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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即行政事务，具体指处理政务的才能和值得效法的手段。《政事》是刘义庆《世说新语》的第三门，共26则，记述了魏晋时期官员处理政事的各种理念和方式，表达了以仁德治国的政治主张。

1　陈仲弓为太丘长^①，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②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③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

①太丘长：万户以下县的行政长官。②考：审查。③病母：诅咒母亲有病。

陈寔担任太丘县令的时候，当时手下有一个官吏撒谎说自己的母亲有病来骗假。此事被发觉后，这个撒谎的官吏被抓了起来，陈寔又下令让执法官杀了这个人。主簿为此请求把这个撒谎的官吏交付法律审判以弄清他所有的罪过。陈寔说：“欺骗君长是不忠，无故诅咒母亲得病是不孝，为官而不忠，为子而不孝，他的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查清他的罪过，难道还有比这个不忠不孝的罪过更大的吗？”

按照《尔雅·释训》的解释：“善事父母为孝。”所以相传是曾参所作的《孝经》中才说：“人之行莫大于孝”，“以孝事君则忠”。原因就在于“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而“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在以忠治国、以孝治家的中国古代社会，如果说立家之基莫过于孝的话，那么“为国之本，何莫由忠”，汉代马融《忠经》里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孝与忠、家与国的内在必然，而孔子所说的“明王以孝治天下”的道理也正在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忠经》主张“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而“明主治国，必先辨法”。这是因为人“虽有其能，必由忠而成”，若其人“仁而不忠，则和其恩；智而不忠，则文其诈；勇而不忠，则易其乱。是虽有其能，以不忠而败也”。清时吴三桂以不忠见败。《孝经》说：“五刑之量三千，而罪其莫大于不孝”，不忠不孝，则是大乱之道。宋代吕本中的《官箴》说：“处子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这里所说的“处子”而“尽心”，于父母则为孝，于国家则为忠。据此而论，陈寔以忠孝考衡说假话的属吏，践行的即是辨忠识孝、忠孝治国的为政准则。

2　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者，主者捕之。未至发所^①，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②者，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

①发所：事发现场。②在草不起子：生了孩子遗弃不养育。

陈寔任太丘县令的时候，有盗贼劫财害命，主管官吏抓住了罪犯。陈寔还没有到达事发现场，半路上听说有一家生下了孩子却遗弃不抚养，就立刻掉转车头赶去处理这件事。主簿见此情景就说：“盗贼劫财杀人案人命关天，理应先去查办惩治。”陈寔说：“盗贼杀人劫财，怎么能和骨肉相残相比？”

事有轻重缓急，情有远近亲疏，救困不救贫，救生不救死，此皆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之权衡所在。盗贼杀财主，其事既定，财命无可挽回，是死局，是人祸，结果是回天无力。“在草不起子”即生了孩子却不抚养，其情有变，命悬一线，是生局，是情祸，是家庭不和、骨肉相残之悲剧，虽已上演，尚未至落幕。防剧变于未发，救骨肉于水火，陈寔所为正是善权衡利害轻重之明智之举。唐代韩愈《处州孔子庙碑》说“为政知先后”，《上留守郑相公书》说“君子为政，当有权变”，说的正是陈寔“知先后”、“有权变”的为政品质。

3　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①。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②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③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④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①袁公：袁寔。②绥：安抚。③孤：王公自称。④法：效法。

陈纪（字元方）11岁的时候，去拜访袁寔。袁寔问他：“令尊任太丘县令的时候，远近的民众都称颂他，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好事呢？”陈纪回答说：“家父在太丘，对于强悍的人用恩德去安抚他，对于柔弱的人用仁爱去体恤他，任凭他们安居乐业，久而久之，当地的百姓们因此也就更加敬重家父了。”袁寔说：“我以前任邺县县令，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不知道是令尊效法我，还是我效法令尊？”陈纪说：“周公、孔子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的教化施为与行为举止，尽管形式上好像差别很大，而在本质上却好像同出一辙。周公没有效法孔子，孔子也没有效法周公。”

诸葛亮《诸葛武侯集·答惜赦》中说：“治世以大结，不以小惠。”陈元方说他的父亲陈寔任太丘县令时，对手下百姓，不论强弱，均以德仁安抚，此即仁德善政而利民安国之谓也。自古能施仁德而行善政并利民安国者，必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遵循的必定如《淮南子·汜论训》所主张的“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因于事，不必循旧”的改革精神，而其所以能如此行政，其宗旨必是与桓宽《盐铁论·相刺》所提倡的为政“要在安国家，利人民，不苟文繁众辞而已”相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纪驳袁寔之衅言而树其父之德威，断言而论：“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尽管陈纪借周公、孔子彼此互不效法来说其父与袁寔亦是彼此互不效法，但就德仁为政而利民安国来说，此亦万变不离其宗之根本大法，宋代曾巩《战国策目录序》所谓“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说的即是此理，而从文学形象的塑造角度来说，《世说新语》的作者借助言语对话充分地刻画了陈纪如后世隋代王通《文中子中说·第九卷·立命篇》所称道的“德不在年，道不在位”的年少而有道的少年君子的生动形象。

4　贺太傅^①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②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③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④，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⑤请孙皓，然后得释。

会稽人太傅贺邵任吴郡太守时，上任之初却足不出户，吴郡一些豪门大族不仅都轻视贺邵，竟然在贺邵的府邸门上写道：“会稽鸡，不能啼。”贺邵听说后，故意外出，走到门口又回头仔细观看，又叫人拿来笔墨在后面补写道：“不可啼，杀吴儿。”于是亲自到当地各大豪门强族的庄园，重点核查顾姓、陆姓等大家族役使官兵以及窝藏逃亡百姓等违法犯罪之事，然后把这些情况全部上报朝廷，因此而获罪受到惩治的人非常多。陆抗当时正任江陵都督，特意从江陵赶到京都建康去向吴主孙皓求情，这才使他的家属得到赦免。

①贺太傅：贺邵，字兴伯，会稽山阴人。历散骑常侍、吴郡太守、太子太傅。②故：特意。③足：补足。④屯邸：庄园。⑤下：顺江东下。

虽说贵人轻易不露相，但是老虎若是不发威，有时也难免被鼠辈当病猫看待。贺邵初任吴郡太守闭门不出而遭当地豪门大族羞辱，即属此例。吴中诸强族用“会稽鸡，不能啼”来羞辱贺邵，正是宋代柳开《时鉴》所谓“族盛卑邑，邦大下国”，亦即奴大欺主、客大欺店的历史写照，尽管官场世俗有“强龙不压地头蛇”之说，但是可忍，孰不可忍。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怒火不烧也只因时候未到。贺邵于是隐忍自守，蓄势待发，引蛇出洞，一旦时机成熟，该出手时不但出手——“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更出头脑——“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贺邵这套后发制人的组合拳，颇似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玉环步，鸳鸯脚”，既冠冕堂皇地体现了宋代杨万里《驭吏·上》所说的“用法自大吏始，而后天下心服”的法治精神，又世俗地上演了一出杀鸡儆猴的政治活剧，彰显了贺邵文武双修、潜忍自守、雷厉风行、惩恶扬善、深谋远虑的为政才干，不失为今世官场新秀的教科书。

5　山公^①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②。贵胜^③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宗咏。有署^④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⑤，裴楷鞦^⑥，王济剔嬲^⑦不得休。”或云潘尼^⑧作之。

①山公：山涛。②知管时任：主持当时的官吏任免。③贵胜：显贵。④署：题写。⑤鞅：套在牲口颈上的皮带。⑥鞦：套在牲口后部的皮带。⑦剔嬲：骚扰挑逗。⑧潘尼：字正叔，荥阳人。

山涛因为心胸开阔而在朝廷中享有声望，虽然已经年过70，却还担负着掌管当时朝廷官吏任免的重任。一些名位显贵的年轻人如和峤、裴楷、王济等人，对山涛都推崇颂扬。有人因此在阁道的柱子上写道：“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济剔嬲不得休。”有人说这是潘尼写的。

杜甫有诗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山涛年逾70，以其器量而德高望重，而其掌握政务，恰如众星拱月一般得到名位显贵的年轻一代如和峤、裴楷、王济等人的尊崇和颂扬。阁柱上所写的顺口溜以牛比喻山涛，不仅从侧面写出了山涛的为政品德，而且含蓄地折射出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官场习俗。

6　贾充^①初定律令，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②。冲曰：“皋陶^③严明之旨，非仆暗懦^④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⑤。”冲乃粗下意^⑥。

①贾充：字公闾，襄陵人。仕至尚书、廷尉，晋封鲁郡公。②郑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晋受禅，进太傅。③皋陶：舜时掌管刑狱的大臣。④暗懦：愚昧无能。⑤弘润：补充润色。⑥下意：提出意见。

贾充当初制定律令，与羊祜一起去征询太傅郑冲的意见。郑冲说：“皋陶严明高深的旨意，不是我这样愚昧无能的人所能探测弄清的。”羊祜说：“皇上的意思是让您对律令稍加补充润色。”郑冲这才粗略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皋陶是舜时掌管刑狱的大臣。贾充起初制定了宪法规定的律令，并与羊祜一起征询太傅郑冲的意见。郑冲以皋陶代指贾充和羊祜，尽管谦虚地说自己不明白皋陶辅佐舜时的法令，却从侧面表现了郑冲身为太守而守本职，在其位则谋其政，不在贾充之位而不谋贾充之政的安分守己的法律意识，是不轻视强人、不越俎代庖的为官清醒所在。及至羊祜转达皇上让其补充润色的旨命，郑冲才大略说出自己的意见，既是忠君的本色，也是尊重官场同仁的谦虚风范。

7　山司徒前后选，殆^①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②，皆如其言。惟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①殆：几乎。②题目：评价。

司徒山涛在担任吏部尚书时所举荐的人才，几乎遍布朝中文武百官，全部没有不当的人选，他所品评的人，事实证明也正如他所说的。只有任用陆亮，是皇帝下诏起用的，和山涛的意见不同。山涛曾经以理相争，但是皇帝不听，结果陆亮当官不久就因受贿而被查办免官。

诸葛亮《诸葛武侯集·便宜十六策·举措》中说：“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元代脱脱《宋史·范如圭列传》则说：“为治以知人为先”。据此而论，山涛举无失才、论人不爽正是其善举贤、能知人的为官才华的具体表达。至于进谏皇帝不要轻易任用陆亮及后来陆亮因贿而败的下场，则从反面印证了山涛举贤知人的忠诚品质和识人眼光。

8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①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②，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③，而况人乎？”

①绍：嵇绍，嵇康之子。②出处：出世或隐居。③消息：消长变化。

嵇康因一直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而被杀害后，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绍向山涛请教他应该出仕还是隐居，山涛告诉他说：“我为你考虑了很长时间了。天地四时，还有春夏秋冬酷暑严寒的消长变化，何况人呢？”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曾以尖酸刻薄的文字写了名垂后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搞得弄巧成拙的山巨源也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好不尴尬，也好没面子。后来嵇康遭钟会构陷，被司马昭所杀。依今日世俗的眼光来看，山涛即使不对嵇康及其后人落井下石，也难免幸灾乐祸，最不济也会没事儿偷着乐，因为既然你嵇康当初先不仁于我山涛在前，所以你嵇康也就怪不得我山涛今日不义于后，即便山涛果真如此，想来也是人之常情。若事实如此，不管是嵇康还是山涛，也就愧于“竹林七贤”的那个“贤”字了。据《晋书·山涛》载：“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在司马氏对文人士大夫们实行残酷无情的不为我所用即被我所杀的专制恐怖时代，处于尴尬友情境地与杀机密布官场中的山涛不计前嫌，甘冒杀身之险而依然故我地帮助友人嵇康的儿子嵇绍，一方面固然是对嵇康托孤之事“受人所托，忠君之事”的义无反顾，另一方面又未尝不是对嵇康在《与山巨源绝教书》所说的“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与“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的自我践行。而山涛之所以能有如此的作为，则是根于山涛对司马氏政权乃至朝代兴衰与人事成败的清醒而执著的易理学养，这从山涛对嵇绍所说的后一句话中清晰得见。山涛所说的“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典出《易经》第五十五卦“丰卦”（离下震上）的《彖辞》：“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意思是说：太阳过了中午就会偏西，月亮满盈就会亏损，天地的充实和空虚，也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消亡或生息，又何况是人呢？又何况是鬼神呢？后世隋代的王通在其《文中子中说·第九卷·立命篇》中说：“治乱，运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穷达，时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来一往，各以数至。”正因对治乱相因、盛衰无常的官场世相有着锐利的洞察力，所以，在嵇康被诛后，山涛才能不计前嫌地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此举在私是以德报怨，仗义而行，核心是一个“义”字；在公则是实心为政，处官事如家事，彰显的是一个“诚”字，核心则是一个“忍”字。对于“义”，元代许名奎《劝忍百箴》中说：“义者，宜也。以之制事，义所当为，虽死不避；义所当诛，虽亲不庇；义所当举，虽仇不弃。”关于“实心”，清代丁日昌《牧令全书辑要·治源》所辑陈宏谋《申饬官智箴檄》则说：“古云‘如保赤子，心诚求之’，又云‘处官事如家事’，皆实心之谓也。”据此而论，山涛举荐嵇绍为官，循义以诚，知权达变，既有为朋友而两肋插刀的赤诚仗义，又有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而其审时度势、蓄势待发的动力则源于“忍”之厚积待发。

9　王安期^①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②之。王曰：“文王之囿^③，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①王安期：王承。累迁东海内史、从事中郎。②推：追究。③囿：苑囿。

王承（字安期）担任东海郡内史的时候，属下有个小差吏偷官方水池中的鱼，被依法追究查办。王承说：“周文王的园林，都和百姓共享。官池中的鱼又有什么可值得吝惜的！”

吏盗池鱼，不论多少，终是违法。按理，王承身为东海郡内史，本应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可是王承却以“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之语赦免。表面看来，王承难免有执法不严、包庇属下以招买人心之嫌，但就其网开一面、法外施恩的本质来说，则正是体现了《尚书·大禹谟》所谓“宥过无大”的宽恕法德，也是对宋代苏洵《议法》所说的“古者以仁义行法律，今者以法律行仁义”的最好注释。

10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①一犯夜^②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③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①录：逮捕。②犯夜：违反夜行禁令。③宁越：周代人，家贫苦学，后为周威公之师。

王承（字安期）担任东海郡内史的时候，差吏逮捕了一个违犯夜间戒严令的人。王承问：“从哪里来的？”那人回答说：“从老师家里听讲书回来，没感觉得天已经晚了。”王承说：“惩罚像周威王的老师宁越那样勤奋刻苦读书的人来树立自己的威名，恐怕不是治国安民的根本。”于是派差吏送那人回家。

《吕氏春秋·开春论》上说：“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意思是执法者宁可弄错了而奖赏了坏人，也不可弄错了而惩罚了君子。这也就是《尚书·大禹谟》所说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宗旨不外是奉劝执法者要审慎行事，不可冤枉好人，以免失去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王承让官吏送因从师学习晚归而违反宵禁的生徒回家，即是遵循了后世欧阳修《春秋论》所主张的“法施于人，虽小必慎”的审慎行事的法理。

11　成帝^①在石头，任让^②在帝前戮侍中钟雅^③、右卫将军刘超^④。帝泣曰：“还我侍中。”让不奉诏，遂斩超、雅。事平之后，陶公与让有旧，欲宥之。许柳^⑤儿思妣者至佳，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则不得不为陶全让。于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宥！”诸公以少主不可违，并斩二人。

①成帝：晋成帝司马衍，字世根，明帝子。②任让：诸任之后人。随苏峻作乱。③钟雅：字彦胄，颍川长社人。钟繇弟之曾孙。④刘超：字世逾，琅邪人。讨王敦有功，封零阳伯，为义兴太守，迁右卫大将军。⑤许柳：字季祖，高阳人。

晋成帝司马衍在咸和二年（327年）因苏峻起兵谋反，攻陷建康，被挟持迁到石头城。咸和四年（329年）侍中钟雅和右卫将军刘超欲救晋成帝司马衍而事败被俘，任让要在晋成帝司马衍面前杀钟雅和刘超。晋成帝司马衍哭求说：“还我侍中。”任让不听晋成帝司马衍的命令，于是杀害了刘超和钟雅。苏峻的叛乱被平息之后，陶侃因为与任让有老交情，想要饶恕他的罪行。参与苏峻反叛晋室的荆州刺史祖约的部将许柳在叛乱平息后被杀，受许柳的株连，许柳的儿子许思妣尽管才貌出众，但也在当斩之列，许多人也想保全许思妣的性命；如果保全许思妣的性命，就不得不为陶侃而保全任让。于是想要一起饶恕了许思妣和任让。事情奏告到晋成帝司马衍那里，晋成帝司马衍说：“任让是残杀我侍中的人，绝不能饶恕。”诸位公卿大臣都认为少年皇帝的旨意不可违抗，就将二人都斩杀了。

唐代魏征《群书治要·新语》中说：“为威不强还自亡，立法不明还自伤。”小皇帝司马衍年少威轻，不能制止任让当面杀其侍臣钟雅和刘超，即此之谓也。因此，历代封建君主无不苛政酷法以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主张“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惟行而不反”（唐代王勃《上刘右相书》），落实到具体的案例，则奉行如唐代长孙无忌在《唐律疏义·名例一》中所主张的“以刑止刑，以杀止杀”，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杀人者死，然后莫敢杀人；伤人者刑，然后人莫敢伤”（宋代李靓《安民策第八》）的目的。晋成帝司马衍对任让秋后算账，尽管殃及许思妣，终是杀鸡儆猴、一雪前耻的酷法手段，是法不容情的一贯表现。

12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①，人人有说色。惟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②。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③云：“兰阇^④，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①沾接：亲近；款待。②洽：融洽。③弹指：捻弹手指作声。佛教风习，表示欢喜，允诺等。④兰阇：梵文译音，意为欢悦。

丞相王导当初到任扬州刺史时，宾客数百人都受到王导的热情接待，人人都感到非常高兴。只有临海郡一位姓任的客人和几位胡僧没有被款待周到。王导事后借机会到姓任的客人处去看望他，对他说：“您出来做官，临海郡就再也没有像您这样的人才了。”姓任的听了非常高兴。王导又乘公务之便到了胡僧那里，一边打着响指，一边模仿着胡人赞美的语言说：“兰阇，兰阇。”几位胡僧听了都笑了，周围的人也都欢呼起来。

常言说得好：“一人向隅，举座难欢”，“宁可少一村，不可缺一人”，“事事有功，须防一事不终；人人道好，须防一人着恼”。这些话虽然说的是日常待客之道，但移之于官场政务，亦可触类旁通，作他山攻玉之石。丞相王导官拜扬州刺史，数百宾客得到王导的接见后，人人面露喜色，只有临海郡一位任姓客人和几个胡人未能得到王导的接见。王导为避初政即亲疏有别之嫌，不仅亲自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这些客人，以补怠慢之情，而且还说了一些令对方高兴的话，既显示了自己初来上任没有亲疏远近贵贱、待客一视同仁的为官作风，又巧妙地运用了《尉缭子·十二陵》所主张的“慎在于畏小”、“得众在于下人”的为政兵法，更生动地体现了如后世清代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取善·客言薄》所主张的“见客不可不勤”的为官法则，蕴含的恰是《周易》所谓“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以及“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即地位尊贵者如能谦逊地对待社会地位低下者，便可以得民心，在上位的人谦逊地对待在下位的人，可以大大地光显他的道德的为官之道。王导位尊在上而谦逊待下，不仅令得到接见的数百宾客人人喜悦，也能令当时未能得到他接见的临海郡一位姓任的客人后来“大喜说”，更令当时未能得到他接见的“数胡人”后来也因他的登门造访而使其“群胡同笑，四座并欢”，印证的恰是后世隋代王通《文中子中说·第八卷·魏相篇》所谓“言必恕，动必义，与人款曲，以待其会，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惠”。与清代袁守定《图民录·谦》所阐释的“本贵也，而降己以下贱；本上也，而降己以下下。乃至民心大悦，而在我之道亦大光显”即“谦尊而光”的官场酬接、谦以待客、礼以下人、获得民心、彰显官德声威的不二法门。

13　陆太尉^①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②，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③，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①陆太尉：陆玩，字士瑶，吴郡吴人。累迁侍中、尚书左仆射、尚书令，赠太尉。②翻异：更改前说。③公长民短：公尊民卑。王导是扬州刺史，陆玩是吴郡人，属辖扬州，所以称民。

太尉陆玩到丞相王导那里商量公事，过后却每每更改。王导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做。后来，王导就此问陆玩，陆玩说：“您的名位高，我的名位低，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事后发觉那样做并不妥当罢了。”

太尉陆玩对丞相王导的话当面言听计从，“过后辄翻异”，看似阳奉阴违，实际则是官卑的下属太尉陆玩既要维护位尊的上司丞相王导的脸面尊严、又要独立行使国家权力的巧妙手段，是今日位卑而聪明的下级对位高而愚蠢的上司的行政处事指南。

14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①，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②，天下亦未以为允^③。”

①庾公：庾冰，字季坚。庾亮之弟，王导死后代为丞相。②遗事：不理政事。③允：恰当。

丞相王导曾经在夏天到石头城去探望庾亮，当时庾亮正在处理公务。王导说：“天气炎热，可以稍微简略一点。”庾亮说：“您无为而治来处理政事杂物，天下的人也未必都认为恰当。”

行政治事，或无为而治，抓大放小；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二者不可偏废，文武简繁皆应审时度势，量力而行。

15　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①。自叹曰：“人言我愦愦^②，后人当思此愦愦。”

①封箓诺之：封箓：封存文书。诺之：签字同意。②愦愦：糊涂。

丞相王导晚年的时候，几乎不再处理政务，只在档上签字同意。他自己感叹说：“别人说我昏愦糊涂，后代的人一定会怀念这种昏愦糊涂。”

人之于事，或大事精明，小事糊涂；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或公事精明，私事糊涂；或私事精明，公事糊涂；或事前糊涂，事后精明；或事前精明，事后糊涂；或对上司糊涂，对下属精明；或对上司精明，对下属糊涂；或对是非功过糊涂，对功名利禄精明；或对是非功过精明，而对功名利禄糊涂等等，不一而足。所以郑板桥那句“难得糊涂”的四字箴言，自问世以来，才能犹如日月星辰恒耀于政坛与民间，王导可谓“难得糊涂”之始作俑者。

16　陶公性检厉^①，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②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③，值积雪始晴，听事^④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

①检厉：检束严格。②录：收集。③正会：正月初一官吏集会。④听事：衙署厅堂。

陶侃秉性严肃认真，工作勤奋。担任荆州刺史的时候，他下令负责造船的官员把锯木屑儿全部收藏起来，多少不限，大家都不理解他的用意。后来正月初一官员集体聚会朝贺时，正遇上连日下雪刚刚放晴，官厅大堂前边的台阶还是湿漉漉的，于是全部用锯木屑儿覆盖在上边，人来人往，毫无障碍。官府用的毛竹，他都命令把砍下的竹根收集起来，堆积得像山一样。后来桓温讨伐西蜀，装备船只，便把这些竹头全部用来做竹钉。据说，陶侃曾经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征调过当地的竹篙，有一个主管官员把竹子连根拔出，就用竹根部代替竹篙上的铁足。陶侃因此而把这个官员连升两级来任用。

历来评论《世说新语》此篇者，大都从陶侃勤于政事、惜财爱物与节俭奉公诸论发端，以启后人效之，此论虽切合陶侃的官品与声望，然而如此识见于《世说新语》作者将陶侃诸事辑之于“政事”题下之“微言大义”相去甚远。陶侃所珍之细碎木屑与粗厚竹头，都是废弃余料，寻常百姓恐怕连将它们用之烧火取暖做饭都会有所嫌弃，更不用说将它们收集保存以备不时之需了。儒家倡导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陶侃勤于事而俭于物，居官为民可谓正心诚意；陶侃用木屑覆阶去湿防滑，将粗厚竹头悉作船钉，可谓格物致知。陶侃如此勤俭作为，既是陶侃幼时家贫所习，又是陶侃将勤俭持家传统移之于为官持政的必然操守。陶侃不厌木屑竹头而收存备用，既是积露为波、积沙成滩、积铢累寸、积少成多的勤俭持家以模范百姓的手段，也是对后世之元代张养浩《为政忠告·风宪忠告·荐举》所推崇的“为国之心”“如其为家之心切”的有力佐证。陶侃对人皆弃之而不知所用的木屑竹头尚且能够综理微密而辨物识材、居安思危而物尽其用，那么，陶侃因征调竹篙而擢拔两级任用以竹根代替竹篙铁脚的普通官员，也就不足为怪了。此正是陶侃培德累善而积功兴业、积微知著而人尽其才的知人善用的为官之道，正是对《文选·王元长曲水诗诗序注》中所说的“能官者必称事”的最佳阐释。《慎子·知忠》上说：“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技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张养浩《为政忠告·风宽忠告·荐举》上也说：“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独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辈谓：‘报国莫若荐贤’。真知要之言哉。”陶侃勤俭持政，居安思危，于物不弃，唯才是举，既是对《列子·说符》所谓“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的为官之道的细节展露，也是对吕不韦《吕氏春秋·孟冬季第十·异用》所说“圣人于物无不材”之识人用物的身体力行；是对《大学》所主张的“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的真心敬畏，更是对《尸子·发蒙》所主张的“为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为人君者以用贤为功”与“虑事而当，不若进贤；进贤而当，不若知贤；知贤又能用之，备矣”的为政理念的绝妙实践。《荀子·致士篇第十四》中说：“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荀子·君子篇第二十四》中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哲亡，古今一也。”《黄石公三略·上略》上说：“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黄石公三略·下略》则说：“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陶侃为政鉴材用物识贤重贤而名垂青史之举，既足证荀子所论人主用贤言行之真伪，又足证黄石公所论之“贤”与“不贤”所言非虚。《明德先生行状》载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的程颢哲言云：“一介之士，苟能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清人汪辉祖在其《学治臆说》中对此评论说：“身居民上，操得为之权，必须做有益生民之事。立德立功，皆在于此。”据此而论陶侃为政荆州刺史之“悉录锯木屑”、用竹“录厚头”及对下官“超两阶用之”诸事，正是陶侃“能存心于爱物”及“于人必有所济”的写照，陶侃能立功立德，彪炳青史，亦正在于此。而从文学艺术的创作角度来说，《世说新语》作者此篇刻画陶侃，先述其“性检厉，勤于事”，再叙木屑竹钉琐事，言在物而旨在人，识其材而尽其用，表面写用物之妙，实刻取才用人之理，最后以“又云”二字以听闻证实例，详略得当，虚实相间，章法有度，转笔换笔游刃有余，补笔伏笔笔写春秋，折射的恰似后世清代毛宗岗在《〈三国演义〉批评本》第二十回和第三十九回所推崇的“闲闲冷冷，极没要紧处，却是极要紧处”、“文有伏线之妙”及“文有余波在后”的艺术之光。至此，此篇刻写陶侃辨物识材、勤俭持政、知人善用之为官之道与微言大义，卒章毕现，令人回味无穷。

17　何骠骑作会稽，虞存^①弟謇作郡主簿，以何见客劳损，欲白^②断常客，使家人节量择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见存，存时为何上佐^③，正与謇共食，语云：“白事甚好，待我食毕作教。”食竟，取笔题白事后云：“若得门庭长^④如郭林宗者，当如所白。汝何处得此人？”謇于是止。

①虞存：字道长，会稽山阴人。官至尚书吏部郎。②白：下对上报告。③上佐：高级幕僚。④门庭长：负责传达及接待的人。

骠骑将军何充任会稽内史，虞存的弟弟虞謇任郡主簿，他认为何充招待客人过于劳累伤神，打算禀告何充谢绝普通客人，让手下人酌量可以接见的才进行通报。报告文书写好后，送给虞存看。当时虞存是何充的高级佐使，正同虞謇一起吃饭，说道：“这个呈文很好，等我吃完饭再做批示。”吃过了饭，虞存提笔在报告后面签署意见道：“如果能找到一个像郭林宗那样善于识别人物的人来做主管守门的官，就一定照呈文办理。可是你从哪里能找到那样的人？”虞謇只好作罢。

郭林宗即郭泰，以善于鉴识人物闻名。虞存对弟弟虞謇说如果他能找到像郭泰那样精于识人的人做何充的门卫，就可以按照虞謇所说的那样有选择地接见访客，以免使何充劳累伤身，既是对虞謇忠于何充的直接褒奖，也是对虞謇处理手段好听不可行的委婉的批评，更是对上传下达则政通人和、狗恶酒酸乃至门人误事之官场人情利弊的洞明练达。

18　王、刘与深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深公来相看，望卿摆拨①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②低头看此邪？”何对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王濛、刘惔和支道林一同探望骠骑将军何充，何充正在翻阅公文，没有理会他们。王濛对何充说：“我们今天特意和林公来看望你，希望你能排开日常事务，和我们一起谈论精微玄妙的玄学。为什么仍然低着头看这些东西呢？”何充回答说：“我不看这些东西，你们怎么生存呢？”大家都觉得他这话说得很好。

①摆拨：撇开；搁置。②方：仍旧。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自古身教胜于言教。何充尽管与王濛、刘惔私下好尚不同并被世人所嘲讽，但就公事而论，何充以身作则，兢兢业业，故其言行自是高于王濛、刘惔之流，被时人称好也是理所当然。

19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①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②受杖，正^③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

①德被：以仁德覆盖。②令史：低级官吏。③正：只是。

桓温做荆州刺史时，很想用仁德教化整个江汉地区，耻于用威势严刑来震慑民众。一位令史受了杖刑，木棍仅从他的红色衣服上擦过。桓温的儿子桓式当时年纪还小，正从外边进来，说：“刚才我从官署门前经过，看见令史受杖刑，棍子高高举起，上掠云脚，低低放下，擦着地面。”意思是讽刺棍棒根本没有触及到人。桓温说：“我还担心这也太重了呢。”

《礼记·曲礼上》中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中国长期的宗法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德治政与以法治政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而是彼此交融、和谐共存的，是以“德”为思想基础的“法”治。在“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共识前提下，主张“以刑止刑，以杀止杀”，所以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在《韩非子·主道》中认为“刑当无多，不当无少”，而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封建官吏执法执政时奉行的则是如汉代陆贾在《论语·本行》中所提倡的那样：“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桓式评价桓温的用刑手段，正是桓温“耻以威刑肃物”而“全欲以德被江、汉”的仁德厚爱为政品格的写照。

20　简文为相，事动^①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②曰：“一日万机，那得速！”

①动：动辄。②太宗：简文帝庙号。

简文帝司马昱当年做丞相的时候，处理一件政务动不动就要花上一整年的时间，才能处理完毕。桓温担心这样太慢了，经常加以劝告鼓励。简文帝司马昱则说：“一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事情，哪里能快得了？”

以现代行政效率而言，晋简文帝司马昱为相时的办公效率可谓拖沓至极。然而，这也只是晋简文帝司马昱为相时处理公文的表象。实际上，“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正是司马昱遇事沉着、处事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的治国才干的侧面写照，是与当今一拍脑门就定下来的草率行事、鲁莽的行政决策不能相提并论的。磨刀不误砍柴工，欲速则不达，道理上，似乎人人都很明白，可是遇事真能从容以对的，倒是显得凤毛麟角，十分罕见，司空见惯的则是中国历史上长演不衰的一出出头脑发热的祸国殃民的闹剧。

21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①，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①索东阳：求取东阳太守职务。

山遐离开东阳太守职位以后，左长史王濛向简文帝司马昱要求去东阳继任太守，说：“凭借着前任严厉的政策，我却可以用温和恬淡的办法达到治理的目的。”

清代云南剑川著名的文人赵藩所撰写的成都武侯祠联云：“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上联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用兵之道称颂诸葛亮南征七擒七纵彝酋孟获的和战智慧，下联从现实的社会状况出发，借赞美一生执法严明的诸葛亮尚能审时度势地灵活运用宽大怀柔的文韬武略，暗讽清末四川的统治者举措无方，宽严无度，从宽严相济、和战由我的角度总结了诸葛亮治蜀的经验，给人以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借鉴。此联一经问世，便成为后世宽严治策的一个标准。其实，治国治事历来如同治病，就像吕坤《呻吟语·修身》所说的那样：“玄奇之疾，医以平易；英发之疾，医以深沉；阔大之疾，医以充实。”《吕氏春秋·情欲》则说：“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国家政策的治与乱、宽与严，有时亦犹如天地阴阳之气，阴阳合时只管合，合极则离；离时只管离，离极则合，不极则不离不合，极则必离必合。长史王濛求任东阳太守而向简文帝司马昱进策说东阳从前是严苛“猛政”，应当用“和静”的政策以达到“致治”的目的，既是对诸葛亮宽严相济治蜀经验的借鉴，也是对《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子所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的治国理念的具体应用。

22　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幞^①。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①幞：同“袱”。包袱；行李。

在殷浩刚开始担任扬州刺史的时候，一天丹阳尹刘惔外出，日色将近傍晚，刘惔就命令随从拿出包袱被褥。别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他回答说：“刺史殷浩法令严明，不敢夜间行走。”

《淮南子·主求》上说，“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意思是说行为正直的却要被惩罚，那么，那些注意个人道德修养的人就不再勉力行善事。殷浩初任扬州刺史时，丹阳尹刘惔天刚黑就让随从给他拿被褥住下，其理由是：“刺史严，不敢夜行。”此话看似恭允服从，实际上则是怨气冲天，尽管刘惔自身不乏以身作则的色彩，然而刘惔此刻的言语行为，又未尝不是对殷浩矫枉过正的为政手段的埋怨。

23　谢公时，兵厮^①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②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谢安辅政的时候，兵丁差役经常有逃亡的，很多人就近躲藏在南塘里面的船里。有人请求谢安同时搜索所有船只，谢安不同意，说：“如果不能宽恕这类人，又怎么能治理好国都？”

①兵厮：士兵和仆役。②舫：泛指船。

《孙子·军争》说：“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意思是对于溃不成军之师与陷入绝境之敌，不要一味地赶尽杀绝，而要网开一面，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救人一命，胜造成七级浮屠”，“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谢安明知士兵和仆役开小差的所在，却下令不得搜索捉拿，既是谢安好生惜命的仁德义举，也是谢安宽大为怀、以德服人、以仁感人的为政自信的表现。

24　王大为吏部郎，尝作选草^①，临当奏，王僧弥^②来，聊^③出示之。僧弥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选者近半，王大甚以为佳，更写即奏。

①选草：选用官员的名单草稿；初选。②王僧弥：王珉，王导之孙。③聊：姑且。

王忱（王大）任吏部郎的时候，曾经起草过一份举荐官员的名单，临到要上奏的时候，王珉（小字僧弥）来了，王忱姑且拿给他看一看。王珉趁机按照自己的意见改动了接近半数官员的名字，王忱认为王珉改得很好，便重新誊写一份随即上奏。

作为封建时代吏部官员的王忱，竟全然不顾组织程序与保密纪律，擅自将初选官员的名单随便拿给王珉看，这在今日看来，虽然有买官、卖官之嫌，但毕竟是严重地违背了组织纪律。然而，这毕竟是今人的观点。就为官境界而言，则为王珉易，而为王忱更难。在古代，特别是魏晋时代，王忱这样做，非但没有上述诸多罪名，反倒显得自家谦虚坦荡，颇有“事无不可对人言”的风流与从善如流的洒脱。对于王珉而言，恭敬不如从命，完全没有一点儿假谦虚。

25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①曰：“东亭作郡，风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

①小令：王珉代王献之为中书令，时人称“大小王令”。

东亭侯王珣和冠军将军张玄关系非常友好。王珣担任吴郡太守之后，有人问中书令王珉：“东亭侯王珣做吴郡太守社会教化和政绩怎么样？”王珉回答说：“我不了解王珣的政绩和教化怎么样，只知道他和张玄的交情日益深厚罢了。”

张冠军即张祖希，名张玄，为当时所重，与谢玄有“南北二玄”之称。王珣做吴郡太守后而能与张玄为善，表明王珣为官能够尊贤敬能，与人为善，而没有旧日官场“一山不容二虎、一水不容二蛟”的窝里斗的恶习。王珣、王珉乃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珣为兄，王珉为弟。人们问弟弟王珉其兄王珣风政何如，王珉若据实而言，则难免有称颂其兄之嫌，若避而不谈，则必授人以柄。两难之中，王珉巧妙地将为当时所称重的德高望重的张玄推出来做挡箭牌，暗含“欲识其人观其所交”的辨人鉴才玄机，一语双关地既回答了哥哥王珣的人品，也巧妙地彰显了王珣尊贤敬能的治化风政，避实就虚，四两拨千斤，言不在多而贵在中节。

26　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①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②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

①宰牧：治理。②乖：违背。

殷仲堪准备到荆州就任刺史一职，东亭侯王珣问他说：“行为完美称为德，不伤害人叫做仁政。现在你要去治理中部地区，处在杀伐刑戮的职位上，这与你原来的操守难道没有违背吗？”殷仲堪回答说：“皋陶建立刑罚的制度，不能说是不贤；孔子居于司寇的职务，也不算不仁。”

王珣对殷仲堪所言，似是而非，实足妇人之仁与妇道之言，典型地属于北齐学者刘昼《刘子·法术》所谓的“拘法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以论理”之辈，是墨守成规、不知变通之徒。宋代的苏洵在《议法》中说得好：“古者以仁义行法律，后世以法律行仁义。”王珣只知仁德而不明仁义与法律，而“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曾巩《战国策目录序》中的这句话，似乎就是针对王珣之流只知讲仁义而不知用刑法的纸上谈兵者而言。倒是殷仲堪所言慷慨激昂，体现出仁义双行、王霸并用的胆识，透露出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论语集注》中所明确提出的“政者，为治为具；刑者，辅治之法”的为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