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开启事业之门

俞敏洪知道，凭借微薄的月薪不可能攒够出国的学费。于是，俞敏洪就和几个同学一块打着北大的旗号，在校外培训班代课赚取出国的学费。可是，谁又能想到，当俞敏洪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的时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

1985年，俞敏洪大学毕业。毕业从来都是一个感伤的话题，因为这意味着曾经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将各奔东西，也许永不相见。可是，对于俞敏洪来讲，并不存在这样的情感。因为当他因患肺结核而休学一年时，他与原来班上的同学更加生分，而与下一级的同学则更显得格格不入，所以，他并没有体会到感伤。毕业，反而使他有种解脱的感觉。站在毕业的起点上，俞敏洪又将怎样开启他的事业之门？

俞敏洪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北大公共英语系迅速发展，学校需要大力扩充英语教师队伍。于是，被同学们称为“活字典”的俞敏洪就此进入了北大人民教师的行列。向来，中国的教师都是与“清贫”紧密相连，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教师的待遇更低、收入更加微薄，当时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俞敏洪在北大的教师岁月也是在这样的清贫与无奈中开始的。

刚开始当教师的俞敏洪，每周要上8节课，月工资只有60元。学校分给俞敏洪的宿舍是一间仅有8平方米的地下室。更为不巧的是，这间房子还是全楼下水管道的必经处。每晚，俞敏洪只能在哗哗的水流声中备课、学习，而早晨又会在哗哗的水流声中醒来，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

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四年后，终于分到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从此俞敏洪得以重见阳光，这让他无比感动，甚至决定把一辈子献给北大，献给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当俞敏洪还陶醉在教书育人这个光荣使命的自豪与满足中时，他发现自己昔日的同事、校友已经纷纷出国，到外面去学习镀金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国高潮，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出国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就像俞敏洪后来所说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陆北美。”

此时，刚刚分到一间10平米房子的俞敏洪，还在感激着北大校领导的英明，享受着自己清贫而衣食无忧的教师生活。可是，那时俞敏洪已经成家，好强的妻子自然不会满意俞敏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俞敏洪说：“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曾有人说，一个男人最悲哀的时候是被自己老婆都看不起的时候，七尺男儿俞敏洪也曾经说：“如果被自己的老婆看不起那才是最痛苦的。”对于原因，他说道：“这个是肯定的，又想跟自己的老婆在一起，老婆又看不起你，那个东西可能不太容易接受。”

有着这份感悟后，俞敏洪自然不会允许老婆看不起他。于是，俞敏洪在妻子“窝囊废”的呵斥声中开始发愤图强。从某种意义上讲，俞敏洪的成功应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就像他自己所坦言的：“我的一些朋友挣到了更多的钱，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她觉得，与他们相比，我是个失败者。”

1988年，俞敏洪也涌入了参加出国考试的浪潮中，他每天晚上都挑灯夜战TOEFL和GRE，并最终通过了TOEFL和GRE考试。可是，不幸的是，等俞敏洪打算为自己贴上一个“海归”的标签时，美国却一改常态，对中国采取了紧缩留学的政策。随着大环境的变迁，俞敏洪出国的目标也最终变成了一个绚丽而渺茫的梦。

面对这样的艰难，已经习惯失败的俞敏洪没有灰心，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坚韧和忍耐力，一定可以申请到合适的学校。可是，一直到两年以后，俞敏洪也没能如愿。他后来曾自嘲说：“我以为自己至少能申请到一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但是美国的教授一个个鹰眼犀利，条件苛刻，连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1992年，俞敏洪终于等来了美国几所二流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都是没有奖学金的。美国大学的学费一年最低也要2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这对于月收入只有120元的俞敏洪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即便他可以再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那也要等上222年才能攒够出国的学费，坚韧的俞敏洪在12万元面前第一次感到了绝望。不久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俞敏洪的出国梦想再次点燃。美国一所二流大学答应给俞敏洪提供四分之三的奖学金，他自己还要掏5000美元的学费。即便是5000美金对当时的俞敏洪来说仍是天文数字，但这在俞敏洪看来，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俞敏洪知道，凭借微薄的月薪不可能攒够出国的学费。于是，俞敏洪就和几个同学一块打着北大的旗号，在校外培训班代课，打起了小工，一节课收入30元。那时，在校外兼课的收入远高于他在北大的工资，这对当时一心想赚钱出国的俞敏洪来讲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我办新东方前两年的目的都是为了出国，当时就想着赚个一两万的去美国读书。”

可是，谁又能想到，当俞敏洪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的时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