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化因子

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化因子

历史文化的感性形式,以文物古迹的方式呈现。换一句话就是,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最具象、最直感的表述。文物古迹,尤其文物的存在,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存在于博物馆,二是存活于民间。前者,用“存在”表意或许更为适宜。内中的文物大多被生硬地移植过了,近乎僵死。脱离母体的文物,只能做历史文化的标本,说教也呆板。后者正相反,用“存活”示意恰切不过。存活一词,我的理解是存在并且鲜活。当然,生意盎然也不拒绝历史的沧桑。那么,这层意思是否可以这样陈述,存活于民间的文物古迹就是生根在土地之上的文化植被。

南正行宫

南正行宫,也称半壁店行宫。这样称谓,大概是其位置处于两个村落之间的缘故。南正行宫是典型的殿堂式建筑,它的确立既有某种历史的巧合也是地理优势的必然。所谓历史巧合,是指清西陵在易县的出现。倘若清西陵设立在其他地方,那就没有南正行宫什么事了。所谓地理优势的必然,是指南正一带为拜谒清西陵的必经之路。况且,拜谒队伍行至此处,恰是投宿的时候。所以说,正是历史的巧合与地势的必然成就了南正行宫。

和黄辛庄行宫一样,南正行宫始建于乾隆十三年,即1748年。说到这里,我倒是有些佩服乾隆皇帝的胆识与决断了,尽管他被世人讥讽为好大喜功。他老人家竟然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建造两座像模像样的行宫——南正行宫和黄辛庄行宫。

南正行宫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西侧,是清代帝王自北京去西陵谒陵途中的第二座行宫。这座行宫坐北朝南,占地30余亩。它前抵南泉河,后倚山脉,山青水秀,景色宜人。据相关文件记载:当年,行宫前面是白灿灿的汉白玉御河桥,南泉河水清澈如镜自西而东缓缓流过。走过御河桥是一个宽阔的广场,正对御河桥是左右对峙的两座月台,供皇帝驻跸时在上面饮酒消遣。那时,两座月台旁各有一株奇树。左边月台侧有一树,树径2尺。本是两株树长在一起,一株酸梨树抱着一株鸭梨树。右月台侧也有一株树,在杏树的朽心内生出一株梨树。这两株树曾是南正行宫的一大奇观。广场上有两眼井,至今还保留着。广场后面便是黄瓦红墙的行宫院,中轴线上有两层殿宇。前殿面阔5间,进深5间,俗称五明五暗。重檐庑殿顶,顶铺灰筒瓦,黄琉璃瓦剪边。殿前有宽绰的月台。大殿两翼各有配殿五间,前出一步廊,与两侧的回廊相互衔接。东西长廊墙壁上,镶嵌着乾隆皇帝汉白玉御制诗刻30首。第二座殿面阔5间,进深5间,前出一步廊,重檐调大脊,顶铺灰筒瓦,黄琉璃瓦剪边。后院御花园,假山屏列,松柏参天。御花园北与后山遥接,起伏如画,浑然天成。上有八角亭,有小径可达。修建此亭为时一年,精雕细琢,工艺精绝(《京畿古镇长沟·清南正行宫址》)。上述这段文字记载略嫌冗长,但我们却清晰了南正行宫的印象,甚至,细枝末节也镜头特写般地毫发毕现。譬如:广场上左右月台上的两株奇异树木;譬如:前后大殿顶部的灰黄瓦片;譬如:御花园后山上的精细雕琢与浑然天成。所以,至于阅读上的冗长与沉闷想来也是可以原谅的。

与上面的历史记录比较,对于南正行宫我更偏爱民间的转述。这种偏好,不仅是因为转述鲜明生动。更重要的是,民间转述带有浓厚的土地亲情。

公交车嘎地停在南正中街,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仲夏的天气,闷热难当。“大爷,咱村行宫旧址在哪儿?”我向一位迎面走来的老人打探。老人急忙停下车子,唯恐怠慢了我这位陌生的客人。“在村西,高岗正是当年大殿的地基。”说完,老人特意向西指给我看。稍稍的驼背、黑红的肤色、硬朗的身板、纵横的皱纹,是乡土老人的典型形象。意念中,很像土地之上的一处古旧文物。

眼前景物,与其说是南正行宫遗址,不如说是南正行宫的当代版本。

入夏之后,我一直在品读着一本书,是余秋雨先生的《千年一叹》。这期间也正是我写作散文《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化因子》的时候。余秋雨先生说:伊朗土地的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感,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感,也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感。有点苍凉,有点神秘,也有点世俗,一切都被综合成一种有待摆布的诗意(余秋雨《千年一叹·阔气的近邻》)。而我脚下的土地,却以现代、时尚为主调。这种不容分说的改变,恐怕是当初不曾料到的。

当代版本的南正行宫,现代而时尚。

如果你怀揣凭吊和追忆的态度登上南正行宫的高岗,那么你多少都会产生一些庄重和肃穆。尚存的两眼古井之外,这处高岗几乎是皇家威严在南正行宫的唯一文化遗存。

南正行宫的高岗,不过就是一处尚可明辨的缓坡。缓坡之上,一条东西向的公路穿境而过。公路,宽阔、整洁。虽说公路的规格及各种技术参数与城市道路所差无几,却仍然无法掩饰它的乡土属性。关于这点,路旁的庄稼、农民的住宅、隆隆驶过的车辆都是明证。在公路一侧,缓坡的醒目位置,有一座精微的标志性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镇牌。它精致的造型、典雅的气质,即使放在大都市也是很前卫的,绝对不会辱没城市的声誉。话说回来,既然有“长沟镇”的名号在,它就属于长沟,属于南正行宫。赶上生火做饭的时候,也很难见到袅袅炊烟。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当下的农户已经使用上了清洁燃气,这是诗意之上的一种进步。随便哪一家,都能喝上洁净的放心水,用上水冲厕所和太阳能热水器。田地,更不用说。缓坡上极有声色的庄稼、枝丫间沉甸甸的果实,远不是精耕细作能奏效的。跑去问个究竟,答复极肯定。种子选优良品质,管理凭科学技术,销售靠网络搭桥,想不富裕都很难。

说到底,南正行宫的现代与时尚是土地之上的产物。这种现代与时尚,或许就是历史的嬗变与躁动催生出的一种超越农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

复活的崇福寺

崇福寺无论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空间跨度上,都是有些名气的。因为有了一些名气,便多了一些关注。

崇福寺,明代以前称北郑院。该寺始建于隋唐时代,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北正村内。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的北正村早在六朝时期佛教活动便很活跃,隋唐至辽代达到鼎盛。当时的北正及周边地区,见于记载的著名佛寺就有10余座。其中,仅北正村内就有北郑院(崇福寺)与千佛寺两座著名的寺院。据当地人讲:清朝末年,崇福寺山门南向,山门两侧挂有楹联。上联:“月入佛堂禅心净”,下联:“日对山门塔影圆”。寺内建有坐北朝南正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殿前,亦书对联。上联:“古庙无灯凭月照”,下联:“山门无锁待云封”。正对山门,建有一座平面呈八角形的十三层密檐实心塔。

站在世俗的位置上揣度,“崇福寺”实在是个好名称。且不说它的悠久历史和广泛的佛教影响,单是字面上的意义就已经使人倍感幸福了。生硬一点的理解,崇福与祈福有着密切关联。祈福苍生,是何等的胸襟。自然,苍生还包括人以外的草木虫鱼。相比之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文人气量就显得狭窄了许多。所以,崇福寺的香火在哪个点上断掉,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有了极好印象,便惦记着去拜望一番,哪怕在废墟上站一站也好。感觉中,仿佛是对着一位善心的老人一般渴慕。果然,就有了这样的机缘。

出门在外,求人问路是很烦人的。何况,崇福寺这种并不被人熟识的去处。于是,就希望有个路牌指引。不期然,就有个路牌。真是天遂人愿,准确地说是“佛”知我心。路牌就在北正村街道旁的一面墙上,高度恰好是过往行人的显要位置。内容倒也简单,上书“崇福寺往北100米”。手段却是现代,字迹皆由电脑制作。这不奇怪,街上类似的牌牌随处可见。让我略感诧异的,是路牌的颜色。底色为柠檬黄,字体为中黄。柠檬黄和中黄都是寺庙中常见的色彩,两种颜色搭配顿有脱俗之感。路牌的功能是明摆的,引领人们到要去的、应去的地方。借用佛家术语,就是普度众生。这种情境之下,对着路牌难免发出“天遂人愿”或者“佛知我心”的慨叹。

所以,崇福寺路牌是崇福寺复活的迹象,这个推断理所当然。

按照路牌指示,居然就到了崇福寺。

中国一位著名学者,就中国和印度的佛教状况有过极精辟的分析。遗憾的是,手边没有资料无法提供原始版本。大意是:中国的佛教之所以后于印度佛教发展起来,概因为它贴近世道人心。这个分析是不错的,眼下的崇福寺就是如此。复建后的崇福寺,位于北正村的人口密集区域。虽说已有近三年的苦心经营,可崇福寺仍然处于“草创”时期。部分佛像露天供奉,即使是为其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是极其简陋的屋舍或者工棚式建筑。然而,佛像依然笑得慈祥,透着满足。其实,这样也好。一方面是苦心地经营,一方面是慈祥地微笑。正是佛心与人心的善性感应。崇福寺和其他寺庙相比,区别在于它的世俗化布局。就说它的山门,不过是一扇普通的民居铁门,只是略微宽阔一点而已。寺内的各式蔬菜,不间断使用的炊具,甚至寺角的厕所都能证明崇福寺是一处食得进人间烟火的佛教圣地。这真应了民间的一偈佛语: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真正面对崇福寺,会有三种情愫复苏。便是,敬畏、慈悲和虔诚。

说到敬畏之心,若说原本没有,也不是事实。从历史的一面看,倒退若干年,民间就以天来规矩人的行为了。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规劝:莫做损事(坏事),要遭天打雷劈的。指天发誓,也是这个道理。其中隐含的另外一层意思是:积德行善,老天保佑。这是对苍天最朴素的敬畏,民间对天的称呼——老天爷,就是佐证。不幸的是,对苍天神话般的敬畏幻灭于天文知识的普及。至于人类的敬畏情感无所依傍而凋零。说实在话,我是以怀古和看新奇的心态拜访崇福寺的。之前,根本不曾想到在这里会遭遇一些宗教情感,但我确信,心中存有敬畏的种子。所以,一脚踏进崇福寺,不经意间迅速地被一种神秘的宗教氛围所震慑,同时袭来的还有一种很真实的敬畏情绪。接下来,话语就有了遮拦,脚步亦谨慎了许多。这种看似荒唐的感觉,实际并不荒谬。相信,这是人们进入寺庙,面对佛像共有的真实心态。至少证明,人们心中埋藏着敬畏的根苗。也许,这种宗教式的敬畏会遭受现实生活的非议,然而,有敬畏之心总比无知无畏或者妄自尊大要好。

如果前面所说要遭非议,那么慈悲就更难免,因为慈悲是地道的佛教情怀。非要寻找开罪的理由,就是佛教中的慈悲对应着俗世中的善良。这样讲,应该说是有一些说服力的。其实,感受佛教的慈悲也得机缘巧合。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午后三点钟,我被允许进入崇福寺。在我来说,酷热、疲惫加以饥渴,这实实在在的感觉,似乎是做足了哪一方面的准备。在崇福寺来说,就有了及时的呼应。一间凉爽的殿堂、一条宽阔的板凳、一杯冰凉的清水,已经预备下了,等待我了。我顿然觉得,这慈悲来得真是时候。以一个俗人的眼光看,“崇福寺”善良啊。评价呢,自然是世俗的角度:饿了给一口胜过饱了给一斗。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再说虔诚。崇福寺是虔诚之所,容易触发有关虔诚的记忆。那一年,在草原上举起酒杯,敬天敬地敬亲朋之间,就有了虔诚的感受。“敬酒的蒙族少女,手捧哈达高举金杯,唱起了悠扬的祝酒歌。敬酒是一种近乎宗教的蒙族风俗,是蒙族人民最高的待客礼仪,它能激活都市人灯红酒绿之下掩映的虔心与真诚……当你手捧金杯的瞬间,不由得在心底涌动对于天地亲朋的虔诚与感激。这虔诚又虔诚的敬天、敬地、敬亲朋的神圣,将凝固成你生命中的宗教礼仪(阎朝来《草原三题》)。”毫无疑问,虔诚的感受虽然发生在草原,却与崇福寺有关。

由此看来,崇福寺的复活,意义在于它启动了人心深处的善性质素。有这一点,足矣。

关于宝顶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西甘池村内的这一处宝顶,是一位清朝王爷的陵寝。据说,这位王爷大有来头。硬要说得精确些,反倒不敢讲话了。查阅了相关史料,说是清朝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和他后人的。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乃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孙,礼烈亲王代善之孙,颖毅亲王萨哈第二子。果若当真,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岂不是有大来头。难以明辨的是,实地竟有两方墓碑、三座宝顶。与史料记载的出入,让人无法结论。悬着总比妄断要好,免得被笑掉大牙。按说,看看碑文也能明白大概。可两方墓碑被一个方正的院落包围,院门一把大锁。睃巡好大一阵,终是不得其门而入,只能作罢。

也许,这处陵寝连同三座宝顶的归属早已不是问题。或许,就是作者的无知,让行家见笑。在我看来,即使是一处历史文化悬疑也没什么不好。心中留有一个问题,存有一份神秘,是另一番味道。

话说回来,我还是倾向这座陵寝的主人是清朝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及其后人一说,这样三座宝顶的归属也就有了大致的范围。理由倒也简单:史料中明明白白记载着清顺承郡王陵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西甘池村内。一个小小村落修建两处清王爷陵寝,这种可能性不大。况且,有人见过宝顶前的两方墓碑。证明墓碑主人,是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和顺承忠郡王诺罗布。果真这样,话题便有了针对性。

说到底,宝顶实际就是一处坟头儿,只是大许多,讲究许多罢了。究竟有多大,如何的讲究就要看主人的身份了。据资料记载:清朝顺承郡王陵园占地200 余亩,有老府、老南府、北府和南府构成庞大的陵墓群。陵东神道上立有近丈高的下马桩石,此为谒陵而设。陵首南北两端各有栅栏站一座,虎皮石墓墙将陵区围起。北栅栏门处设有看守班房。虎皮石墓墙与大宫门相连。进大宫门为二道门,南北角门、南北大门,有砖墙相连。自二道门始,由砖墙隔开院落,居中院落称老府,老府北侧的院落俗称北府,南侧院落俗称南府。由此可知,当年的顺承郡王陵寝无论是规模的大小还是讲究的程度真可谓大不一般了。由于历史的变迁,当年的陵寝缩减成为两方墓碑、三座宝顶。尽管这样,这处陵寝仍然称得上大、称得上讲究,这是和凡常人的坟墓比较而言的。这正应了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单说宝顶,高近10米,围长约30米,均是三合土夯实。凡常人坟头儿,高1米上下,围长不过数米,能是黄土就很不错。两者差异,显而易见。

真正称奇的,是宝顶作为文化的存活能力。

宝顶作为历史文化的专有名词,是一个老去的词汇,早已被排斥在现代汉语语系之外。不是专业人士,很少有人知道宝顶为何物。可是,在长沟地区就大不一样了。到了西甘池,你若是向人打探老坟的位置,他们多数会摇头。反复解释,方才恍然大悟。哦,你说的是宝顶吧?证实之后,他们便“嗔怪”了。直说宝顶结了,绕个大弯干啥。运气好的,常能有幸听到宝顶的来龙去脉。你面前的人俨然一个专家,说得头头是道。这种时候,惭愧的是你,仿佛自己是个外行。转而一想,还是很感欣慰的。宝顶这种历史文化遗迹,在当地人这里依然鲜活。

过目不忘,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词语。从记忆力强弱的角度,仍有三国时期的生动故事流传。然而,到了长沟地区见过宝顶你才有资格参悟过目不忘的另一层含义。对于宝顶,只在一瞥之间就能给与你灵魂上的震撼。透过稀疏的树木、庄稼与农舍,高高大大的覆钵形宝顶猝不及防地矗立在你的面前。一座、两座、三座,宝顶很讲礼数地顺序分布着。初次见到宝顶的我,那种新奇、欣喜是可以想象的。待到切近,宝顶周身略显黑色的岁月的斑驳和上面算不得繁茂的野花、杂草,连同自上而下的裂痕,都从历史的视角给人一种沧桑的文化享受。这种感觉,简直就是宝顶对于生命的文化抚慰。如同面对一个倾心的美人,摄人魂魄的魅力怎是一个过目不忘能够了得。回来以后,总想寻个机会再去看望宝顶。不为别的,只为生命中对于它的那份牵挂与思念。

存活于民间的文物古迹就是生根在土地之上的文化植被。

果真如此。

我们对于土地就应该多一重敬重。因为土地不仅孕育了纯朴、善良和忠诚,而且培植了鲜活如生命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