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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人所撰之旷世奇书《世说新语》成书于公元五世纪中叶。据此时间节点，由此上溯下延1500年，恰是中国历史自商末周初迄今之中点。在此历史时空坐标中，就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而论，由《易经》、《尚书》及《诗经》至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业已臻铸中国文化巨树洪流之根源，魏晋南北朝间虽有佛学东渗华夏，流播神州，亦不过嫁接中国文化巨树之劲枝，汇涌中国文化洪流之浪潮，其后之隋、唐、宋、元、明、清至近代之诸多学说，大抵不过与时俱进之中国文化巨树洪流之枝叶余脉，《世说新语》可谓上承先秦诸子百家、中融佛学禅理、下传文史哲经之中国文化巨树洪流之承上启下之干流；就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而论，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国社会自一统而分崩复归大一统，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而隋、唐、宋、元、明、清至民国，中国封建社会至近代，大体趋势乃交错分崩而复归大一统，诞生于魏晋宋初之际的《世说新语》恰处中国封建社会自一统而分崩复归大一统之过渡节点，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上承秦汉、下接隋唐至近代的承上启下发展时期的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产物。此乃本书解析《世说新语》的历史与文化的背景和视角之逻辑所在。

处此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双轨曲线交汇点的《世说新语》，既为后世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之基本史料，复自北齐学者颜之推《颜氏家训》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之《史通》始而渐成煌煌于世之“世说学”，并在语言、文字、诗词、小说、绘画、书法、音乐、雕塑、戏曲、政治、军事、民俗、佛教、出版等方面多有影响与建树。《世说新语》不仅是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核心价值观念的系统集成，而且是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核心价值观念的形象表现，更是对中国儒、道、释等传统文化的微博书写；《世说新语》既是魏晋时代对先秦国学经典的形象阐释，也是自成一家的国学经典之一，更是独树一帜的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名著。此乃本书从国学密码的角度解析《世说新语》之关键与逻辑所在。

余于国学经典，除《周易》与《道德经》外，独钟管仲之《管子》、荀况之《荀子》、吕不韦之《吕氏春秋》、吕坤之《呻吟语》、王阳明之《传习录》、曾国藩诸文与毛泽东诗文。之所以如此，盖因经典虽然浩如烟海，但就作者与其文章著作而言，窃以为大体不过三类，一是作者文武双全，且一生波澜壮阔，大开大合，始而波峰，继而浪谷，终因其百折不挠而至人生事业巅峰，如此之人生历千锤百炼，如此之文理虽颠扑而不破；一是作者或文或武，虽一生颠沛流离，其文不过人生绝笔而自身难复实践与成功，如此之人与文勉强可谓之经验励志，适得其反则不过思想之巨人、行动之侏儒而已，即如《论》、《孟》，大抵类此；一是作者非文非武，人生事业非成非败，骚墨人生，不过乌托邦而已。据此而论《世说新语》，大抵当在一、二之间。此乃本书之情理取向之所在。

古之治经学者，既博览群书，又融会古今，思前人所未思，发前人所未发，昼夜向学，体认践行，终成一代大家宗师。当今学者，即以两岸三地中文研究者而论，大陆学者不仅学养不及其他全面，且拘泥所谓之学科专业划分，其病在治语言者，不习文学；治古汉语者，不研现代汉语；治文字者，不谙语法修辞；治古代文学者，不读现当代文学；治现当代文学者，不懂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不明中国的音乐、绘画、书法、戏剧、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更遑论外语与外国文学与艺术。不仅如辜鸿铭、蔡元培、陈寅恪、鲁迅、胡适等一代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五四文化精英如流星划过中国文化的夜空而恐难再现，且连钱学森的临终之际振聋发聩之一问，恐怕也不应仅仅囿于科技教育界，也该涵盖尖端的人文治学领域。即如治《世说新语》类国学经典者，大体不外两种路径：其一是以小学训诂攻之，多迷于文字的读音、书写及人物、事件、典故的考释与注解，成为“古墓派”的死学问；其一是以“穿越”的方式玩“戏说”乃至“胡说”，流于大众传媒之媚俗，其害更甚于“古墓派”的死学问。不惟如汉代董仲舒释《春秋》之微言大义而成“大一统”之说的古代鸿篇难见，即如杨树达先生在抗战时期所著之《春秋大义述》以“攘夷”、“复仇”为爱国核心的现代巨制，亦不多见。司空见惯者乃是朝三暮四之论，投机取巧之文，牵强附会满目，陈词滥调充耳，功利思想成疴，昏昏欲昭通病。如此之人，不过附庸风雅；如此之文，不过喷叶学问；如此之术，不过洗面工夫；如此之人之文章之学术不过暗室而辨苍黄，隔壁而察妍媸，终归尚未登堂入室之门外汉而已。其病根在于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在于经、史互悖，文、哲水火，不能彼此贯通与相互交融，此亦正如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被后世学者称为“水心先生”的叶适在《水心集》卷一二《徐德操〈春秋解〉序》中之所谓：“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学者须要打破这藩篱，才成大世界。其实国学经典，诚如明代吕坤《呻吟语》所谓：“圣人不作无用文章，其论道则为有德之言，其论事则为有见之言，其叙述歌咏则为有益世教之言。”据此而论《世说新语》，方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而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可谓中的之语。时至今日，对于《世说新语》人物之“言”，已多有成语问世流行而人不知其源本于此；对于《世说新语》人物之“行”，已多有戏曲传播而人不识其剧本于此；对于《世说新语》人物带给今人的“娱乐”，已多有片段以供时人茶余饭后谈资而聊供一笑。老子《道德经》曾谓：“不笑不足以为道。”凡此种种，姑且不论，单是识尽人间世态炎凉、遍尝人情冷暖滋味的鲁迅先生对《世说新语》何以谓之“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道理何在？单是以文艺作为祛除国民性顽疾之针砭良药的鲁迅先生对《世说新语》何以谓之能“为远实用”？其道理何在？治学术，言道理，著书立说，直须穷到至处，务必求是乃已。《世说新语》以文言体微博的人物特写、后汉至东晋三四百年间的近五百人的纪实性报告文学体式，似乎在文学艺术的形式层面上解答了上述之疑；鲁迅先生集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于一身的盖棺之论的身份，确乎在读者的接受层面上也回答了上述之问。然而纵览今昔《世说新语》研究著作，虽称不上浩如烟海，算不得汗牛充栋，但毕竟是蔚然大观，对上述疑问，虽偶有涉及，却鲜有条分缕析、穷本溯源、完整全面而准确地回答上述之问的作品，而这就是隐含在《世说新语》之人物言行与字里行间乃至牝牡骊黄之外的义理之所在，这就是《世说新语》上承先秦诸子百家核心价值观念、中融佛教禅理、下传文史哲经的中国文化精华的国学密码之所在，这就是《世说新语》的国学密码解析的关键之所在，这就是《世说新语》至今方兴未艾如位居“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所自诩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般的生命魅力之所在。

阅读解析国学经典，余以为非惟洞明世事与练达人情，乃是借此砥砺自家之言、行、思之文以养心、健身、祛病、卫生并变化气质，享受精神智慧的大欢乐。《世说新语·赞誉第八》第20则曾借蔡洪之口赞誉士君子的为人为文是“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着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而其中的道理则在明代吕坤的《呻吟语》中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心声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浅之病。其文劲直者，其人必方刚，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丽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庄重者，其人必端严，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飘逸者，其人必流动，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质实，而察其朴钝之病。其文雄畅者，其人必挥霍，而察其跅弛之病。其文温润者，其人必和顺，而察其巽软之病。其文简洁者，其人必修炼，而察其拘挛之病。其文深沉者，其人必精明，而察其隐险之病。其文冲淡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懒散之病。其文变化者，其人必圆通，而察其机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聪明，而察其怪诞之病。其文苍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长而无文之病，其人可知矣。”且“文章有八要：简、切、明、尽、正、大、温、雅。不简则失之繁冗，不切则失之浮泛，不明则失之含糊，不尽则失之疏遗，不正则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则失冠冕之体，不温则暴力刻削，不雅则鄙陋浅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此乃余构建此书谋篇成章之圭臬。至于行文则白话之不足而文言之，文言之不足而诗歌之，诗歌之不足而词赋之，词赋之不足而书法之，书法之不足而绘画之，绘画之不足而雕塑之，雕塑之不足而音乐之，音乐之不足而引经据典之，总之牢据义理为之关键，剥茧抽丝，去皮剔肉，敲骨吸髓以解《世说新语》国学密码于万一，此诚可为智者道而难与俗人言矣。晋人葛洪《抱朴子·尚博》云：“不以璞非昆山而弃耀夜之珠，不以书不圣出而弃助人之教。”清人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序》自诩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此亦余期本书之心也。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教。

感谢王蒙先生对本书写作的启发，感谢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巍然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教务处处长曾名湧教授、中国海洋大学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宋文红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社长杨立敏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广海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教务处教材科何淑芳科长、中国海洋大学教务处教学规划与研究科吉晓莉科长对本书的支持，感谢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审陈东林先生、青岛出版社副总编辑刘耀辉先生、青岛出版社科技中心首席编辑吴清波先生、青岛市国学学会会长邱振亮先生、青岛市国学学会副会长姜汇峰先生、青岛正方文化传播公司张吉宙先生及我院原副院长冷卫国教授对本书内容提出的意见。明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吕坤在《呻吟语·卷二·内篇·乐集》中说：“见义不为，又托之违众，此力行者之大戒也。若肯务实，又自逃名，不患于无术。”有感于此，笔者真诚地对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陈

先生和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兼办公室主任郭香莲女士对本书出版给予的鼎立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