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

如果在1980～1990年的期刊里，选一份稳定代表了这一时期知识界精神走向的刊物，《读书》杂志可以作为排在最前列的候选。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主编陈原，1984年由沈昌文接任主编。沈“主政”的几年，恰是该刊最鼎盛的时代。读书的主要支持者和撰稿人多为当时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读者群也主要集中在知识界。

1980年代的《读书》能成功，成在理念、最初的定位、作者资源以及它迥异于当时期刊界通行做法的办刊方式——

作为资深出版人、刊物的第一任主编，陈原在《读书》创办伊始的理念，就是延续他在1940年代生活书店主持《读书与出版》杂志的理想，办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这使得《读书》一上来就把自己跟单纯的书评类刊物根本区分了开来，成为一本带有普及意味的思想类杂志，填补了当时国内期刊在这方面的空缺。到沈昌文时代，随着介绍西学内容比重的增加，前卫色彩又有所加强。

其次，刊物虽是“国营买卖”，却有同仁办刊的优点，且编辑们能自甘于一种小众却不狭隘的、泛精英的口味，既不一味贪大，也不以个人有限的见地来拒斥异见。王蒙说经沈昌文和吴彬共同总结的办刊经验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这“三无”，实在是办好人文类媒体的至理。

其三，文字的类型与文风指向相对集中，据说主编者曾用“大学者们写的小文章”来启发那些平时写惯了论文和专著的学者，把文章尽量写得通俗一点。当年的作者之一、北大学者陈平原多年后高度评价“读书的文体”“接续了‘语丝文体’中逐渐被遗忘的另一侧面”，口气虽然大，但如从文字的平实，以及“润物细无声”式地传递西方当代思潮的方式上看，倒也有几分接近。

其四，作者与稿件资源得天独厚，编辑者善于“跨界”，把许多名家别处无法发表的文章发掘出来为己所用。这里大概可归为四类：一是学问大家写的可读性文字（比如费孝通、金克木）；二是可读性极强的专栏文字（比如董鼎山、辛丰年、冯亦代）；三是作家们写的带有一定学理性、思想性文章（如王蒙，包括后来的张承志）；四是新锐学者的文字（如刘小枫、陈平原）……

其五，有名文、美文传世。前者如《读书无禁区》(李洪林，1979年1期)、《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王蒙，1980年1期)、《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甘阳，1987年7期)、《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默默——刘小枫笔名，1988年6期)；后者如董鼎山、辛丰年的文字。

沈昌文几乎每期必写的编后记——《阁楼人语》也是1980年代《读书》的一项美文成果，其中部分篇目，于“无为”的洒脱文字背后，折射了时代思想演进的脉动，流露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关切，有的堪与巴金的《随想录》媲美：

“读房龙的《宽容》，联想到我们这一代人曾经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宽容，不由得怒发贲张，情绪激动。然而耐下心来想想，又觉得事情也许还不是那么简单……不宽容的原因，还在于认识和理解事物之难。就整个人类的认识过程说，不宽容似乎是人类一个时期难以避免的一种幼稚行为……房龙在四十年代说，不宽容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以及中国的将来，是个什么情况呢？”（《再说宽容》，1986年6期）

“《读书》近十年，定价翻了两番还多，处于体脑‘倒挂’状态的中国知识层，他们的收入一般不会有与此相应的增长。照此说来，凡是订阅《读书》的读者，无不对自己的物质生活作了牺牲，我们深刻地领会诸君厚意，特别在此拜谢！”（《想起本雅明》，1988年11期）

“偷一点懒，下面只从本期各篇稿件中摘一些话，代替自己的语言……‘过去的文化并没有死去，而是就活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之中。（18页）’；‘四十年，我们的共和国，没有倦意。她在赶着路，有时伴着红色、有时伴着黑色，有时举着红旗、有时捧着白花。（90页）’；‘鲁迅说：博大的人，应当在与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苦痛相通；健康的神经，应该与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连……（91页）’读者如对诸如此类的论述并不厌倦，希望明年继续订阅本刊。”（《别人的话》，1989年11期）

……

一份杂志，有什么样的主编，就有什么样的编辑；有什么样的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文章；而有什么样的文章，便会培养出什么阅读趣味的读者。反过来推之，我们则可以说一本读物的质量背后，往往隐含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群体精神层面的素质。《读书》在1980年代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它与沈昌文这样的编辑方针执行者有关，更与陈原、陈翰伯这样的创办者有关。而多年以后，当《读书》终于摒弃“三无”编辑方针，走向学院式的狭隘和脱离实际的伪深刻，这个变化也不是偶然的，它依旧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它关乎了当代文化中知识分子新陈代谢机制蜕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