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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大程度体现在他的作风上。这个作风不专指男女关系的那种生活作风，放荡或是保守。现在它更多地被用在工作上，是一种对待工作或处理事情的态度，作风粗暴、作风严谨、作风硬、作风软，等等。有时也指喝酒，为了向领导表忠心，或是留个好印象，本来没有酒量，二两半一小碗的67度老白干仰脖就灌，冒着胃出血的危险得到领导的首肯或是赞许的目光，那心情定然也像灼烧的酒一样火热，即便没被酒呛出眼泪，也会被感动得流下热泪。因为领导夸你作风硬。

抛开喝酒不说，那毕竟上得了酒桌上不了台面，就说工作，其实也和喝酒差不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犹如不能喝酒而敢于一饮而尽，这就是作风过硬；反之就是不能喝也不敢喝，就是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就是作风软。

作风和一个人的性格有关，此人性格直爽，脾气火爆，体现出的作风就会急促、硬朗；彼人性格温和，脾气柔顺，作风也会绵软、和顺。当然也有例外，外柔内刚或者外刚内柔的也不少，也是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平时看着柔柔弱弱的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得很坚定，而那些平时咋咋呼呼的，关键时刻也会掉链子。毕竟人是复杂的，环境也是多变的，不是靠哪一点就可以定性的。

人的作风还和他的内心想法有关，受内心支配，表现出来就不一样。进入咸阳，刘邦和项羽便表现出不同的作风：刘邦约法三章，秋毫无犯；项羽火烧咸阳，杀光抢光。这都给人留下极强的感官冲击：一个至阴至柔，一个至阳至刚；一个慢条斯理，像一个狡猾冷静的老辣政客；一个风风火火，像一个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

刘邦是反秦诸侯中最先进入关中的，面对金碧辉煌的咸阳宫，想到几年前看到秦始皇威风出行时的感慨，大有功成名就、天遂人愿的惬意。尽管十分不情愿，刘邦最终还是听从樊哙、张良的建议，抵制住了强烈的物质诱惑，把金银珠宝全部封存，然后大手一挥，回军灞上。

一旦忍痛割爱，刘邦接下来的表现便十分清醒了，他把关中一带有头有脸的头面人物召集起来，给他们开了个会。会上，刘邦作了重要讲话，介绍了自己是打哪儿来的，以前是干什么的，同时也介绍了自己一路闯关的光辉历程，声音几度哽咽，讲话屡屡中断。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灞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这段话虽短，但高屋建瓴、微言大义，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要解读清楚的话，也须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咱们老百姓不讲究，就像项羽学文学武一样，不求甚解即可。简言之，刘邦大概说了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宣布政策措施。秦法太苛刻，“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老百姓连说个悄悄话的权利都没有，太不是玩意了，我来了没那么多事，就约法三章，很简单，以后你们的政治环境就轻松了；

二是稳定民心。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是解救你们来了，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你们都看见了，所以请父老乡亲们放宽心，该干嘛还干嘛，卸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稳稳当当地别耽误了生产生活，从此你们就当家做主人了；

三是为自己称王造势。我刘邦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我来之前，我们有个约定，按照这个约定，反秦诸侯中，谁先打进关中谁就当关中王，现在我先打进来了，毫无疑问我就是未来的关中王，也就是你们这里的父母官，所以我一定会对你们负责任的；

第四，最近一段时间的打算。我现在之所以还军灞上，没住在咸阳，是因为我懂规矩，要等各路诸侯到齐了，然后再一块儿宣布任命我这个关中王，所以这段时间先不安排具体的工作，“诸吏人皆案堵如故”，维持秦朝原有的官场秩序，工作上不能断档，要保持连续性。我不搞特殊化，一切按约定来。我们目前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第二、三、四条，刘邦其实都是在夸自己怎么怎么好，给老百姓打打预防针，为自己将来上任做铺垫，真正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也就是刘邦重点强调的第一条：约法三章。老百姓看的是实惠，要的是自由，才不关心你谁当关中王呢。现在好了，再也不用担心莫名其妙地被治罪了，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出气都均匀多了。

刘邦不慌不忙、侃侃而谈，一切胸有成竹，一切尽在把握。

如果说刘邦入咸阳是张弛有度、步步为营的话，那么项羽入咸阳则就简单得多、也威风得多了。他先“引兵西屠咸阳”，再杀“秦降王子婴”，然后“烧秦宫室”，最后“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一连串的动作，基本可以用烧、杀、抢、掠四个字概括，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从咸阳城“所过无不残破”、咸阳宫大火“三月不灭”的情势来看，项羽此次屠城基本是毁灭性的，无怪乎杜牧先生在《阿房宫赋》中大发感慨，说“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金碧辉煌的昔日皇城变成了漆黑的焦土，那是连草都别想再长出来了。

项羽的行为也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项羽对秦国的态度是除恶务尽。项羽军事上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推翻秦朝的统治，这也是他和叔父项梁两辈人的奋斗理念。即是如此，那么杀掉秦王、烧掉皇宫就是计划内的事了。在项羽看来，只有毁灭秦朝具有标志性的人和物，才算彻底覆灭了秦朝。

第二，项羽崇尚武力。这个咱们前面说过，项羽力能扛鼎，也让他对武力产生了依赖。起事之后，项羽攻城略地，一直在打打杀杀中度日，破釜沉舟的壮烈之举，让他的武力征服达到巅峰，所以也就对武力更加迷恋。他坚信：武力和屠杀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这就是他的作风。应该说，这次屠城的震慑力还是很大的，秦国旧臣对秦国的最后希望就此破灭，而关中的百姓目睹此景，也是惊恐万分，“不敢不服耳”，只剩下战战兢兢、两腿筛糠的份儿了。

第三，项羽不注意群众影响。杀子婴、烧皇宫这个可以理解，而“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就是强盗行径了。老百姓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不可能没有看法，他们在害怕的同时，势必也会产生逆反心理：敢情这主儿比那暴秦还暴呐，将来还不定会怎样，所以“秦人大失望”，先前刘邦留下的美好印象至此荡然无存，代之是对项羽的无限恐惧。

同是进入咸阳，刘邦和项羽的行为却大相径庭，其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二位的目标不同。刘邦志在为政关中，关中现有的一草一木迟早都是他的，他当然舍不得毁掉；项羽志在灭秦，想要打回楚国的威风，找回家族昔日的荣耀，当然是怎么解气怎么来。都是实现自己的目标，刘邦就要聚拢民心，以改变秦朝的旧秩序；项羽则要耍尽威风，以毁灭秦朝的旧秩序。

在第一章中，我们曾说到，面对秦始皇出行时的威风，刘邦和项羽说了不同的话。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话可以说都基本得到了兑现，我们也就更能理解他们彼时说话的深刻含义了。刘邦羡慕秦始皇，是想做秦始皇的位置，尽管那时的愿望还是个美丽的传说，即使是成为汉王后，他也好一阵子没敢做当皇帝的美梦，但他骨子里是有渴望的；项羽痛恨秦始皇，是要毁灭秦始皇的东西，消除秦国的影响，像当年秦国灭楚国一样灭掉秦国。正是因为二人出发点不同，所以才会说出不同的话，这也注定了他们在关中会做出不同的事。只要看看他们二人行为背后的隐情，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行为了。

“约法三章”，乍一听，这里面似乎只有三件事：杀人的要处死，伤人和盗窃的要判刑。况且后面还跟进了一个司法解释：“余悉除去秦法。”这就更加加深了这种认识。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应该说，这个政策的出台，刘邦是耍了心眼的。他的所谓“三章”，并非只有“三条”这么简单。刘邦简化的是秦法，秦朝的法律依据的是《法经》，《法经》是春秋时期李悝所作，也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法典，共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按照《晋书》后来的说法，此法典是“集类为篇，结事为章”。按犯罪的不同类型分出篇目，篇中含章，章中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就像现在的刑法民法，第几章第几条第几款一样，并不是简单的六项内容。六篇其实就是六大类，每篇之中又分多少章，而“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又包含了诸多条款。如此一来，刘邦精简后的“三章”，其中就应该包含了几十甚至上百的条款，内容并不少。也就是说：刘邦颁布的“三章”并非三条，但他就是要让关中百姓认为它只有三条。那么，刘邦为何要故意混淆视听呢？

刘邦之所以这样做，应当是当时形势的一种需要。秦末之所以天下大乱，酷法苛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秦始皇“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用的是法家思想，讲究的是刑法治国，但由于实施刑罚过于严酷，也搞得人心惶惶不安，以至于“囹圄如市，悲哀盈路”，环境恶劣程度可见一斑。刘邦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他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要让百姓在这方面迅速感受到变化。他知道关中百姓最关心什么、最需要什么。用现在的话讲，这叫顺应民意，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

刘邦这样做也是有前提的。刘邦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围绕着那句“先入关者王之”的奖励机制进行的，那是他当时的终极目标，一切动力皆源于此。但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楚王熊心和他们几个反秦列强的私下约定，并没和关中父老商量，就像后来的八国联军，争吵着在地图上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不理会你大清国的感受一样。所以老百姓不一定买账，你先进关中你就成王，我们就得听你的，要是你来了还不如那暴秦呢，不白瞎了吗？

所以刘邦“约法三章”的出台，就有了许多投机因素在里面。这个条文与其说是法律规定，还不如说是一句宣传的口号。你说他故意混淆视听也好，有意欺骗百姓也好，他能让百姓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他，接受他的治政理念，接受他将来在关中为王的事实，这无疑已经成功了。

老百姓不理解这“约法三章”的真正内涵，也不能全怪刘邦。既然是搞宣传，就要做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还要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煽动性，这样才能产生强烈的效果。况且刘邦还得考虑一下受众者的自身条件吧，关中人口众多，所受教育肯定不一样，你照本宣科地说上一大通，底下听得云里雾里，那还不如不说。说简单点，一下子让百姓记住，让百姓接受，这才是刘邦想要的最终结果，别的都是瞎扯淡。要是将这三章内容印成册子发下去，或者办个班什么的，让老百姓去看去学习，还不一定能有这效果。政治主张就是要简单、直接、明了。在这方面，刘邦是没有错的。

事实往往就是这样，如今咱们读《史记》，可以慢慢悠悠加以分析，但当时的老百姓不会，不光老百姓，就是那些地位显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会过多去想，反正现在政策是轻松了，再严厉它能严厉过秦始皇？对我有利、有好处就行了。

那么，刘邦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刘邦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笼络民心，争取老百姓支持，为他做关中王做政治和舆论上的努力。

其实不光“约法三章”，刘邦进关中后的一系列行为，无一不志在民心。比如对待秦王子婴。刘邦进军灞上，秦王子婴出城投降，“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场面沉闷而悲壮，刘邦手下的将士群情激奋，都说要杀掉子婴，刘邦说不，“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说怀王派我进关中，那是看到了我宽以待人的长处，现在人家投降了还要杀掉人家，以后谁还敢投降啊？不好。比如退出咸阳。刘邦入咸阳，看到美丽豪华的宫殿，他是想住下来的，打打杀杀这么久，也该停下来享受了，但他终究还是听了樊哙、张良的建议，“封财府库，还军灞上”。如此忍痛割爱，其实就是做给人们看的，它体现了一种姿态。

再比如谢绝犒赏。刘邦宣布“约法三章”之后，老百姓一下有了盼头，高兴之余，纷纷杀猪宰羊，以犒赏三军，这个刘邦也不让，大大方方地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我们粮食多得吃不完，就不劳乡亲们破费了，一副暴发户的神态和语气。你说这老百姓能不感动吗？于是“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还生怕他不来这里主事呢，老百姓都给忽悠了。刘邦稳扎稳打，按部就班，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分寸拿捏得极准。人要不是怀揣某种目的，做事绝不会这么谨慎小心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刘邦这个“约法三章”的真实用意，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法令后来的发展情况：

“约法三章”后没多久，刘邦又发了一个“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这个当时被称为“具五刑”，彭越、韩信后来都是这么被处死的。这还不算完，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刘邦在“四夷未附，兵革未息”，天下还没完全统一的时候，便觉得“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又回过头参照人家秦朝原来的法律，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将“三章之法”增为九章。

可见，对最初发布的“约法三章”，就连刘邦自己都是不满意的，这更加印证了他当初颁布此政策的真实用心。法律总是不断健全完善的，内容多了、条款细了，那是法律的进步，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照这点看，刘邦的“约法三章”应该属于违反常规的操作，说到底，也就是一时的收买人心之术。可见刘邦在政治上的老辣。我们再来看看项羽火烧咸阳的原因。

项羽火烧咸阳，办事麻利，果断干脆，后人往往冠之以行事鲁莽、缺乏政治头脑的帽子，其实这里面的原因也是很多的，有主观、有客观，有内因也有诱因。我们一个个说。

第一，项羽的心愿。这是主观因素。“项氏世世为楚将”，世代都吃着楚国的俸禄，为楚国国君效力，他们对昔日的楚国是无限怀念的，项羽自号西楚霸王，已然明确昭示了这种情结的所在。然而到项羽这一辈，一切都没了，先是爷爷项燕为国捐躯，而后叔父项梁身死疆场，这都是拜秦国所赐。家仇国恨，可以说全都集中在了项羽一人身上，这付担子是很沉重的，它终究会变成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早在六年前，项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威风时，就已是咬牙切齿、恨入骨髓。而后的几年，他一直在为这种恨而努力。所以，当项羽面对富丽堂皇的咸阳宫时，他多年来的积怨会一下子迸发出来，那时他眼里没有羡慕，只有仇恨。可以说，毁灭咸阳宫，是项羽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他拼杀疆场的动力所在，他要的就是那个结果，现在他的目标实现了。

说到这儿，咱们顺便说点题外话，后世对项羽的行为多持否定态度，说项羽毁坏文物建筑，豪华的宫殿是帝王的享受场所，却也是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可以传之后世永远瞻仰的光辉成果。我觉得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纯粹的替古人担忧。凡事不破不立，这事也要从两方面看，没有火烧咸阳，也不会有后来比之更加繁华的长安城不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果建筑物要是都留着，中国地面上就没别的了。老北京那些四合院就不是文化遗产了吗？不照样被钢筋水泥取代了吗？项羽比那些搞房地产的差远了，就是当时不烧，到现在它也不一定能留得住，所以没必要为这事纠结。

第二，思维的局限性。这是客观因素。项羽所处的年代极为特殊，战国末期和秦朝初期，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形成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尽管秦朝实现了全国统一，但时间尚短，这种统一还很不牢靠，秦始皇的大一统观念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接受。秦始皇用严酷的刑罚进行统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国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他要防止六国的死灰复燃，这种习惯上的东西、地域性的差别是很难改变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适应和消化的过程。

举个例子，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定国号为“张楚”，意为“张大楚国”，打的是复兴楚国的牌；项梁叔侄也立了楚怀王的后人熊心为王，打的也是楚国的牌；再比如张良，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目的是为韩国报仇，因为张良是韩国贵族后裔，其祖父、父亲共伴五任韩国君王，和项家有一拼。张良行刺失败后，隐居起来，后来陈胜起事，他跟随了刘邦，一起投奔项梁后，张良劝说项梁：“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要求项梁帮助他恢复韩国的建制，这样他可以增强反秦实力，其实他还是想着光复韩国。后来张良又跟随刘邦入关，项羽裂土封侯，张良又要求去辅佐韩王成，可见他这种故国观念是很顽固的。比张良还要顽固的，是齐地的田氏。田氏一族是齐国王族的一个分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最先行动起来的是田儋。陈胜派人攻打魏地的狄城，客居狄城的田儋趁机杀掉狄城县令，自立为齐王，举起反秦大旗。微妙的是，田儋一边竖起反秦大旗，一边将陈胜的军队赶出狄城。他要反秦不假，但反秦的目的不是响应陈胜，而是光复齐国。

可见，秦灭六国后，六国后裔的势力其实还很强大，只是他们迫于秦始皇的淫威，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一旦有人挑了头，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局面极难控制。陈胜、吴广正好起了导火索的作用，在他们揭竿而起之后，被秦始皇灭掉的六国后裔们纷纷自立，死灰复燃，天下重又恢复到战国时期的局面。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仍旧停留在六国时期，其主流还是各自为政，六国君王的后人，仍然不具备秦始皇天下一统的大气魄。

项羽虽然在秦始皇出游时，曾经说过一句“彼可取而代也”的狠话，那也只不过是对秦始皇恨到极点，随口说出的一句解气话，他想让秦始皇死，但并不想做秦始皇的位置。刘邦当时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最初就是想当个关中王，这对于他这个曾经的泗水亭长来说，就已是登天的造化了。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刘邦最后才有了称帝的想法，这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

项羽在政治上的最大野心，其实也就是成为像齐桓公那样的人物，做诸侯的霸主，号令天下；他裂土封侯，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当项羽做到了西楚霸王，应该就很满足了。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指导，他会对各个诸侯王表现仁慈，会对刘邦网开一面，只要刘邦服软、听话，他是不想灭掉刘邦的。项羽也不会想占据关中有利的地形，以巩固他未来的事业（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至于将来怎样，他没做过多的考虑，回家乡让父老乡亲们看看才是最主要的。

再者，当时项羽也不具备成为秦始皇的条件。陈胜树旗，诸侯群起，这帮人最后的实力虽然赶不上项羽，但也不是吃素的。打败章邯，诸侯联军也是有功劳的，并非项羽一人之力，只是他充当了主角。所以项羽要考虑到各路诸侯的感受，这帮人反秦，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复国和富己，也就是钱和权。这两样得不到满足，吃饱了撑的跟着你玩命啊，毕竟那时还没有什么解放全民族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信念和口号。所以项羽要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烧杀是立威，抢掠就是满足各位诸侯了。那些妇女财宝，并非项羽独吞了，而是“诸侯共分之”，这些战利品和土地一样，也是诸侯们需要的东西。后来田荣反楚，也不就是因为项羽没有封他为王吗！

第三，性格因素。这个是内因。火烧咸阳，让项羽的气愤得到了发泄，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他本就是一个敢作敢当的汉子，不会过多考虑细枝末节，就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只求吃着过瘾喝着痛快，不会去想喝多了会呕吐、吃多了胃会不舒服。

不光是对咸阳，项羽一直喜欢屠城，我们只要看看他的征战历程就知道了。起事之初，项羽攻打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后来“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这个是和刘邦一起干的，不过项羽做的劲头大，当时二人都在项梁麾下，项羽属于亲信，说话有分量；章邯军投降后，饱受诸侯军侮辱奴役，起了逃跑之念，项羽在新安城“阬（坑）秦卒二十馀万人”；还有后来对付田荣，也是施行铁血政策。可见项羽屠咸阳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楚怀王那些老臣对他的评价：“为人剽悍猾贼”，项羽本就是一个作风极其彪悍的人。

当然我们也不能光看到项羽毁灭咸阳城，同时他也毁灭了秦朝的统治工具啊！只有彻底毁灭象征前朝的标志性建筑，才算是真正给了老百姓一个交代，秦朝的百姓不是“苦秦久矣”嘛！老百姓应该感激项羽才对，至于吃了刘邦的几个甜枣就说刘邦好的，那才是庸人，是有奶便是娘。不过话又说回来，老百姓大多都是庸人，对付庸人就要用方法，你把他们卖了，还得让他们心甘情愿为你数钱。你只有让绝大多数的庸人拥护你，你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那统治者不就是要比那些被统治者高明吗？没这些人你当谁的王！是为了让他们耕者有其田，为了让他们过好日子？想什么呢？是要让他们多干活、多纳税，所以对他们要哄、要骗，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贡献自己的剩余价值。这一点刘邦做到了，项羽没有做到，他也不屑那样做。

第四，刘邦的因素。这个应该算诱因。项羽和刘邦最初有着不同的军事目标：一个北上救赵，一个进取关中，两不相干。但项羽对刘邦在关中的举动不可能一点认识都没有，这种认识在项羽率领诸侯联军打败秦军主力向西进发，特别是进入关中后，会越来越深刻。

首先，项羽已经知道刘邦先他一步入了关，而之前楚怀王和他们有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个项羽不可能一点触动都没有。尽管项羽内心并看不上这个关中王的位置，也不想和刘邦争，但他也会在乎刘邦的影响，毕竟当初楚怀王的两大军事部署都实现了，在某种程度上，刘邦的功绩是和他平分秋色的。

接着，项羽准备入关，结果函谷关有刘邦的重兵把守，阻挡项羽大军进入。项羽现在已“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是诸侯联军公认的首领，这种优越感让他不容许有人对他不敬，刘邦竟敢如此造次，项羽自然甚为光火。

然后，项羽“又闻沛公已破咸阳”。刘邦早已把关中彻底拿下了，按照约定，关中王非他莫属，而刘邦现在做的事，显然是早以关中王自居了。但即便你刘邦成了关中王，你也不能拒绝我项羽啊！各路诸侯都唯我马首是瞻，我的面子往哪儿搁，诸侯们会怎么想？所以项羽更加生气，盛怒之下，派当阳君黥布武力冲关。武力冲关后，项羽找回了面子，怒气有所消，没想到这时有人又在还未完全熄灭的火上浇了一勺油，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来告诉项羽：“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这让项羽对刘邦的印象更加恶劣，怒火再次升腾起来。

最后，亚父范增对项羽认真分析了刘邦的行为，说了两点意见：一是“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这小子以前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现在突然变得如此乖巧，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二是“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说刘邦有天子之相，绝非等闲之辈，劝项羽 “急击勿失”，不要养虎为患。范增说的这两点，可以说都说到了点子上。一个人行为反常，一定有原因，这个不用说。“天子之气”之说看似荒诞，在彼时却非常关键，古人都迷信这个。天子不天子的暂且搁在一边，最起码这意味着刘邦将来的地位不会在项羽之下，故而这比“志不在小”还让项羽纠结。

所以，尽管后来刘邦服了软，这些结还是沉积在了项羽心中，挥之不去，唯有毁灭咸阳，破坏刘邦苦心经营的这个局，让刘邦的“志”灰飞烟灭，让刘邦的“气”无影无踪，项羽才会觉得踏实。

除了以上主客观、内外因之外，项羽火烧咸阳还有一个症结所在，就是上下任原理。

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上下任之间的关系总是表现得很微妙，尽管二人以前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但一旦成为上下任，便就此有了芥蒂。在嘻嘻哈哈你好我好五魁首六六六的设宴交接之中，他们内心其实并不像表面呈现出来的那般光鲜。而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和谐早已荡然无存：前任重用的人，下任不会用，他要重新培养自己的亲信；前任的政绩，下任会避而不谈，甚至横加诋毁，之前被宣传成神话一般的丰功伟绩，也会被找出很多毛病，因为这些东西被认可，被人们念念不忘，会影响下任成绩的创造，也会衬托出下任的无能。

项羽和刘邦不属于上下任关系，但在进入关中的时间上属于前后脚，和这个也有相似之处。刘邦先入为主，抢先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人们拥护刘邦，势必会冷落和忽视项羽，所以项羽不舒服是很正常的。

从这点上看，项羽火烧咸阳，和那些继任者避而不谈前任的功绩一样，都是要消除先前的正面影响，让那些表像的东西不复存在。只是项羽在这方面做得更绝一些，直接给烧成了灰，从根本上断了人们的念想。

项羽是个生性豪爽的汉子，他不会遮遮掩掩去做一些事。从这点看，尽管项羽的行为有些过激，做事有些鲁莽，德行却比许多现代人要强，毕竟他有坏使在了明处。

刘邦和项羽在关中的表现虽不同，却也有共性，就是他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管刘邦最初的想法怎样，如何毫不掩饰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但终究他还是听从了劝告，并在进行一番分析论证之后，作出了正确的决断。这种隐忍的性格最终让他获益良多。后来韩信在向刘邦献策，谈论天下形势时就说，刘邦要想还定三秦，根本不用太费力，“可传檄而定也”，也就是贴几张告示的事，可见刘邦在关中影响之大、威望之高。这都得益于刘邦在关中推行“约法三章”所取得的阶段性工作成果。而刘邦也最终依靠还定三秦成就了帝王伟业。

项羽心里没有这么多小九九，他主观性非常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痛快怎么来。他现在已经是诸侯公认的霸主，他勇冠三军的气势，已令诸侯彻底折服，他没有必要再掩饰什么，也没有必要做给谁看。如果非要再做点什么，那就是毁灭秦朝给诸侯们看，以此来进一步张扬他的霸气，让诸侯们更加敬畏他、佩服他。先前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姿态仍在他脑海中回味，他要再次用铁血的手段加深诸侯们对他的这种印象，从而甘心情愿、死心塌地地替他牵马坠蹬。这个目的项羽也达到了。

不过任何事物的形成，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必然会在仓促中留下瑕疵。项羽自己痛快了、解气了，诸侯们敬畏了、害怕了，在这看似完美的表面，却恰恰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群体——关中老百姓。项羽只顾及到了自己和诸侯们这些高层人物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那些底层群众的感受。正如刘邦只想到要在百姓中树立威信，而忽略了项羽的感受一样，这让项羽最终在关中失去了人心。从这个层面上讲，项羽也会选择放弃在关中定都，而最终成就刘邦。

可以肯定，如果刘邦没有更高的想法，他绝不会忍痛割爱，摒弃财色诱惑的，就像范增的判断：“其志不在小。”一个人突然改变自己平日的行为习惯、刻意放低自己的做事姿态，定是因为前方有更大的诱惑在向他招手。

不可否认，项羽在政治上有追求，但他的追求是有极限的，一旦达到了，他并不想再超越；刘邦也有追求，但他的追求是随着欲望的增加、实力的增加而逐渐提高的。而且他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委曲求全，当他欲念到了，而实力没到时，比如项羽后来并没有按照楚怀王熊心的约定，封刘邦为关中王，而是将他封在了巴蜀一地。刘邦当时心里是别扭的，也是想骂娘的，但是他不敢，他没有惹项羽生气的实力，所以他会隐忍一时，服从分配，去巴蜀上任；当他欲望强烈，而又觉得自己羽翼丰满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还定三秦，还会公然跳出来反楚、伐楚，也敢在两军阵前数落项羽的是非。

刘邦灭楚，这是戏下分封四年以后的事，期间的变化是无人能够预料的，我们不能用结果去推断原因，那样不会得出客观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刘邦还没有独霸天下的野心，而项羽，也根本没有把这个小小的刘邦放在眼里。所以后来刘邦趁项羽忙于伐齐之际还定三秦，项羽仍旧选择了对付齐国而不是对付刘邦。

诚然，这里面有地域的原因，因为齐国离楚国近而刘邦离楚国远，按照最寻常的远交近攻原则，项羽也不会先对付刘邦的。不过这不是最主要的，其根本原因还是项羽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尽管当时依附刘邦的人很多，刘邦也有坐大的趋势，但依然没成什么大气候，和齐国相比还差得远呢。所以，项羽先选择攻打齐地的战略是正确的。

有人总喜欢做些无谓的设想，说假如项羽先打刘邦会怎样，还会因此得出楚汉胜负未可知、历史或许改写的结论；得出项羽不懂天下大势，没有看到刘邦野心的结论。我想问的是：果真如是，那么齐国会不会坐大呢？楚汉最后争雄，与楚齐最后争雄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而且事实上齐国并不好打，项羽伐齐久攻不下，而刘邦伐楚，项羽只带了三万人回救彭城，便将刘邦五十六万人马打得溃不成军。比起刘邦来齐国这块儿骨头，难啃多了。

或许是受《霸王别姬》戏曲的影响，人们习惯把项羽脸谱化。即使项羽再没政治头脑，对时政大局也是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的，他能够打败章邯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光靠着一股子蛮力就能完成的。

项羽没有选择先打刘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刘邦最初没有明确打出反楚的大旗。刘邦还定三秦、占领关中，也并非占的是项羽的地盘，犹如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互相攻伐，实属正常。而齐地的田荣当时是没有被项羽封王的，却敢公然灭掉项羽分封的三个齐王，公然扯出反楚的大旗，这就是性质问题了，项羽当然要给予迎头痛击，以免其他人效仿。

不可否认，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原因，项羽对关中问题的处理，还是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首先，项羽不让刘邦在关中为王，这让刘邦始终耿耿于怀。刘邦觊觎关中之心从未泯灭，这也为他以后出击项羽留下了口实。

其次，项羽暴虐关中，让他在失去民心的同时，也反衬着刘邦的威望愈高，无意中给刘邦“约法三章”的政治作秀加重了砝码，为日后刘邦顺利还定三秦打下了基础。

第三，项羽最终选择离开关中，让刘邦失去了最有力的约束。项羽和刘邦的封地如果挨着，刘邦是不敢轻易造次的，正因为项羽的远离，给刘邦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

第四，刘邦最终还定三秦，让他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在楚汉对决的四年之中，刘邦不断地从关中获取兵员和物资的支持，这为他与项羽一决高低增添了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