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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就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到现在为止，我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有关东欧的专业课已超过了15年，而在其他相关课程中涉及东欧问题的时间就更早了。因此，我一直有写一部系统的、综合性的东欧史的愿望。既是出于生计也是出于兴趣，在过去的20年间，我断断续续写过数十篇有关东欧的论文和短文，1999年还出版了《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大国背景》一书，指导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写的学位论文也多半与东欧的政治与历史相关。其中，郭洁的博士学位论文《纳吉·伊姆雷与20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政治发展》获得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一届章文晋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说这些没有任何臭显摆的意思，只想表明我具备一点写东欧史方面著作的基础，甚至可以说部分章节的书稿已经有了。不过，正式着手将这些零散的东欧史整合到一起是从2005年开始的，那一年我申请到了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材项目《东西方之间——东欧概论》。真正全力写此书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大难题。纵向几千年，横向十三个差别极大的中小国家，要把它们如何诞生、怎么曲折发展和演变写清楚，要说明与此有关的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原因，真的是很不容易。结果，稿子越写越长，原定的字数就打不住了。后来，我索性也就放任自己了，写到哪儿算哪儿，能写多少算多少。在按规定完成了近40万字的教材之后，我继续前行，最后终于完成了摆脱教材体例、字数也扩大了近一倍的东欧史。

就在书的初稿完成后不久，学院批准我休一年学术假。在学院的大力资助下，我分别在2009年2～3月、8～11月对地理位置的中东欧十五国的三十多个大小城市进行了学术访问，书稿的最后修订就是游走在中东欧国家过程中进行的。除了到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同那里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尽可能多地搜集这些国家的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外，我还特别喜欢参观那些记载了中东欧社会发展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喜欢一个人漫步在多瑙河、维斯瓦河、萨瓦河、蒂萨河、奥得河畔，注视着承载着中东欧国家、民族喜怒哀乐的缓缓流过的河水，更喜欢久久地坐在波罗的海、黑海岸边，倾听浩瀚无际大海的惊涛拍岸。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不敢说读了万卷书，但路走得却不止几万里。所闻所见难说全面，更谈不上深刻，但直观、生动，很好地补充了进一步的理性思考。游走之后，我不敢说写的东西有多好，但可以基本保证不会出大错。由于签证问题，今年我没有能去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以及几个由前南联邦分出的小国，多少有些遗憾。不过，我很快就会去这些国家。对此，我仍然充满着期待。

我在写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无私帮助，完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热心帮助，我也很难完成此书，或者能完成也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博士研究生项佐涛一直是我得力的助手，帮我查找、复印资料并且撰写了第十一、十二两章的初稿，张萍通读了书稿并核对了引文，夏纪媛、田越分别帮我翻译了不少英文和俄文文献，刘杉杉从莫斯科捎来俄罗斯出版的东欧档案文件集，徐刚帮我翻译了英文地图。博士后郭洁不辞辛苦校阅了全部书稿，不仅纠正了大量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而且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柳丰华副研究员也为我查找并翻译了一些价值极高的俄文资料。硕士生李停等人在我需要的时候，也都能伸出援助之手。本科06级选我东欧课的张飚、李欣然、张赋杰、刘蓉昆等同学不仅在课堂交流中讲了不少对我很有启发的观点，而且还对部分书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特别要提出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和黄宗良教授分别为本书作了序。王缉思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他谦和儒雅的气质更令我十分佩服。在请他作序的短信中，我是这样写的：“我的东欧史即将写完，想请您作个序，意在说明作为大国角逐舞台的小国在国际政治中也不可小看。在咱们院中，我也是生存大学者中间的小人物，寻求大学者的支持十分重要。”短信的后一句也不是自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确是名人齐聚，无论从哪方面我都无法同他们相比。至少在我的眼中，他们都是真正的学术大师。与生存在东西方大国之间东欧小国的命运不同，生存于大师中间的我却获益匪浅，增长了多方面的见识，也明白了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黄宗良教授是我的导师之一和直接领导，从1989年10月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算起，我与他在一个小单位整整20年了。在这期间，黄教授一直在各方面关心和指导我，一起教学，一起搞科研。对我提出的请求，黄老师很少拒绝过。单就写序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为我的书作序了。另外，中国著名的非洲和民族问题专家李安山教授始终关心本书的写作，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本书的导言，作了仔细的批改并提出了建设性能的意见。

借本书出版之际，我还要特别感谢齐惠卿校友。她1995年从北大毕业后一直在商海中打拼，十分不易。但是，她始终不忘记培养她的母校，尽自己最大能力支持国关学院的发展。2009年，她又出资50万人民币设立了“惠卿东欧教学与研究基金”。本书能顺利成稿，与惠卿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这么厚一本书能够出版，我还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齐书深编审。为了此书，他前后两次来到北京大学来商讨此事，我去了一次上海。在签订出版合同的时候，他非常注意考虑我的要求，这使我非常感动。不仅如此，作为责任编辑，他也为本书的出版不知耗了多少时间和心血。

总而言之，没有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领导、师长、同事、学生们以及家人的帮助和关爱，没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本书是很难完成并出版的。我写这篇后记的主要目的就是表示真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