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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心论”受到抵制和批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无论是批评的深度还是影响的范围都得到了极大扩展。有关的批评意见多种多样，立场和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其基本结论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共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理论，“欧洲中心论”自然是难以成立的，然而近代初期以来欧洲特别是西欧率先走上“现代化”之路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欧洲在近代初期以后人类发展史上领跑全世界的事实也是不能否认的，进而，以欧洲工业化为主导且其基本格局至今未出现根本改变的世界体系也不能不得到人们的承认。我们并不认同“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但是不得不正视自近代初期以来欧洲特别是西欧（目前扩大到了美国）成为世界中心的历史事实。承认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客观理解当今世界很有意义，对当下的政治外交和文化软实力竞争也不无裨益。

近代欧洲文化引领世界的原因十分复杂。学术界力图扩展研究视野，对以往的研究结论作出更合理的补充。人们注意到中古晚期欧洲特别是西欧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11世纪初以后两百年，西欧社会经济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获得稳定的发展，以沿海和主要交通道路沿线城市发展为推动力的西欧商业贸易网络逐步形成，直接促进了城乡手工业和小商业，带动了农业经济发展和新垦殖区的扩大，欧洲人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提高。据专家称，当时垦荒数量和城乡手工业商业人数两个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更为突出的现象是，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欧洲人口的增加。有学者指出，这个时期欧洲人口“爆炸性的增加”导致“有些地区的单位面积人口甚至达到19—20世纪的水平”。然而, 欧洲封建制度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封建地租使地主的利益最大化,而社会下层却严重贫困化。封建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成为欧洲中古晚期危机的基本因素。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3世纪以后西欧气候的异常变化，以至于在14世纪初出现了连续的农业歉收和大范围的饥荒。由此而引发的人口损失十分明显，因躲避饥荒形成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更突出。而后出现了被西欧人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这场天灾从地中海传播到整个欧洲，在一两百年间肆虐欧洲，使西欧人口大幅度减少，正常的社会生活被破坏，欧洲人遭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某些谣言盛行的地区甚至爆发了种族骚乱。这样的瘟疫灾难对欧洲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4世纪中叶以后西欧生产总量下降，因为劳动力缺乏，传统的经济结构被迫进行调整。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在法国爆发了1358年札克雷起义，在英国则爆发了1381年瓦特·泰勒起义。西欧经济和社会物质生活究竟在这场重大变故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欧洲不同地区此后如何走出危机，是什么因素进一步导致那些地区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存方式，等等，这些问题过于复杂，学术界的探讨也一直在进行。但是有一点学界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从此西欧和整个欧洲开始走在全世界的前列，开始引领全球快速发展的潮流。而世界其他地区都被逐步纳入这个潮流中去，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主动还是被动。

近代欧洲领先发展有目共睹，近代初期整个世界的中心逐步转移到欧洲也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欧洲的经济首先突破中古晚期旧制度的束缚，欧洲的政治也同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总是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持久的变革，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也经历了与时代变革同步的改革，欧洲人获得了空前的精神解放，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极大发挥，进而促进科技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欧洲人在新的生存模式中获得了新生，一种进入现代生活的新时代逐步到来。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人们尚未感受到新生活的气息。建立在农本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田园生活仍然保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惯，维持着社会生活的慢节奏。农业文明给欧亚旧大陆东部地区带来的辉煌仍然没有完全消退，旧制度仍旧保持其最后的生命力。当旧时代的月色退去时，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一个欧洲工业文明主导的新时期开始了。

我们使用“欧洲”、“欧洲文化”这类概念只是借用国人约定俗成的看法，事实上，它远比我们理解或者想象的复杂得多。《欧洲文化史》的作者、荷兰人彼得·李伯庚教授在谈到“欧洲”观念时尖锐地评论道： “它是政客，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律师们，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使用（或有时玩弄）的概念。他们是为了使欧洲不再用武器毁灭自己，而把欧洲看为一个‘文化’或‘文明’，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统一体；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为推广‘欧洲一体化’而赋予它一个意识形态基础。”他甚至提到，有学者认为“欧洲其实只是19世纪末期的产物”。很明显，地中海北方和黑海西北方那个地区，在生活其中的那些人眼中与我们这些遥远的东方人眼中表现是不同的。特别是在欧洲列强欺辱剥削中国的时期，欧洲常常被我们看做是一个整体，那个疆域面积远比中国小得多的地区汇集的不同民族也常被当做一种“欧洲人”。直到今天，这种在几代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看法仍然没有太大变化，尤其是欧盟推进一体化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的当下，这种观念得到强化。事实也是如此。“欧洲”这个地理概念虽然早就存在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边界和内涵是不清楚的，至少是变动不定的。而谈到“欧洲文化”或“欧洲文明”，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个来自德国、英国或者法国的普通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称为“欧洲人”的，谁也说不清。或者他们是在什么语境中自称为“欧洲人”的，也不好确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政治家认识到，欧洲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各个民族要么在战争中自我毁灭，要么在联合寻求共同利益中得到发展，他们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为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政治家们通过现实经济利益推进欧洲一体化工作，取得了一些发展。最近欧盟“总统”范隆佩的上台被视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治改革的重大突破，其意义甚至超过了“欧元区”的建立。然而，我们认为，这个成果的取得是欧洲政治家们更为理性的一种协商的成果。这首先表现在，多数欧洲政治家最终找到了欧盟的正确定位，已经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开宗明义指出了这一点，即欧盟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国际组织（或者可以理解为欧洲的“联合国”）。至此，关于欧盟最终实现“联邦制”、“邦联制”、“地区经合组织”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其次，作为欧盟“总统”的范隆佩不是来自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其当选的最重要素质是协调能力，换言之，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协调各方利益，听取各方意见，这个“总统”也可以被看做是“欧洲联合国”的秘书长。不可否认的是，在欧洲这个集中了太多实力相当的民族的“狭小”区域内，各国在经历了数百年流血冲突之后，在冲突中形成民族国家主权第一的基本原则之后，正在通过实行欧洲地区利益的一体化，逐步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努力创造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与稳定的新时代。然而，欧洲的民族问题仍然通过各民族国家维护各自主权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真正融合尚需时日，欧盟的内部稳定关系仍然非常脆弱。无论如何，在欧洲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我们的研究也与时俱进。“欧洲文化研究丛书”这一题目本身就寄托着我们的良好祝愿，希望欧洲人民在一体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对于欧洲文化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愿望。

我们这个项目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设立并由教育部资助的重点研究项目——“欧洲文化的兴起及其世界影响”（05JJD77019）。从项目申报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调研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思考如何作好相关的研究。经过多次集中研讨，我们确定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即按照专题开展研究。这个基本思路打破了目前常见的按照国别或者断代进行历史叙述的方式，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从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物质生活层面和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层面探讨问题。例如在复旦大学教授李宏图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这本书中，作者侧重讨论欧洲近代思想演进的过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充分把握了欧洲思想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即在考察超越于个别国家之上的具有某些普遍性特征的“欧洲思想”的同时，也同样考虑了欧洲各国发展起来具有自身特点的思想观点，也就是注意到欧洲思想演进中的民族特性问题。另外，作者充分表述了欧洲政治思想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普遍性的观点，换言之，在注意到欧洲近代思想具有的近代时间维度的限制的同时，也深入分析了一些概念及其含义具有的超越时空的普世性。作者还注意到欧洲不同群体和不同党派对其政治思想的某些观念的不同理解，也就是实事求是地探讨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欧洲政治思想”这一相同概念的实际差异和不同人对此作出的不同理解。这样的研究观点在一般的欧洲政治思想史作品中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又如南开大学教授马世力等撰写的《欧洲近代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书集中考察了隐含或显现于近代西欧社会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经济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诸问题，深入分析了指引与规定西欧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轨迹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意识、价值判断和伦理规范等。这些问题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是很难表达清楚的。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值得读者高度关注，他们认为欧洲市场经济文化有别于中古时期农本与自然经济文化，决定着西欧近代历史的走向，是欧洲近代文明与现代化的核心。南开大学哲学教授李建珊等撰写的《欧洲科技文化研究》突出了如下观点：一是认为欧洲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是知识领域的革命，更是文化的和社会的革命，其发展的水平和性质越来越左右欧洲文化发展的水平和性质；二是对欧洲基督教作了客观的分析，主张欧洲基督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对于近代科技的产生具有承前启后的中介作用；三是提出近代以来的欧洲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创造性张力相互作用，使得人类的精神发展正在走向一个更高的文化境界，即建立多样性综合统一的新文化整体。上述观点的表达也许能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反映出来，但是通过专题研究性著作，表达得更为直观和清晰。

为了丰富对于近代欧洲文化丰富内涵的研究，我们还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方面作为研究的重点，或者说从某些个案研究中窥视其发展变迁。南开大学外国文学教授王立新等完成的《近现代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影响》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重点探讨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作者认为，近代欧洲文学艺术的兴起与近代欧洲文化的兴起相一致，标志着西方文学艺术的一次重大转变和飞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人逐渐从中世纪神权文化的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开始以人的眼睛观察世界，以人的理性去理解世界，以人的心灵和情感方式去抒写和描画世界，以人的意志去创造近代文明的辉煌。而欧洲现代文学艺术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变化，凸显出欧洲文化是在对传统的扬弃、反拨和超越中发展的，是一种在传承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王黎撰写的《欧洲外交史（1494—1925）》也是一个视角独特的研究。作者提出，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国际社会虽然不再以欧洲为中心，但就其外交机制、国际惯例以及国际法基本准则而言，均源于近代欧洲外交及其赖以存在的近代国家体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近代文化的影响力。作者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注意，从书名中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将1494年作为近代欧洲外交的起点，这与国内外学界以1648年作为近代欧洲外交史起点的观点不同。同样，在欧洲近代国家体系的基本特征、欧洲国际法等方面，作者均有独到的见解。郑玮博士完成的《雅典：从古典城市走向基督教城市》一书也是具体的个案研究，其中关于雅典基督教化的研究和一些观点也很新颖。

“欧洲文化研究丛书”作为教育部重点项目的成果虽然即将问世，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深知还有许多领域没有涉及或者涉及不深。例如，近代欧洲文化的来源问题在学界一直有争论，南开大学教授杨巨平等撰写的《欧洲文化起源研究》就是力图回答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欧洲”这个地理概念如果与文化概念相联系，欧洲文化就是一种地域文化，其发展是随着欧洲民族活动范围的变迁而变动，即便在欧洲，其文化发展也是逐步由点到面，最终于10世纪前后实现了与欧洲地理的统一。而作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是不同时期和不同来源的希腊人共同的创造成果，因而马丁·波纳尔的希腊文化亚非之根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欧洲大陆渊源说、希伯莱说、日耳曼说等都有失偏颇。欧洲文化是欧洲及其周边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多种文化因素融合发展的产物。也许使用目前常用的一个说法更能贴切地表达出我们的想法，即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及提出的问题。本丛书提出的问题如果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进而引导青年学子进入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就感到满足，因为这也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