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

在中国，将思想变成文字，是很要小心的。许多年以前，我还在做小学生，就到处看到“敬惜字纸”的标语。据大人们说，纸上写了字，便通了神，假如字纸被弄脏了，随便乱扔，而遭到践踏，那是会被“天打”的。

后来，我上了大学，成了“知识分子”，也就是“思想改造”的永恒对象，这才明白那则标语的意思。原来，你用白纸写上黑字，就得当心了。比如，你记日记，写读书笔记，原是给自己看的，过后也许忘光了，却会有朝一日，都变成你犯有“思想罪”的凭据。无论你当初写过的东西，内容多么平凡，总有人能从字里行间，找出你做梦也没想过的微言大义，当作你“诽谤”、“恶攻”至上权威的证据。谁要是被指控犯有这类罪行，结果无疑都是很不愉快的。

十九世纪初叶，有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家龚自珍，在见闻众多因为作文著书亡身灭族的事例以后，曾写诗悲吟“避席畏闻文字狱”。文字狱，就是当局仅凭写在纸上的思想见解，判定作者犯了原罪。在中国，除了短短的几段时期以外，学者们和文士们，很少在日记里或书信中，完全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著书立说，由于顾虑所谓社会影响给自己带来始料不及的政治灾祸，越发避免坦陈自己的观点，更自不待言。

除了环境造成的审慎，中国学者还另负重担，那就是学界很难接受不同的声音，尤其是不同于当下权威的声音。权威与真理不是一回事，然而在中国二者往往被视为一体。因而，人们从事学术研究，不仅要自甘寂寞，还必须面对被指为异端的压力。正是这一点，使中国学者要坚持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变得格外不易。

近年中国的学术氛围，略有改善。那表征，用主流的权威的术语来形容，就是“松绑”。这个说法，等于承认中国学者在过去如同狱中囚徒，曾被紧紧捆绑。捆绑的绳索稍有放松，使囚徒的手脚略可活动，当然可说待遇有改善。但绳索略松，捆绑依旧，囚徒还是囚徒。要让中国的人文的社会的学术研究，迸发创造力，起码的条件是不受非学术的压力和干预。这是中国学者的世代期望，却至今仍属诗意的幻想。

我们的海外同行，对于大陆出版的学术论著，常感困惑，不解掌握那么丰富的材料，研究结果却如此贫乏？提出的某些见解，既新颖又具原创性，却尚未展开讨论，便突然噤声？有的海外学者批评，这情形表明大陆学者缺乏思想的深度。还有批评者指出，这情形意味着大陆学界，对纯学术研究，要么绝望，要么憎恶。我以为原因在彼不在此，当由迫使学术屈从权力的传统中寻求。

收入这部译作的文章，凡二十一篇。其中多数篇章，当初写作，只是为了记下自己的若干想法，以便继续进行专题研究。就是说，它们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备忘录，没有打算公诸于众。以后，出于非我所能逆料的主观的客观的因素，我同意结集印行，只来得及对拙稿进行小的修订和文字润色。这就是本书于一九八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中文初版。

由于本书初稿大半原是个人备忘录——或许因为我长期被捆绑，习于性成，而麻木不仁——在本书中文初版问世后，海内外的朋友们常将本书看作只是我个人观点的陈述。这使我很惊讶，因为这不是事实。我当初写作，旨在厘清历史实相，尽可能做到论从史出，力避以论代史。我虽不敏，却自知研究历史，不明细节，便不识大体，而我穷毕生精力，于中国历史能明一枝一节，便属奢望。我的专业训练，使我无法摆脱中国人文论著的写作传统。因此，本书受写给自己看的形式拘束，札记式的表达，尽管貌似简练，却可能给读者以自说自话的印象。

我没想到，安大略省教育研究所、多伦多大学的许美德（Ruth Hay hoe）教授，认为有必要将拙著这部小书，介绍给西方读者。她愿从中西文化的互动与比较的角度，选译本书的主要篇章，为本书英文版。她的工作，得到她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工作的同事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的支持。卜教授同意校订译文和翻译参考书目。我感激二位的盛意。同时我也感谢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Lynn Struve）教授，她同意校订部分译文。我相信，许美德教授的优雅译文，外加加拿大、美国两位明清史专家的认真推敲，这个英译本必将比我的中文原作更加出色。

至于拙著，我热切期待学者指正。

1989年1月8日，于多伦多。

附记：本序原载《走出中世纪》英文版（纽约M.E.Sharpe出版社，1990）卷首，从未以中文发表。今由熊明心译出，收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