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版　序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其实是近几年我撰写的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部分文稿的结集，包括若干篇短论，若干则随想，以及少量已刊或未刊的论文。

除论文外，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稿，当初所以撰写，或为自己弄清问题，或为准备别的论著，本来没有想到成书出版。同是文字，写给读者看和写给自己看，当然有不同的要求。既然为了写给自己看，而且多半属于平素随想随记的断片，那就必须在成书时进行整理。

这番整理工夫，费时就达一年。因为我的时间早被切割成许多断片，怎么硬挤，也没法保持做同一件事而连续几天不致中断。用断片时间来整理断片文稿，那结果可想而知。这部著作，无论从全书看，还是从单篇看，都呈现出若断若续的面貌，便是直接的证明。

篇章虽然若断若续，但涉及的问题却似乎不少。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从晚明到晚清，那三百多年间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多种课题，都曾是我关注的对象。因而，思潮，学说，人物，事件，在本书内纷然杂陈；经学，宗教，科技，文学，在本书内也脞然丛集。我所以会去扫视如此宽泛的历史田野，除了同我关于文化史分类的认识相联系，仍然也出于为专题研究作准备的需要。但因此也使本书的部分篇章，主要是那些短论和随想，显得过度的凝缩，凝缩成没有论证过程的结论或疑问。有几篇论文，可能也给读者以太简约的印象，则是由于撰写它们原为提供同行专家讨论的缘故，另外也由于我自己不爱喝掺水太多的或酸得牙疼的劣酒。

本书讨论的对象，从晚明到晚清的思想文化的历史，在我看来属于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侧面，这个过程就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的过渡过程，我称之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

关于中国走出中世纪过程的研究，在学术界其实早已开展，不过是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名义下进行的，并且受到名义本身的限制。

这场讨论，从我还在做大学生的年代便已开始，此后时断时续三十年，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三十年。作为旁观者，我觉得这场讨论，固然如有的学者所批评的，存在着一大缺陷，便是先立论，后求证，但也立下了一个功劳，就是将中国中世纪史的研究，推进了，深化了。

推进与深化的表征呢？明显的一点，就是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主要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角度，去探究从中世纪向近代的历史的过渡，已不限于中国经济史的专门范围，正在多种学术领域内展开。

讨论仍在继续，迄今为止还难下结论，在可以望见的将来或许依然难下结论。若干问题，包括中国中世纪社会内有没有可能孕育着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样的重大问题，在海内外学者中间继续被提出，被研究，被争论。那有什么关系呢？一切学术问题，总是通过反复研究，反复争论，才有可能由异趋同，或者竟不可能趋同，但无论如何都有益于揭示历史的底蕴。

比如说，十七世纪中叶前后，中国社会发生过剧烈的震动，那是谁都承认的。但从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次震动的解释，虽然异说纷纭，却不是落进王朝治乱史的陈套，便是陷入观念决定论的旧网。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趋向于承认，至少从晚明起，中国社会的确在酝酿一种不同往常的变化，一种明显脱离中世纪旧轨的变化。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然而，在我看来，这场讨论还受到名义的限制，因而造成了讨论的麻烦，也框住了讨论的视野。

好用模糊的但是流行的概念，应说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一种常见病。时常可见这样的学林大战：参战双方或三方，拿着术语相同或不同的概念，争论得一塌糊涂，把读者闹得稀里糊涂，最终却不了了之。原来，谁都不注意概念的涵义的精确性，使用的同一概念可能是“同名异实”，使用的不同概念倒可能是“异名同实”，争论成了“聋子对话”。更不幸的还有呢，那便是大家都用一种概念进行操作，对概念的涵义即名义的理解也不错，因为它具有流行的权威性，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来，却被限制在这种概念所表现的狭隘观念之内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便可归入这么一类。

不是吗？多年间，有种意见相当流行，就是以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母子关系，苗土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定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胎儿或幼苗，好比圣母玛丽亚无夫受孕而生下圣子耶稣一样。关于商品经济的这种模糊概念，是旧式苏制教条，明显背离马克思关于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的见解。然而，它被引进以后，在我们这里变得更加模糊，似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同一个白骨精的两个化身，岂止一棍子打不死，十棍子也打不死。对商品经济“来了”的惊慌，在实际生活中造成怎样的混乱，由那十年内乱期间把堵鸡屁股眼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壮举，至今还在农村留有“鸡屁股银行”一类好听的术语，便可见一斑。

人们在谈论“史学危机”，在评估传统史学，而往往集矢于清代以来的历史考证学，甚至称它为封建史学。我以为，如果寻找中世纪史学传统的踪迹，那么找到历史考证学，起码是找错了主要对象。研究历史，不是首先研究历史本身，不是首先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历史事实，而是首先揣摩上意，密察风向，猜度政治生活上的时样和流行色，再据以剪裁史料，编织史著，涂饰史评，这不正是中世纪晚期的“正史”学风么？这种在近代屡受冲击的传统，一度以“左”的形式复活，给史学造成巨大伤害，不是更值得痛定思痛么？

以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虽然也被迫中断很久，但作为史学界盛开过的一朵花，无疑也不能不受风气影响。

比如，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也就是封建关系的解体过程，不外是劳动者同他所有的劳动条件分离的过程，这正是马克思反复论证的。但我们的萌芽史研究，很少从这个角度讨论，总把眼光盯住商业和手工业史，审视商品经济的活跃程度，这就不能不说是受到以前那种流行意见的感染^[1]。

又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过程，给人以强烈的整体感。与这个生产方式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往上的政治关系和法的关系，以及更高层次的宗教、哲学等，都逃不出他的法眼，从容自如地信手拈来补充主要论证。因此，他的分析和结论，即使反对者也不敢轻易否认，而以为那属于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体系。我们的萌芽史研究呢？除了辛苦地在搜索商品经济的材料，便是在计算剥削程度^[2]。这些年情况已有改变，商人家族和手工业行会的系统研究，已开始受到重视，但暂时还处于材料清理阶段^[3]。这也不能不说受到以往狭隘观念的限制。

因此，我们的萌芽史，即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史，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但显示只在史料的搜集，个案的研究等；而存在的缺陷也引人注目，主要就是整体研究徘徊不前^[4]。

为了理解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程，本来就需要多角度的研究。道理很简单，社会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个整体，是个全局，是个时空连续体。要再现这个过程，倘只从一个角度去考察，即使钻研得很深很细，那也只可能反映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从这个要求来说，萌芽史的研究，不过只抓了一个角度，而从这个角度看到的侧面还很不完整，怎不令人失望呢？

相形之下，从其他角度进行考察的工作，除了思想史^[5]以外，似乎更难令人满意。把政治当作历史的主干，是我们史学的一大传统。照说从政治史角度去探究由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过渡，应该受到充分重视，至少明清史的研究应该如此。然而直到近十年，把清史当作一个过渡过程打通考察，才正式提上研究日程。至于从文化史角度去考察，则起步更晚，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我就置身于起步很晚的一个行列。我认为，从文化史角度讨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不仅是为了填补研究的一个空白。研究历史同研究任何问题一样，有时只消变换一个角度，便能获得新的发现。近几年，我们的研究，纷纷越出自造的雷池，从古代和中世纪的一般精神的高度，去俯视那些时代的各个领域的精神文化及其物化形态，很快就在研究中出现若干突破，就是例证。

但起步终究是起步。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文化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这不是说理论不重要，而是说不能用文化学代替文化史。我完全同意，只要有利于揭示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妨尝试各种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所以能够获得最佳的成果，无非因为它能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通过详细占有材料，探寻出存在于历史本身中间的种种实际关系。假如不先弄清“是什么”，便急于回答“为什么”，那么这种回答无论说得怎么头头是道，却总不免令人怀疑这个“道”，只是心造的幻影。

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当务之急正是要多问是什么。本书也就是一个反证。有些文稿，原先毫无想写的意思。只因校书注书，需要查考某人生平或某事真相，往往遍索群书，不是毫无所获，便是徒增疑惑，只好自己动手，从材料辑集考订等起码工作做起。那结果时常大出意外，或者发现通行说法不合实际，或者发现所谓原始记载本不可靠，或者发现貌似小事的后面大有文章，于是便拣了几个问题做成文章。我的经验自不足道，所得也无非一砖一石。但我想，建构宏伟大厦总要从一砖一石砌起，要不然便至多一张蓝图而已，这点经验也许可算一个说明。

因此，也就有了本书。内容呢？当然不过是散砖碎石的集合。既是集合，就该略显秩序。于是，在结集时，目录稍加分类，序次依时排列。全书大致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两篇，都是随想和短论的缀合。前一篇五十则，多半讨论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化问题，也说到了十九世纪，同时还时而回溯中世纪的其他时期。后一篇则是关于晚明至晚清有关文化人物的随感录，共写了四十三人，主要是些学者和思想家。无论问题还是人物，我都看作走出中世纪过程里不同色彩的文化表现。

第二部分十篇，属于若干具体历史材料或文学作品的考证。它们几乎全是过去校书注书的“副产品”。现在择出并合为同类，除了敝帚自珍外，还由于从中可见那个时代，某些古旧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的遗存，给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带来的种种困扰。

第三部分九篇，大都在考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以后，在走出中世纪过程的不同时期，在中国引起怎样的碰撞和变异。不过主要限于思想和学术。其中五篇论文，曾分别在刊物或论文集内发表过。

本书所收文稿，不但篇幅长短不一，风格差异颇大，而且体制也不一律，特别是引文出处有的加注，有的则不加注。这是原稿的撰写目的和撰写时间都不相同的缘故。虽然我自信在材料的别择使用上是严谨的，但因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则应深表歉意。

马克思曾就宗教史研究说过：“要由单纯分析找出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之反过来，要由当时现实的生活关系进而阐述它们的天国化形式，是更容易得多的。但是只有后者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6]我以为文化史研究也应走后一条路。本书这些零星文稿反映的就是我的尝试。

本书因为在讨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因而就取名《走出中世纪》。

1987年7月8日于复旦大学

【注释】

[1]假如单凭商品经济的活跃程度，便可断定资本主义萌芽有没有发生，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证明萌芽早有了。日本早有学者据此判断十一世纪的北宋已进入“准近代”社会。而我们甚至可以将萌芽时间上推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描写过战国末到西汉初商品经济何等活跃，而且是在受法律打击下的活跃。但这一来，必定与另一种流行意见碰撞。这种长期停滞论，描绘孕育萌芽的母体驻颜有术，活了二千岁，仍然那么美貌或者那么丑陋，而萌芽上推到战国末，孕育它的母体便没有了。古代人以为人可无父而生，但还没有创作出无母而生的神话。

[2]这种工作往往徒劳无功。问题不在于方法，而在于中世纪的史学家，特别不关心底层生活，也特别缺乏经济统计素养。最重要的历代人口和田赋的统计，他们都弄不清楚，何况个别商人的收支账。中国的商人，最怕透露自己的致富秘密，岂会记下自己如何剥削他人的奥妙？因此，目前可供统计的，只是零叶碎枝，不足以窥见树木全貌。有人大赞西方计量史学，说它将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大显神通。但无“量”可“计”，怎么办？

[3]由于缺乏整体感，便很难从已有材料中，发现个别同一般的联系。这种情况已引起海内外学者共同关注。余英时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史丛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从研究明清商人的主观世界的角度，在这方面所作的重要工作，已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瞩目。

[4]整体研究徘徊不前，同研究的过细分工，也有关系。比如说，前述萌芽史研究大都不注意考察中国中世纪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应该说有充足理由，替自己的不注意辩解，因为这个分离过程只能在激化时显示它的存在，而那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领地。但农民战争史研究则将声明，我的兴趣只在于地主阶级如何从不肯让步到被迫让步，以及农民起来革命是否为了想当地主，至于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与我的领地何干？那么，通史研究将担负整体研究任务吗？它回答说：我的兴趣在政治。

[5]侯外庐教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很早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中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的历史过渡问题。从此，这个问题，无论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受到重视。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注［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