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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悔指罪过和悔恨。《尤悔》是《世说新语》的第三十三门，共17则，记述了魏晋士人因言行不慎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或侧重于悔恨，或同时述及错误和悔恨，显示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因小失大”之理，富有教育意义。

1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①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②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③，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①任城王：曹彰，字子文，曹操与卞后之子。②徒跣：赤脚。③东阿：曹植，字子建，曹操之子，封陈王，魏明帝时封东阿王。

魏文帝曹丕忌恨他的弟弟任城王曹彰勇猛强壮。趁在卞太后的住处一起下围棋并吃枣的机会，魏文帝曹丕先把毒药放在枣蒂里，自己挑那些没放毒的枣来吃；任城王曹彰没有察觉，就把有毒、没毒的枣混着吃了。中毒以后，卞太后要找水来解救曹彰。可是魏文帝曹丕事先命令手下的人把装水的瓶罐都打碎了，卞太后匆忙间光着脚赶到井边，却没有东西打水，不久任城王曹彰就中毒死去了。魏文帝曹丕又要害死东阿王曹植，卞太后说：“你已经害死了我的任城王曹彰，不能再毒害我的东阿王曹植了！”

古人云：炎凉之态，富贵甚于贫贱；嫉妒之心，骨肉甚于外人。《世说新语》此则叙魏文帝曹丕因忌恨三弟任城王曹彰的壮悍骁勇而投毒于枣并毁瓶捣罐必置曹彰于死地而后快的残忍手段，足证骨肉嫉妒之害之重。然而，就是这个魏文帝曹丕，文的方面嫉妒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有《七步诗》相逼轶事，武的方面终于毒杀了骁勇壮悍的任城王曹彰，不但为君手段残忍，就是凡夫百姓也视兄弟为骨肉手足，他却自残手足。可是，偏偏也是这个魏文帝曹丕，尽管在他所指撰写的《交友论》中提出了“同忧乐，共富贵”的交友原则，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连自己有文才、具武艺的兄弟曹植、曹彰都难以容忍，必置死地而心安，可知曹丕为文是一回事，为人又是一回事，为友为兄弟则又是一回事，万不可想当然地将上述种种混为一谈，也算知文识人之一法罢了。究曹丕何以对自己兄弟残忍至此，不过一个“欲”字在心中作怪。曹丕心胸狭窄，欲壑难填，终于机关算尽，以致骨肉乖离，令亲者痛，仇者快。对于任城王曹彰来说，既知曹丕为人的种种奸诈残忍，却全无防范之心，终是犯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大忌，一着不慎，性命全丢，纵令骁壮异常，终究无济于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宴饮寻欢自当时时提防形形色色的鸿门宴，原因就在于大恶多从柔处伏，须防绵里之针；深仇常自爱中来，宜防刀头之蜜。

2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①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

王浑的后妻，是琅邪颜家的女儿，王浑当时任徐州刺史。颜氏行完交拜礼，王浑刚要答拜，旁观的人都说：“刺史您是州将，新娘是本州百姓，恐怕没有理由答拜。”王浑于是不对颜氏答拜。王济（字武子）认为自己的父亲王浑不对新娘答拜，就不算成婚，恐怕算不上夫妻，也就不拜后母，只称她为“颜妾”。颜氏认为这是耻辱，只是因为王浑门第高贵，终究不敢离婚。

清代金缨在其《觉觉录·291》（即今《格言联璧》）中说：“事属暧昧，要想回护他，着不得一点攻讦的念头；人属寒微，要思矜礼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气象。”这里所说的“矜礼”与“不得一毫傲睨的气象”说的都是对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礼貌态度。对外人尚且如此，夫妻之间尤当如此。然而身为徐州刺史的王浑在新婚之际正欲回拜身为自己治下的百姓琅邪颜氏的时候，却因宾客之戏言而中止了对新娘的答拜，明显违背了来而不往必非礼的礼俗，不仅显得自己无礼之至，也令新娘颜氏感到奇耻大辱，更为众宾客乃至治下百姓留下了极为无理悖俗的不良印象。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王浑的儿子王武子因王浑不曾答拜颜氏，认为王浑与颜氏并未成礼，算不得真正的夫妻，于是也不向新娘颜氏叩拜，而且直称后娘颜氏为“颜妾”。王浑只因听信旁人的一句戏言而使新娘不欢，夫妇、父子、后母与儿子相互之间，皆因谗言生怨，能不悲夫！

3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①，可复得乎！”

在西晋八王之乱中，成都王司马颖任陆机为平原内史。大安初年（303年）十月，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又任陆机为右将军、河北大都督。陆机进兵洛阳，在河桥大败。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与陆机的弟弟陆云不和，卢志趁机诬陷陆机将要谋反，陆机终于被成都王司马颖所杀。陆机临刑时叹息说：“想听一听故乡的鹤鸣，还能听得到吗！”

《史记·李斯列传》上说，李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曾对他二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陆机河桥兵败之后，遭到卢志的谗言，临刑时不无对生活的留恋，慨叹地表示：“想听听故乡华亭的鹤唳，还有可能吗？”陆机之言与李斯之语虽不同，但情感、意境堪相仿佛。如此可悲的下场，皆因二人得意时不想失意事，一味行进，不知退止，令人顿生“病生始知无病之乐，事至始知无事之福”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慨。

4　刘琨善能招延^①，而拙于抚御^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

①招延：招纳。②抚御：安抚驾驭。

刘琨虽然非常擅长招揽人才，却不善于安抚和驾驭他们。一天之内虽然有几千人前来投奔他，可是逃跑的人才也有这么多。因此，他终于也没有什么建树。

古人云：善用力者就力，善用势者就势，善用智者就智，善用财者就财。然而能用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能穷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讷；能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刘琨只善于招揽士卒，却不能对他们加以抚慰任用，终日碌碌，亦不过狗熊掰玉米，徒劳而已，其终于无所建树，也是势在必然。

5　王平子始下^①，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

①下：沿江而下到京城建康。

王澄（字平子）刚从荆州东下建康，丞相王导告诉大将军王敦说：“不可再让那个羌人到东边来。”因为王澄的脸长得像羌人。

这里所说的王平子即王澄，丞相即王导，大将军即王敦，均属琅邪王氏子孙。按理，在纷繁动乱的大争时代，在东晋王室占有重要地位的王氏家族子孙应当齐心协力光宗耀祖、保家卫国才是。可是，或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或由于个人名誉的自尊，甚至仅仅是因为一时的意气之争，上至帝王皇室，下至王公贵族，乃至世家子弟，常常违背伦常地上演一些自相残杀的人间悲剧，在黑白鲜明的史书上渲染一抹刺鼻而血腥的色彩。据《晋书·王澄》记载，“衍（指王澄的哥哥王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

，尝谓天下人士曰：‘阿平（王澄，字平子）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王敦，字处仲）第三。’”亲哥哥王衍赞誉自己的亲弟弟王澄而略轻堂兄弟王敦，既在情理之中，也本无可厚非，不料令王衍没有想到的却是他这一番原本出于无心的王氏子孙排座次的结果，不仅助长了桀骜不驯的王澄的自尊自大，也在“蜂目已露”而“豺声未振”、“既可食人，亦当为人所食”的王敦心中埋下了日后报复的伏笔。在“时敦为江州，镇豫章，澄过诣敦”的今非昔比的情况下，尽管“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倾慕之，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却不知明哲保身，“澄犹以旧意侮敦”。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王敦也是堂兄弟的丞相王导，不论是从国家取才用人、安定团结的政治角度，还是从兄弟和睦以免愧对祖宗的家族角度，不仅没有调停解决王澄与王敦的私人恩怨，反而将自家兄弟蔑视为异族之“羌人”，不仅不顾自家丞相的身份，反而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地欲置王澄于死地而后快。《世说新语》的作者采用“春秋笔法”仅用一句“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寥寥数字，就将身为丞相的王导的德行的另一阴暗面极有深度地刻写出来。也就是在王导这样的损人不利己的怂恿和教唆下，早已对王澄昔“惮”而今“益忿怒”的王敦，终于痛下杀手，开始了一系列对王澄的报复行动。《晋书·王澄》上说：“敦益忿怒，请澄入宿，阴欲杀之。而澄左右有二十绝人，持铁马鞭为卫，澄手尝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发。后敦赐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观之。因下床而谓澄曰：‘何与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验。’敦欲入内，澄手引敦衣，至于绝带。乃登于梁，因骂敦曰：‘行事如此，殃将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杀之，时年四十四，载尸还其家。”如此惨不忍睹的家族悲剧，在王澄是妄自尊大，刚愎自信；在王敦是睚眦必报，逞志肆欲；在王导则是典型的刻薄寡恩，借刀杀人，损人而不利己。

6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①。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②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惟当杀之耳！”复默然。逮^③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④中负此人！”

①谢：谢罪。②委：委托；托付。③逮：等到。④幽冥：阴间。

大将军王敦起兵谋反，丞相王导及兄弟们都到宫廷门外请罪。武城侯周

特别为王氏众兄弟担忧，刚进宫廷时，表情很忧虑。王导招呼周

说：“我一家百口就拜托你了！”周

径直走过去，没有回答。进宫后，周

极力援救王导。事情解决以后，周

极为高兴，喝完酒才出来。等到出宫，王氏一家仍然跪在门口。周

说：“今年把乱臣贼子都消灭了，一定会拿到像斗大的金印挂在胳膊肘上。”王敦攻陷石头城后，问王导说：“周

可以做三公吗？”王导不回答。又问：“可以做尚书令吗？”王导又不回答。王敦就说：“这样，只能杀了他了！”王导再次默不作声。等周

被害后，王导才知道周

救过自己，叹息说：“我不杀周

，周

却因为我而死，我到了阴间也对不起这个人！”

大将军王敦是丞相王导的从兄，在这两个堂兄弟还未羽翼丰满成气候的时候，王导就断言王敦如果有朝一日大权在握，因其“心怀刚忍”，因此必定要落个不得善终的下场，而洗马潘涛在见过王敦之后则预言王敦“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此事见《晋书卷九十八·列传第六十六·王敦》，《世说新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后来，《晋书》上说，王敦因“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处，手握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逆欲专制朝臣，有问鼎之心”，终于在晋元帝时起兵叛逆。旧时法令，起兵谋反，当罪灭九族，王导是王敦的从弟，自然当属诛杀之列，而且当时镇北将军刘隗力劝晋元帝“悉诛王氏”，于是“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此事见《晋书·王导》，这也就是《世说新语》此则所述“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的历史背景。王敦起兵谋反，累及王导乃至整个王氏家族事，足证“家有贤良可保江山社稷，门出逆子贻祸家人九族”之言非虚。然而人皆有畏死求生之心，王导自然也不例外。就在王导“率群从”“诣阙”请罪盼望晋元帝法外开恩的时候，正逢周

入朝去见晋元帝。王导有病乱投医，自然把自己昔日非常看重、平日也交游过重的周

视为救自己于万死不复劫难的救命稻草，于是才有了呼喊周

说“我把王氏全家百口全都托付给你了”的以死相托之语。受人相托，定当忠人之事，此亦君子信守承诺风范。可是周

竟“直过不应”，既令旁人不知周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令王导有大势已去、世态炎凉之虞，甚至由此而对周

有见死不救之势利小人之误判。然而《世说新语》作者行笔至此，在吊足了读者胃口的时候，却笔锋陡转，说周

“既入，苦相存救”。眨眼之间，周

判若两人，既显示了周

的君子豹变风范，又彰示了周

施不望报、积德于人所不知的慈爱仁厚心怀。一个“既”字，写出周

救王导诸人的急切，一个“苦”字极言周

斡旋王导之事的艰难苦辛，笔墨经济至极，写人生动传神。

《晋书·周

》上说周

为救王导家族性命，“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导从鬼门关前有惊无险地走了回来，终于得到了赦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朋友王导得救，周

自是高兴万分，《晋书·周

》中说他“喜饮酒，致醉而出。”逢喜事而畅饮，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饮亦当有时、有度、有节、有轻重缓急。在王导生死未卜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周

在见晋元帝前却既不呼应王导的求救，也未在离开晋元帝且事已办成而出门又见王导从众犹在时，告诉王导此事结局如何，《晋书·周

》上说周

饮醉出来后，“导犹在门，又呼。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好像根本没把王导求救之事放在眼里一般。周

这样行事，虽有行善不言的美德，但对王导而言则未免显得因失礼而失体，使得王导如《晋书·周

》中所说：“不知救己，而甚衔之。”周

由此为自己后来的不幸结局埋下了祸根。此种祸灾，在王导是不得而知，在周

则是因酒误事。《晋书·周

》中说他先是“以醉酒为有司所纠，白衣领职。复坐门生所伤人，免官”，甚至在君臣宴饮之际，因醉厉声诘难晋元帝，“帝大怒而起，手诏赴廷尉，将加戮，累日方赦之。”饮酒醉到这个份上，几乎把小命搭上，按理周

当有所收敛，然而周

毕竟是周

，依旧“屡以酒过”而“荒醉失仪”不算，还因与人斗酒而致人醉后“腐肋而死”。周

整天略无醒日，时人称其为“三日仆射”。在救王导这件事情上，周

事前虽未贪杯误事，但事成之后则醉酒失礼，尽管周

可能在酒醒之后认识到自己的失体，如《晋书·周

》上所说的“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但王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周

之腹，周

已在王导心中大打折扣，由此种下嫌隙自当难免。尽管在周

可能是“惠不在大，在乎当厄”，而在王导却早已是“怨不在多，在乎伤心”。仔细品味周

与王导的命运遭际，可知世间人事，有一乐境即有一不乐境相随，譬如王导得救，譬如周

被杀。待到王敦攻进石头城，问王导周

能否做三公、尚书令还是“惟当杀”时，王导对周

在当年自己生死关头呼喊两不应之事犹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于是面对王敦的询问，一报还三报，一问三不应，真应了“一言兴邦、一言误国、一言决生死”的古话。王导此时大概早已忘记了自己当年看重周

时，“尝枕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的情景。世人阅此篇，当不难识王导小人嘴脸与周

君子风采，因为“小人专望受人恩，恩过辄忘；君子不轻受人恩，受则必报”。直到周

被杀，王导后来“料检中书故事，见表救己，殷勤款至”，王导此刻尽管执表流涕，悲不自胜，但大祸已铸，人死不能复生，只能徒自愧悔而已。

总览此篇，世人阅周

事，当知为人惠不在大，在乎当厄，然而若以此惠释一大憝，则与纵虎伤人者无殊。览王导误会周

并见死不救周

事，须知处事尽管怨不在多，在乎伤心，然而若以此怨陷一无辜，则与操刀杀人者无别。《尉缭子·十二陵》中说：“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意思是说树立威严在于不轻易改变决心，施行恩惠在于选择恰当的时机，随机应变在适应情况的变化。据此而论，周

救王家百口虽“惠”之在义，但“机”不应事；王导在周

生死关头，三缄其口，其“威”不足取，亦不可道，而世间万众处事，无论为亲为友，不管为公为私，都应当时刻谨遵后世清代金缨在其《格言联璧》中所警示的“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旧恩”的处世名言，这既是存心厚薄之关键，也是鉴察王导、周

之类人品的不二法门。

7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①，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②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③同己。及文王^④之末高贵乡公^⑤事。明帝闻之，复面著^⑥床曰：“若如公言，祚^⑦安得长！”

①谙：熟悉。②宣王：司马懿。③宠树：宠信，培植。④文王：司马昭。⑤高贵乡公：曹髦。⑥著：贴；靠。⑦祚：国运。

王导和温峤一起谒见晋明帝司马绍，晋明帝司马绍问温峤前代统一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温峤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王导说：“温峤年轻，还不熟悉这一段历史，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王导就详尽叙说了晋宣王司马懿开始创业的时候，诛灭了有名望的家族，重新培植自己的人，一直说到晋文王司马昭晚年杀高贵乡公曹髦的事。晋明帝司马绍听后，掩面伏在坐床上，说：“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晋室的皇位怎么能长久呢！”

晋宣王司马懿创立大业伊始，便滥杀名门大族，培植亲信势力，妄图以淫威慑服臣良，其实正是薄德寡仁之政，反映在具体的人事上，则不过出薄言，做薄事，存薄心，种种皆薄，或者设阴谋，积阴私，伤阴骘，事事皆阴，结果难免灾及自身，殃流后代。晋明帝司马绍知祖上种种不仁行径而“覆面着床”，既羞先人寡德，更愧自己无德安邦定国以贻福后代。

8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①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②五马领头^③而不克。”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④。值世纷纭，遂至于此！”因为流涕。

①由来：从来。②邑：应作“已”；已经。③五马领头：以樗蒱游戏为喻，谓到了即将胜利的局面。④一面顿尽：一见便倾心相待。

大将军王敦在大庭广众中说：“周氏一族从来没有做过三公的人。”有人回答说：“只有周

已经拿到‘五个筹码领头’的胜利局面，却未能最终取胜。”王敦说：“我和周

在洛阳相会，初次见面，就能推心置腹。只是赶上乱事纷纭，竟然落得这样的结局！”于是为他流下泪来。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此则下引邓粲《晋书》曰：“王敦参军有于敦坐樗蒱，临当成都，马头被杀，因谓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此马。’”这里是以樗蒱为喻，以赌博喻取官场，意谓即将到了胜利的地步。言外之意是说，周

虽然因王敦起兵而被俘，但由于王导未能在堂兄王敦面前说周

的好话，以致王敦在攻进石头城后本想让周

做三公或尚书令时，皆因三问王导而未得回话而不得已杀了周

。如果王导在王敦面前为周

说了好话，或者王敦最终没有杀了周

，那么，周

成为周氏家族中首先做官位至三公者也未可知。因此，“惟周侯五马领头而不克”言外之意是说在保护晋帝还是附逆王敦叛乱的政治赌博中，即使作为政治对手，周

也已经赢得了王敦的敬重，只是在周

即将被王敦重用为三公或尚书令的时候而功败垂成，未能位至三公。而造成周

如此不幸命运的罪魁祸首，恰恰是总角之时即与周

在洛阳相会并许之三司的王敦。王敦念及此情而愧悔流涕，想来也是心中感慨所致。退一步说，王敦此时即便流的是鳄鱼的眼泪，但于王敦杀周

而言，即使功劳盖世，终究为不得一个“矜”字，即令弥天罪恶，到底最难得一个“悔”字。只是“悔前莫如慎始，悔后莫如改图，徒悔无益”，吕坤《呻吟语·应务》所说的上述之语应当令人三思。

9　温公初受刘司空^①使劝进，母崔氏固驻^②之，峤绝裾^③而去。迄于崇贵^④，乡品^⑤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⑥。

①刘司空：刘琨。②驻：车马停驻不前。③绝裾：扯断衣襟。④崇贵：发迹；尊贵。⑤乡品：家乡的评议。⑥发诏：由皇帝发布诏书特进。

温峤当初受司空刘琨委派过江劝说晋元帝司马睿即帝位，他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走，温峤割断衣裾不顾一切地走了。一直到温峤显贵以后，乡里的评论还是对他“绝裾而去”的行为不予谅解。每当皇帝给温峤升官晋爵的时候，都要由皇帝发布诏书特允。

自古忠孝难两全。然而忠于国者，必孝于家，能孝于家者，则未必能忠于国。忠于国者为大孝，孝于家者为小孝。《晋书·温峤》中说温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可见温峤本是孝子无疑，只是当初“峤欲将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峤绝裾而去。其后母亡，峤阻乱不获归葬，由是固让不拜，苦请北归”。最后由三司、八坐议其事后，决定让温峤“竭其智谋”，“使逆寇冰消”后再“反哀墓次”，不可“稍以乖嫌废其远图”。在这种国家有难急需用人之际，温峤只能听君命以赴国难。可是，官不必尊显，期于无负君亲。以当时的社会伦理而论，温峤违逆母亲崔氏意愿，已属不孝，至于母亡而不得亲葬，则温峤已是大不孝。当时的九品中正制度规定：晋爵升官必须先由乡里评定其品位，用今天的话来说，温峤连参选的资格都不具备，更不用说通过乡里品评来加官晋爵，只有自上而下破格提拔即由皇帝特旨诏进才可以。从历史的实情来看，温峤的所谓“不孝”乃是形势所逼，本于无奈，并非温峤真心所愿，然而众心难违，温峤只得虎落平阳，龙遭虾戏，虽英雄豪杰犹被世俗之小廉细谨所绳，空自喟叹。

10　庾公欲起^①周子南，子南执辞愈固。庾每诣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②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庾从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强^③饭，极欢。并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将军二千石，而不称意。中宵^④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⑤而卒。

起：起用。②奄：突然。③强：勉强。④中宵：半夜。⑤发背：背疽发作。

庾亮想要起用周子南做官，周子南执意推辞，而且越来越坚决。庾亮每次去拜访周子南，庾亮从大门进来，周子南就从后门出去。有一次，庾亮突然到来，周子南来不及躲开，就和庾亮面对面坐了一整天。庾亮向周子南要饭吃，周子南拿出粗茶淡饭给他，庾亮不仅吃得很香，而且还特别高兴；于是两人谈论世事，约定互相推荐，共同担负起辅助国家的重任。周子南出来做官后，升为将军、郡守，都不能称心如意。夜半起来，周子南感慨地说：“大丈夫竟被庾亮（字元规）出卖了！”一声叹息后，终于导致背后毒疮发作而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勿施于人。有必不可行之事，不可妄做经营；有必不可劝之人，不必多费唇舌，这些讲的都是万事顺其自然的道理。己之所欲，未必人之所欲；己所不欲，安敢令人必欲，将自己的所欲与不欲自以为是地强加于人，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对方或惧于威势，或碍于情面，或有所顾忌，即便勉强接受下来，也终究是万不得已，实属无奈。庾亮一意孤行，全不顾周子南的感受与志向，一味地死缠到底要周子南出来做官的做法，未免有些无赖的味道，全不知“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的道理，实在是强周子南所难。周子南本不愿入朝为官，然而却耐不住庾亮的死缠苦劝，既仕而又不称意，终违大丈夫独立天地之志，仰天一叹，“发背而卒”，想九泉之下，周子南能不悲夫？能不愧夫？能不悔夫？

11　阮思旷奉大法^①，敬信甚至。大儿年未弱冠，忽被笃疾^②。儿既是偏所爱重，为之祈请三宝^③，昼夜不懈。谓至诚有感者，必当蒙佑。而儿遂不济。于是结恨释氏^④，宿命都除。

①大法：佛法。②笃疾：重病。③三宝：佛、法、僧谓之三宝。④释氏：指佛教。

阮裕（字思旷）信奉大乘佛法，虔诚到了极点。阮裕的大儿子尚未成年，忽然患了重病。这个儿子是阮裕特别喜爱和看重的，就替他向佛、法、僧三宝神灵祈祷，昼夜坚持不断。阮裕认为自己的信仰最虔诚必定能得到保佑。可是这个儿子到底也没救活。于是，阮裕就与佛教结了仇，把因果报应的“宿命论”全都抛弃了。

清代石成金所编《传家宝·金言》中说：“天文术数之书，律有明禁，然习之本亦无益。不精则可笑，精则可危。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祸生于意外者多矣。”据此而论，阮裕读佛书，礼佛法，敬若神明，虽习之本亦无益，但亦无可厚非，可笑的是阮裕食古不化，不知菩萨金刚皆为人塑，阎王小鬼统为泥金，有病不寻医，反去抱佛脚，其所谓“至诚有感”、“必当蒙佑”之语与大儿“遂不济”的死局，正是阮裕对佛法“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祸生于意外”的最后证明。阮裕直到迷信三宝而使大儿命归黄泉，才“结恨释氏，宿命都除”，虽说是封建迷信害人的最好实证，但终归令人惋惜，对阮裕顿生“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的无奈之慨。然而对既往之事，悔之无益，唯在儆后，须知世上无鬼神，百事人做成，阴阳不可信，信了一肚闷。

12　桓宣武对简文帝，不甚得语^①。废海西后，宜自申叙，乃豫撰数百语，陈废立之意。既见简文，简文便泣下数十行。宣武矜愧^②，不得一言。

①不甚得语：不怎么能说话。②矜愧：

桓温面对晋简文帝司马昱的问话，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意见。废黜海西公司马奕以后，桓温认为应当亲自申奏说明一下废立的理由，便事先构思好几百句话，陈说废黜旧君、拥立新君的本意。等见到简文帝司马昱以后，晋简文帝司马昱竟涕泣交流不止。桓温既对被他一手扶立起来紧张而愧疚。

的小皇帝简文帝司马昱有些怜悯，又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有些羞愧，结果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海西，即海西县公，是晋废帝司马奕被桓温废黜晋帝之位后的最后封号。《晋书·卷八·海西公》中说：“废帝讳奕，字延龄，哀帝之母弟也。”也正是由于这个出身，桓温为了篡夺晋帝之位，在参军郗超进献废立之计后，以“入纂大位”、“宫闱重闷，床笫易污”等罪，“言帝为阉，遂行废辱”，并令散骑侍郎刘享立收晋废帝司马奕玺绶。晋废帝司马奕被桓温遣至其初封地，封为东海王，最后降封晋废帝司马奕为海西县公，史称其为海西公。晋帝司马奕被废后，桓温立晋元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司马昱即位，是为晋简文帝。桓温久有异志，其拥兵自重肆心逞志、图谋不轨以受九锡之心早已有之。桓温废司马奕而立司马昱为晋帝，亦不过一时之策，其目的不过是为自己将来登上皇帝宝座所铺设的一块垫脚石而已。因此桓温见简文帝，想此前之忠言与当日之逆行，难免矜持羞愧，其口“不得一言”乃是其做贼心虚之必然表现。而简文帝泣下数十行，当羞自己不能匡扶晋室，而令桓温之辈横行，或忆自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初创至今，历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愍帝司马邺、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康帝司马岳、穆帝司马聃、哀帝司马丕及至废帝司马奕，至今晋室动荡，命运飘摇，或是愧对列祖列宗之真心吐露，也未可知。

13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①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①屈：通“崛”。

桓温躺在床上对他的亲信说：“做这种寂寂无闻的事，将会被晋文帝司马昭、晋景帝司马师所耻笑。”接着一下坐起来说：“既不能流芳百世，难道也不能遗臭万年吗！”

这里所说的“文、景”指的是晋文帝司马昭和晋景帝司马师。司马师是晋宣帝司马懿的长子，当初曾暗地培养死士3000人，散落民间各地，在助司马懿诛曹爽时一朝而集，众人没有一个知道这些敢死队队员从何而来，司马师以此功封大将军辅政。至于司马昭，乃景帝之母弟，司马懿之子，三国时曾继其兄司马师为魏大将军。三国时魏国的曹髦在位时，司马昭始专国政，日谋代魏，蓄意夺取政权。曹髦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后以比喻人所共知的野心。晋景帝司马师和晋文帝司马昭都是起兵行逆，胸怀野心之人。《晋书·桓温》中说桓温曾经路过因起兵叛晋、死后被控尸悬首的王敦墓前，望之弥久而赞叹不已。言为心声，桓温不以司马师、司马昭、王敦之流纂逆作乱为耻，反以为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既不能流芳后世，也要遗臭万年，虽为一世之雄，终成万载之奸，不过乱臣贼子一个。桓温如此行言无忌，不过佐证“小人亦有坦荡荡处，毫无忌惮是已；君子亦有长戚戚处，终身之忧是已”。

14　谢太傅于东^①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②，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日莫雨驶^③，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④撞驭人，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⑤之人情，固知道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

①东：会稽。②从横：纵横。③驶：急骤。④车柱：停车时支撑车辕的木柱。⑤方：比。

太傅谢安在会稽乘船出行，船夫驾着船，有时慢有时快，有时停有时等，有时还任船自由地四处漂游，撞着人或者碰到岸上，谢安从不喝斥责骂，有人说谢安为人无怒无喜。一次送哥哥征西将军谢奕的棺材回乡安葬，返回的路上傍晚雨下得很急，车夫们都喝醉了，无法顺利地驾御马车。谢安就在车上拿起支车的木柱击打车夫，声音和神色都非常严厉。虽然说水性沉静柔和，可是进入狭隘险要处也会奔腾激荡。用水来比拟之人的性格，自然就知道，当人处于急迫狭隘境地时，是难以保持自己平和美好的心境的。

观操存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镇定在震惊时，无论面对何人何事，处何环境，意粗性躁，必将一事无成，果能心平气和，势必千祥骈至。观谢安乘船之举止言行，可知谢安有才而性缓，定属大才；看谢安葬兄取车柱撞驭人之严声厉色，可知谢安于“有智而气和，斯为大智”之誉，尚有距离。前者只是说明谢安“奴仆得罪于我者，尚可恕”，此证谢安之胸怀肚量，后者足以说明谢安“奴仆得罪于人者，不可恕”，则说谢安深知家法不严，不足以治事。所以，人性若水，宽平隘激，遇寒成冰，至热化汽，而其性不改，谢安终不过性情中人而已，有情有义有刚柔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此则小说中最后“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的议论，看似闲笔，实际上则正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水喻德”的文化理念，这是因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得山水之乐而悟自然、社会、人生诸理，进而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乃是中国古时的先哲借以达到寓教于乐、托物言志、天人和谐的不二法则。这些先哲们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认知逻辑，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拈花微笑不语，风流不在人知，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爿叶上说人情，虽是静观万物，却能道通有无。而世人日常生活中须臾难离、司空见惯的水，因其具有既映照着世界的形象，又改变着世界的形象，并且时时保持着又改变着自身的诸多迷人特质，因此而常常成为中国古代先哲们比喻生活、比喻时光、比喻历史、比喻人类的自身的形象与变化的最直观、最自然、最形象、最生动的教材。

譬如，老子在其总数81章的《道德经》中，就有多处以水作譬论道说德修身治国：“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就水的广义而言，老子的“上善若水”、“大国下流”、“百谷王”、“弱水胜坚”诸说，可谓中国古代“以水喻德”的发轫之论。

后来的《尸子·存疑》所辑《事类赋·水赋注》则说“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万物，仁也；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柔而难犯，弱而难胜，勇也；导江疏河，恶盈流谦，知也”，可谓将“以水喻德”升华到了人文内涵的高度。

对水的人文内涵赋予最深刻的哲学与美学思考之集大成者，则非孔夫子莫属，并集中体现在具有从儒家到法家过渡性质的代表人物——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卿所著的《荀子·卷二十·宥坐篇第二十八》之孔子对子贡“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的“水之九德”的解答中：“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地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绰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意思是说，水普遍地给予了世间的各种生物却完全没有为自己，就像君子的德行；水向低处流去，或直或曲，但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就像君子遵循着道义；水浩浩荡荡，奔流不息，就像君子蕴含的绵绵不绝的“道”；如果挖开堤岸，让水通行，水酒立刻奔腾向前，如同回音应声；水奔向万丈深谷，毫无畏惧，就像君子的勇敢；水注入地面低洼的地方，必定使水面平坦，就像君子的“法”；水注满低洼的地方，使其平坦根本就用不着量谷物刮平斗斛的“概”，就像君子的公正；水柔和而无处不到，就像君子的明察；万物从水中进出之后，就变得新鲜而光洁，水就像君子的善于教化；水千回百折却必定东流大海，就像君子的意志。这就是中国古代先哲赋予水的“德”、“义”、“道”、“勇”、“法”、“正”、“察”、“化”、“志”之“九德”。孔夫子的“水之九德”说，可谓是中国古代“以水喻德”的真正滥觞。

类似孔圣人的“水之九德”意象思想的，则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大儒董仲舒，这在其代表作《春秋繁露·卷十六·山川颂第七十三》中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董仲舒沿袭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以水比德喻人，将孔子的“水之九德”的山水哲学观虽有所扬弃，但仍将水的人文内涵形象地概括为“力者”、“持平者”、“察者”、“知者（即智者）”、“知命者”、“善化者”、“勇者”、“武者”和“有德者”这9种有德行的人，赋予水以高度的人格化魅力。

也许是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思想界所处的独特地位与影响，与其同时或稍后的汉代思想家们又将孔子的“水之九德”与董仲舒的“水之九德”的儒家山水哲学意象进一步升华，并在西汉刘向的《说苑·杂言》与西汉末期的礼学家戴德的《大戴礼记·劝学》中得到了精辟的阐释。《说苑·杂言》借孔子之口巧妙地表达了其“以水喻德”的人文思想：“夫水，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这里，《说苑·杂言》在孔夫子和董仲舒之“水之九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形象地概括出水之“德”、“仁”、“义”、“智”、“勇”、“察”、“包”、“善”、“正”、“度”和“意”之十一德，将以“水”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以水比德”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大戴礼记·劝学》则同样借孔子之口传达出“以水比德”的人文思想：“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远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真；苞裹不清以入，鲜絜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戴德同样借助孔子之口生动地概括出“水如君子”、“君子似水”的内在本质，即“德”、“仁”、“义”、“勇”、“智”、“察”、“真”、“善”、“正”、“厉”和“意”等11种美好品质，进一步丰富了“以水比德”的人文内涵。

上述所引，除老子《道德经》的“上善若水”说与《尸子·存疑》所载的“水有四德”说外，不论是道家的思想还是儒家的学说，无论是《荀子·宥坐篇》还是《春秋繁露·山川颂》所引孔子之言所述的“水之九德”说，不管是《说苑·杂言》还是《大戴礼记·劝学》所引孔子之言所述的“水之十一德”说，尽管在个别文字叙述上有所差别，但在“以水比德”的人文价值取向上，则是百川入海、殊途同归，在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一脉相承而又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德”、“义”、“道”、“勇”、“法”、“正”、“察”、“化”、“志（意）”、“力”、“平”、“知（智）”、“武”、“仁”、“包”、“善”、“度”、“真”以及“厉”等以水为核心取譬对象所代表的“以水喻德”的丰富内涵和思想高度。因此，《世说新语》的作者在此则小说的结尾“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来形象地刻写谢安的性格并进而得出谢安由平日“沈柔”之君子何以竟有“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厉”的非常之举的根源在于“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的道理，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水喻德”理念的厚积薄发，而在艺术上则达到了高僧竺常禅师评论《世说新语》所说的“片言以核理，只词以状事，体简而意渊，语微而旨远”这样的艺术高度。

15　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

简文帝司马昱看见田里的稻子而不认识，问是什么草，近侍回答说是稻子。简文帝司马昱回到宫里，三天没有出门，说：“岂有依靠末梢活着而不识其根本的道理呢！”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圣人孔夫子尚且不识麦苗与韭菜，深居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锦衣玉食生活的简文帝司马昱不认识田中的禾稻与稗草，亦是不足为怪。人不知而不怪，是人之常情，但以无知为无畏、无愧、无悔，则是人进德修业养身的孽障。所以无知，乃是不学，不学乃是人生最大的羞耻。古人主张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惟增长见识，培养才干，也是长志雪耻的不二法门。

16　桓车骑在上明^①畋猎。东信^②至，传淮上大捷。语左右云：“群谢年少，大破贼。”因发病薨。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

①上明：荆州刺史治所。②信：信使。

车骑将军桓冲在荆州刺史治所上明打猎。从东边来的信使到了，送来淝水大捷的消息。桓冲对随从说：“谢家一伙年轻人打败了贼寇！”不久，桓冲就生病死了。舆论认为桓冲这样病死比让出扬州刺史到荆州去还要好。

据《晋书·卷七十四·桓彝》记载，桓冲是桓彝的小儿子，其长兄桓温非常器重这个小弟弟，认为桓冲的才华远在他另外三个弟弟之上。晋明帝司马绍时，桓冲以将相异宜，自认为才德名望不如谢安，于是辞去扬州任职而让位给谢安，自己去荆州赴任。等到前秦国君苻坚率九十万之众准备攻打东晋时，在听说苻坚大兵已出淮、肥后，桓冲自以为从东晋社稷安危考虑，派遣他随身携带的三千精兵赶赴京师助战。不料谢安却说桓冲这区区三千精兵同苻坚九十万大军作战，不足以增减损益，而欲外示闲暇，暗遣军兵，于是命令桓冲派来的三千精兵打道回府。桓冲知道此事原委后，不禁惊叹说，谢安尽管有庙堂之量，但却不会打仗。现在大敌将至，却还在游谈示暇，尽管谢安已经派遣以谢玄为首的谢家诸位不经事的少年子弟出征，而其军事力量实在太弱，东晋掌握在谢安这样人的手里，其不幸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即“吾其左衽矣”。衽者，衣襟也。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服装的前襟向左开，异于中原一带百姓服装的右衽。当时中原地区的人因此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名词。此次率领大军攻晋的前秦国君苻坚是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人，是氐族。桓冲说“吾其左衽矣”，其真实意思是说谢安这样排军布阵，抵抗苻坚的进攻，早是败局已定，晋国只能接受苻坚这个氐族人的统治了。可是，就在桓冲做出上述悲观失败的预言不久，却传来了淝水之战谢安大获全胜的消息，桓冲此时本有疾病，加以惭耻，以至冲动发病而死，时年57岁。桓冲之死，外在疾病，内在惭耻，惭在大言，耻在无功。俗话说得好，宁食过头饭，不说过头话。一言既出，覆水难收，桓冲大话说尽，却寸功不立，不但悔之晚矣，而且搭上了老命，遗恨终生。

17　桓公初报破殷荆州，曾讲《论语》，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①”。玄意色甚恶。

①不处：不为。

桓玄与殷仲堪联合反晋，后来桓玄又因报复击杀了殷仲堪。曾经有一次，桓玄正在讲解《论语》，讲到下面一句：“富有和尊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仁人志士是不能享受的。”桓玄当时的心情和脸色都很难看。

据《晋书·卷九十九·桓玄》所载，桓玄好逞伪辞，尘秽简牍，本性贪鄙而好奇，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桓玄周围的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者，必定要悉归自己所有才罢休，如果难以逼得就以武力夺取来，桓玄的财物大部分这样蒱博而取得。在桓玄肆政时期，桓玄为了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更是派遣手下臣属四方搜寻，掘果移竹，不以千里为远，以致治下百姓所有的佳果美竹再也没有遗漏在民间的，全归桓玄无理占有。桓玄听到别人赞美他的谀言就高兴，违背他的心愿就以忤逆论处，或夺其所憎与其所爱。就是这位横征暴敛、贪得无厌、欲望无边的桓玄，却偏偏在得意之时给人家讲《论语》，而且是在讲《论语》中君子之人对于金钱财物的应有态度，即“富与贵是人的本来欲望。但是，如果不能用名正言顺的正当手段来取富贵，那么君子之人就不应该去占有”。如果用不正当手段取得了富贵，这样的人甚至连强盗都不如。因为即使是强盗占有财物、取得富与贵也是讲究一定的道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盗亦有道”即此之谓也。对于取财之道，《孟子·万章上》说得非常明白：“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而桓玄在取财之道上则无疑是一个假道学。史载桓玄为了达到归藩的目的，桓玄曾经假装上表请求归藩，而又自己伪造诏书要求留下。在皇上已经遣使宣旨之际，桓玄又上表坚请归藩，却又说天子已作手诏，本来要他留下。如此反复无常的人小行径，只不过说明桓玄是一个口里伊周、心中盗跖、责人而不责己的挂榜圣贤，是口称圣贤而心类穿窬的伪君子。桓玄身为读书人而为恶，为臣子而作奸，为官而犯法，言行举止多悖圣贤之道，于是，在世人普遍追求看书求理须令自家胸中点头、与人谈理须令人家胸中点头的境界中，桓玄大言不惭地谈论求富取贵之道，犹如让贪官讲廉政，让婊子说贞节，桓玄心中徜有一丝未泯的天良，焉能不愧，此桓玄论道而自家“意色甚恶”的根本原因。对桓玄这样的人，五刑不如一耻，百战不如一礼，万劝不如一悔，诚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