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验教训视角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它为鉴，能提供自我校正的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的构成因素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从古到今，东欧社会发展中有哪些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呢？

第一，东欧是不同文明交融与冲突的一面镜子。

文明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古今中外有许多关于它的定义和界说。有的中国学者在归纳、整理的基础上提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伟大成果，它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所以我们也可以大致把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44]与文明一词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文化。文化同样也是社会科学中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统计，光是解释文化的各种定义就多达200个。^[45]但如果简化地看，文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在其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狭义上说，文化仅仅是指与精神生产直接有关的现象，包括政治、法律、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对比一下，在广义上文明和文化是通用的，而在狭义上文化指的是精神层面的文明。

本书所讲的就是精神文化层面的文明。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东欧实际上处于东西方不同类型文明的交汇处，其社会发展深受各种文明的影响。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地处中欧，其民族主要受西欧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影响。西欧文明也称西方文明，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文化，即“由希腊城邦政治结构和公民文化、古代罗马共和精神和法律传统、中世纪基督教政治价值观和二元化权力体系以及日耳曼传统相互叠加与融合的产物”^[46]，其特点是强调民主、共和与法治。俄罗斯文明，即由拜占庭文明和游牧文明双重影响而产生的“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部分”^[47]的文明，其特点是民主色彩比较淡而个人专制色彩非常强。正是由于受这两种文明的影响，这四个民族在西欧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俄罗斯文明的色彩，但在俄罗斯的眼中它们又具有浓厚的西欧文明的色彩。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等地处东南欧的民族所受的外来文化影响，除了西欧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之外，还有奥斯曼文明。在巴尔干半岛上，三种文明是分地域、分时段对那里产生影响的。有的民族受西欧文明影响比较大，有的民族受俄罗斯文明影响比较大，有的民族则受奥斯曼文明影响比较大。其中，奥斯曼文明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传统中的功利主义色彩较浓，中央政权不强制要求文化与民族的完全同一，不同的宗教与民族只要服从中央政府，负担税赋和杂役就可以在国家组织中保有一席之地。

东欧的社会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上述这些文明之间不断交汇、融合与冲突的历史，甚至就连东欧的民族构成、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国家构成等等都是不同文明交汇、融合和冲突的产物。但总的看来，冲突有余而融合不足，这是东欧政治发展异常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东欧是小民族、小国同大民族、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面镜子。

处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的东欧，虽然有个别民族或个别国家在个别时期强盛一时，可相对于西边的日耳曼、法兰西和东边的俄罗斯、土耳其来说，这里的民族或国家总体上既小又弱。它们的政治发展始终被笼罩在周边大国的阴影之中，从古到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奥匈帝国、第三帝国、苏联、德国、俄罗斯、美国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东欧的民族和国家施加着自己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大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长期争斗不已，时常将东欧变成战场，而战争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往往又是东欧的民族和国家。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东欧的民族和国家发展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有学者指出：“作为相当弱小和易受攻击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欧洲的‘后来者’，中东欧和东南欧民族获得它的现代的民族认同、领土和国家地位，至少部分地是通过欧洲大国的恩惠。对这种不幸的困境真切的了解助长了普遍的‘民族不安全感’长期存在，也鼓励了这样的宿命论：这个地区的民族通常只能被唤起行动，而不能主动行动，外部大国势力会做出适合它们的领土安排。”^[48]命运似乎只给东欧的民族和国家留下了两条出路：要么长期寄人篱下，在被占领、被奴役的屈辱中苦苦挣扎；要么依附于某个大国，甚至为虎作伥，去占领、奴役更小、更弱的民族或国家。由于大国关系的复杂性，大多数东欧民族的这两种命运往往是交替地出现。

当然，尽管是被争夺的对象，处于东西方大国之间的东欧国家就像是筹码，虽然很小，可倒向哪一边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力量平衡。从这个角度说，东欧对东西方各大国争霸欧洲乃至世界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搞不清东欧的情况，就很难从深层次上理解东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

第三，东欧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一面镜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有利国际形势，先是完成了民主、民族革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工业的国有化，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东欧各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而言，也开启了一段光辉的历程。然而，东欧国家又是按着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尽管经济一度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和传统与苏联有较大的差异，苏联模式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显现出来。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东欧一些国家便逐渐开始着手对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曾几度形成了高潮。然而，一方面由于这些改革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色彩，因而受到了苏联的阻挠。另一方面，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东欧所奉行的也是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在统计数字上“不断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人民群众现实物质生活的“不断短缺”。东欧人日益感觉到东欧与西欧的巨大反差，心理上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对旧体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对当政者完全丧失了信心，彻底改变现状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强烈。持久的和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在各种外部力量的推动下终于演化成社会剧变，执政的共产党纷纷落马，国家改名换姓，东欧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剧变以后，东欧处于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向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转变中：在政治上，抛弃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体制，转而实行多党议会制。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在外交上，变追随原来的苏联为面向北约和欧盟。东欧的这种“返回欧洲”的全面转轨，从大趋势上看，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转轨的难度大小也不一样，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或是在外交上，废弃了旧体制的东欧国家并没有最终定格。从转轨这个角度看，中国和东欧国家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有人将两者统称为转轨中的国家。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与东欧在转轨方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东欧国家的转轨是政治和经济、外交全方位的，中国则侧重于经济上；即便是经济转轨，前者的着重点是在所有制方面，而后者则是在运行机制上边。不过，不论有多大区别，中国和东欧的经济转轨都是要改变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东欧的转轨过程、经验和教训，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