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他向利玛窦问了西方政教，便想赴欧洲亲自考察一番。没有成行，那不是他的过错。假如他真去了，又回来了，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史，会不会是另一种模样呢？

在十七世纪早期的中国，他译介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难道他已感到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不讲形式逻辑吗？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名理探》确实翻译出来了。

他不想做官，却在全国各地乱跑。懂方言，又懂多种外语，声明他要从事语言比较。可惜，他只留下一部充满异想天开种种萌芽的《广阳杂记》，否则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他是否堪称比较语言学的中国鼻祖。

清初的这位小学教师，居然使大名士归庄一见就屈尊拜他做老师，而万斯同则一辩就服他的见识，累得黄宗羲亲撰洋洋数千言的长信给自己的高足驳斥他的议论，大有视他为少正卯的意味。为什么？就因为他居然宣称“朱子道，陆子禅”，宋明以来那伙大儒无非是一群僧道。难怪黄宗羲最讨厌他，而吕留良也要反驳他，但半世纪后李塨仍然盛称他的《求仁录》，识见超过朱熹、陆九渊。

他虽然也是刘宗周的学生，却与同门黄宗羲相反，以为老师批评王守仁的话才算“粹言”。他的同乡吕留良佩服朱熹，无疑受他的直接影响。但他虽然被曾国藩等推崇为清初“传道”四大名儒之二，最高见识却是提倡耕读合一，想用否定劳动分工的方法来挽救士林颓风。然而他到底还靠收徒讲学才能生活，可见这种主张行不通。

在清初曾因同南明政权有瓜葛而遭过追捕的这位胜朝遗老，虽反对王学，却也怀疑朱学，但在清中叶，却被曾国藩等硬派充“传道”四名儒之三。论者莫名其妙，议论纷纷，而不知他是桐城派开山方苞的“曾参”。雍正死了，乾隆要给自己的老子办丧事。方苞通过礼部尚书魏廷珍，建议恢复古丧礼，“闻者大骇”，害得魏尚书丢了官。方苞的设计便得自于他。自命为桐城嫡传的曾国藩，怎会不抬举他呢？

凡是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记得那里面描写的一位孝子，为了寻访父亲的尸骨而备尝艰险。那个有点丑化的形象，便是用他作为模特儿。但他读了《周礼》，便企图按照“儒以道得民”的种种规定，一一付诸实践。那是成天叫喊“躬行践履”的理学家们永远不想化为行动的。

为了实践老师颜元做人必须表里如一的教导，他每天记日记，忠实地记下自己的言行，结果出现“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的记载。闻者无不大笑，然而非笑者敢像他那样“不欺暗室”吗？

谁都知道他在明亡后坚持“反清”。但他的外甥“三徐”，个个在清朝任大官，不是尚书，便是宰相，而他也经常去外甥家做客。固然对外甥也有批评，但批评得最厉害的，却是不该将宴会延续到深夜，说是不合礼。于是，人们便不知他想的究竟是什么。

同顾炎武一样，他坚拒清朝统治者的聘请，不肯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但清修《明史》，他却异常关心，派了最好的学生万斯同去充当实际作者，还派了儿子黄百家去了解动向。据说，《明史》的体例，都由他最后裁定。他真心不同清朝合作吗？

一个湖南教书先生曾静，读了他的书，决定笃行，派弟子投书一个汉人总督，劝其举兵反清。雍正初这件轰动全国的大案，使他声名大振，在晚清被革命派尊作民族英雄。你道他的识见有多高？决不比他断了交的昔日密友黄宗羲更高，而且笃信朱熹关于严分夷夏之类理学说教。但他不甘于做遗民，居然想出用批点八股文做手段，向一般“识字秀才”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结果，他死了四十年，他的《四书讲义》之类八股选本，仍在坊间畅销。终于使曾静读得着了迷，道是“明末皇帝该吕子做”。这一来，他怎么会不遭到剖棺戮尸的报应呢？

章太炎衡论晚明三大遗老，说是“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但看了他《自题墓石》，末署“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却令人想到他的《永历实录》。曾经充当南明桂王政府外交官的他，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个政府从上到下都皈依天主教，当然不会不知道掌握实权的皇太后以教名“玛利亚”著称，也当然不会不知道由玛利亚皇太后主持的御前会议，曾决议派庞太监赴梵蒂冈请求支援桂王政府。然而这一切，在“实录”中毫无踪影。他“最清”吗？

大名福临，庙号清世祖，曾以他与董小宛的浪漫故事，赢得文学家的同情。这事已被史学家证明子虚乌有，虽然有煞风景，却无可奈何。然而文学家们却很少注意，这位皇帝最钦仰的顾问是西洋人汤若望，最迷恋的师父是禅宗大师木陈和尚，而他本人对儒学却毫无兴趣。

清代从祀孔庙的头一个理学名臣。他成功的诀窍，就是首唱孔孟之道已被朱熹说尽，人们只消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作真理，句句照办就是了。这识见来自谁？吕留良！但他可没有吕留良那么傻，深知许多话可说而不可行。他拒绝吕留良不要仕清的劝告，便自比山涛，而暗示吕留良不妨做嵇康，让儿子做嵇绍。所以他做官后，口口声声要笃行朱子之道，然而大谈此道就是什么太极、理气。难怪他死后可由皇帝赏给陪孔孟程朱吃冷猪肉的殊荣，而吕留良则遭灭门恶报了。

“张伯行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这是康熙晚年对两江督抚争讼所下的断语。然而，他尽管受到康熙袒护，清官不清的丑闻却不断被揭露，闹得康熙只好同意让他罢官抵罪。他学识俱劣，偏好著书刻书，所辑《正谊堂全书》即达五百余卷，而以二陆（陇其、世仪）道统传人自许。曾国藩等竟尊他是“传道”四儒殿军，令论者大惑。其实，只要看当年噶礼劾奏他如何庇护方苞，便已名其妙。

《聊斋志异》多次提到施愚山，那就是他的号。康熙间这位与宋琬齐名的诗人，所谓“南施北宋”，做过州县官，也做过翰林院侍讲，照例对清朝统治者是维护的。但他的《鸡鸣曲》，居然吟道：“长夜漫漫夜相续，啾啾人鬼同时哭。”他的《老女行》，居然不顾名教，代一位婢女问道：“主人欢乐夜未央，我独何辜宿空房？”

李光地的福建同乡，又是同年进士。他没想到，正当自己请假返乡之际，叛变的藩王耿精忠强迫他入幕府。他也没想到，自己力劝勿降耿精忠并密授蜡丸情报向皇帝请功的好友李光地，竟埋没己功，使自己遣戍关外，当了十六年的苦役犯。他更没想到，在自己被赦免回京并奉旨侍从皇三子诚亲王以后，埋头苦干了二十三年的一部数量达三千余卷的《汇编》，刚成书便被新即位的雍正帝夺去，改名《古今图书集成》行世，而自己却被再度追究四十多年前“附逆”的旧账，又一次被充军——其实是再次充当了宫廷阴谋的牺牲。五十年的坎坷，换得了一部卷帙空前的大类书，创造了世界图书史上的一大奇迹，值得吗？要看从什么角度去评估。

他被陈梦雷引进诚亲王府，又同陈梦雷一起因为是诚亲王的文学侍从而被雍正帝诬陷。但他精通西洋天文数学的名声，不仅由于康熙帝的称道而著称当世，更由于今本《数理精蕴》的结构源出于他而名垂青史。权术是可怕的，然而权术到底要受历史的审判，即使玩它的是皇帝。

字大可的这位先生，是清朝经学史上一位怪人。他丝毫不相信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但当阎若璩做出《古文尚书疏证》以后，他却做出《古文尚书冤词》，甘为伪经辩护。他没有说明理由，但人们如果了解阎若璩生前曾为后来成为雍正皇帝的那位皇四子的座上客，也许会了解他故意逆反的真正理由。

不注意清朝诗歌的人，绝对想不到这位诗人在康熙六十年间的影响。他认定诗歌是“有韵之《春秋》”，便说明他旨在用诗歌评骘现实。他想同“诗圣”杜甫媲美，至少在艺术性上缺乏可比性。但作为“诗史”，他也许值得研究，“尔不见：中原连岁战争处，千里萧条无一树？”谁能想象这是描绘康熙盛世的景象呢？

雍正亲自编定对他的审讯记录。在这份颁发全国的《大义觉迷录》里，他的形象被弄得如此可笑可怜，活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但雍正没料到，曾静的《知新录》，即他读吕留良书的札记，还有秘密传本。其中居然说：“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居然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看了这类话，谁还相信雍正所录曾静供词不是伪造呢？

他的诗话，他的菜单，他的收女弟子，都大受注意。但他说“予于经学少信多疑”，却罕有人注意。他真的多疑，说是岂止《古文尚书》可疑，《今文尚书》也可疑；岂止《周礼》可疑，《仪礼》、《礼记》也可疑；岂止七十子所传六经可疑，连记孔子之言的《论语》也可疑。他还抨击“道统”，说那好比道士在神授炼丹诀窍。然而章学诚窃其见解，却骂他是无耻妄人。有人却附和，不懂！

这位景德镇磁窑工人出身的徽州学者，无学不窥，著述等身，堪称自学成才的先达。但人们常常忘记他的楷模是陆陇其。他死后，终于同江永的神主一起被供入紫阳书院，实现了陪朱熹共进祭肉的追求。但也终于不免被《四库提要》作者挖苦一通，说他的经学造诣至多可同陆陇其相比。婢学夫人，结局大抵如此。

清代汉学的皖派开山祖。后来其徒戴震名高于他，就鄙称之为“吾郡老儒江慎修”。但在皖派众多大师中，他却是唯一不讳言自己学问乃受“西学”启迪的人。开拓者的胸怀，往往比他的追随者们宽广得多，于此又见一例。

他居然想“以理夺势”，向专制者讲孔孟真“理”，以制止他们“以意见杀人”。结果呢？乾隆皇帝注意到了，但不是注意他的“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道理，而是用他论证程朱假“理”的看法，去讥笑那些不满于“以满驭汉”的人，都是“假道学”，并因此赏给他一个进士头衔，这就叫“以汉制汉”。

一个怪杰。主持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在中世纪是最浩博的书目提要。但他本人仅留给后世一部说鬼谈怪的笔记。人们只注意那是《聊斋志异》的拙劣仿作，却不知那是把人间苦难化作因果报应，据痛苦化为谐谑的高明手段。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已见于无数文章引用，都道是他反对复古。好的，“何如拥万卷，日与古人期”，怎么解释呢？《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不是他的著作么？

据说他是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就《廿二史考异》来看，确乎如此。但翻开《潜研堂文集》，见到他所谓秦桧非汉奸辨的文章，却不由得吃一大惊，难道他竟然把考据作为迎合清统治者心意的手段么？

他的《十七史商榷》、《尚书考异》，当然是经史考证名作。但看到他的传记，说他每入有钱有势家，便作两手合搂姿势，说是搂回财气，还说贪污无所谓，传世的是书籍，这不由得令人大失敬意。原来他同后代某些文丐的想法，如出一辙。

他用二十多年做成的《朱子年谱》，号称考订精核。然而，朱熹同禅僧往来，沉湎于炼丹术，化名“空同道士邹”著《参同契考异》，公开诬陷同官妓相爱的旧友，诸如此类大有异端乃至性变态心理嫌疑的确凿事实，他不但忘记考订，还忘记著录。难怪行径相似的雍正帝对他大为赏识，特旨召见，破格提拔，还恩赐一套“朱子书”。

他以八十七岁高龄完成的《王荆公年谱考略》，竭力替七百多年前失败的改革家王安石雪谤。从此人们讲维新变法，都敢认王安石做先驱。但他著书的意向真在于此么？《考略》证明，他真正感兴趣的，倒在于替陆九渊至李绂之流的心学家雪谤，这些人都说过王安石好话，又都备受自命朱熹“正学”传人的道学家攻击。

他私淑戴震，又不满戴震。他认定与理学家辩论什么是“理”，毫无必要。他干脆宣称，理学即禅学，“阳明学亦考亭学”，唯有荀况的“礼”，才是圣学真谛，因而学者最高任务就是“校礼”。倘说清代汉学，变成礼学即荀学，那他堪称始作俑者。但是他又坚称天下学术随时必变，眼下既无真宋学，也无真汉学，有的只是学术之异。怎么解释他的自相矛盾呢？答案只能在他论礼之外。

乾隆死去那年中式的这位著名进士，据说经术小学词章集于一身。他本人对此三者却全都看不起。“使孔子生于今世，其所学者不过由明溯宋而止耳，当不远追三代，为无徵之言，而施诸于世，无一可用也。”你说，他算理学家，汉学家，还是古文家？

提起他的《汉学商兑》，骂声居多。但他作为号称汉学护法的阮元的幕僚，却敢于将此书献给阮元，而且书中指名骂阮元主编的《清经解》，如今看来真不可思议。

他是中国的但丁么？但丁说过：“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而建成这个古城的土地比人们所说的更有价值。”（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页135引但丁《宴会》4篇5章）他却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说他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未免悖于历史。但他在中国败于英国舰队的奇耻大辱之后，敢于篡改“以夷制夷”的传统口号，大唱“师夷长技”的新论，倒是堪称鸦片战后有理论勇气的一人。

一位受到地主和农民双方误解的新知识分子，只能躲到被英国占领的香港办报，以发表他的改革中国现状的议论。

由清代经今文学运动向改良主义运动过渡的中介人物。可是百余年来人们对他注意得那么少，也许这正是章太炎要写《哀后戴》的原因。

这位到袁世凯复辟时期还以高龄活着的“湘绮老人”，在晚年敢带着他的周妈直闯总统府。如此藐视传统礼义，谁相信他居然是位经学大家？

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考据学家，结束古文经学的大师，谁能想象他竟会去改编《七侠五义》？

头脑之新，手段之旧，在他身上成为鲜明的对照。假如只看《周礼正义》、《墨子间诂》，那你怎么也无法想象，作者是清末民主运动的热情支持者。

他对中国人只注目于脐下三寸的憎嫌，使《仁学》出现了这样荒诞的想象：假定男女生殖器，当初都生在额头上，使性交像西人接吻那样不避大庭广众，那就不会出现封建的性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