历史全貌。最近得读台湾黄一农教授的新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不禁叹赏，以为堪称全方位地填补晚明史研究空白的一个突破。

据我寡闻所及，西学在明亡前有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一个在社会政治生活诸领域都具有影响力的本土学派，应该可说不成问题了。

那是个大题目，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待来者。我在此仅能说点从参与编纂《徐光启著译集》到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期间的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