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书名不是一个首创，它是台湾作家柏杨对美国畅销书《丑陋的美国人》和日本畅销书《丑陋的日本人》的一个因袭和借鉴。像这类书，顾名思义，都是作者剖析各自国民性格的著作，但各自的命运却有所不同。比如柏杨自己就曾在同题的演讲感叹：《丑陋的美国人》出来后，美国国务院将此书拿来作为行动的参考，而《丑陋的日本人》一出来，作者高桥敷却丢了原先驻阿根廷大使的职位。“这大概就是东方与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即便对形势有如此清醒的认知，柏杨可能还是没想到，他的这本书构成了对内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潮流的、来自海峡另端的强有力回声，也成为1980年代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著作之一。

柏杨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些理念和看法：比如“酱缸文化”（指传统文化中对人性腐蚀的一面）；比如中国人的心胸狭隘、缺乏真正的包容性，进而很容易就演变成内耗情结；比如鸦片战争，固然是“国耻”，其实又何尝不是一次觉醒？比如看到印第安人对文明进化所持的固执，中华民族实该反思自己在现代文明前的被动与迟钝……这一类的反思在当时内地的文化界，不是没有，但却没有人以他这种形式写出来。敢不敢当然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则是又一个问题。还有更现实的一点就是——即便写，许多内地的文化人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八股，以及刚开始恢复和兴起的半生不熟的学术八股，已经很难轻松地把深刻的见解，以让读者愉快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丑陋的中国人》在写作技术层面上的一个关键。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对本书在流传中起促进和保护作用的，是柏杨的台湾作家身份，以及他不但坐过当地的牢，还有过旅美经历的背景。这几点，对内地许多读者而言，都是颇为神秘的。《丑陋的中国人》中举的负面例子，多是当地或海外的，它们对内地读者来说很新鲜，也有别致的说服力；有时即使行文中带有情绪，内地有势力的保守人士也不好意思公开往自己身上联想。还有就是，柏杨的文字虽然感性、时有情绪化，但其忧患的核心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善意的急。不像十年后才在内地走红的李敖，粗鄙、聪明、锐利与自私，“四点一线”统统外露，让人不时感到凌厉和邪气。这也使得一部分中庸的读者群，很快能矜持地表示对柏杨的接受。

柏杨

柏杨文字的特点是见微知著，从日常生活场景入手，导入对国民性格的分析，比李敖雅致，比鲁迅柔和，但触及的话题同样不简单。当然他的文字也有着性情作家学理上可疑的毛病，比如他说东汉的政府曾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这样一种描述，固然平易，但缺少前提性的交代与界定，太容易让人误以为整个东汉时代都是那个样子。再有他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伟大，在于“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姑且不讨论西方社会能否在政治上真的合理公平，单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与议会和选举制度的渊源，柏杨的模糊性交代也很容易让不熟悉历史的人产生错觉。其实，议会和选举制度（不管哪种形态）在政治上的最早出现，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年代，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作为后来进入欧洲民族政治版图的“蛮族”后裔，不过是在承袭的基础上因时代而变，做了丰富和改进。像柏杨这样一种粗放型的交代方式，对于思想家或严谨的作家而言，都是大忌。鲁迅不会，爱以整合资料“逞能”的李敖也不会。

《丑陋的中国人》1984年在美国出版，随后台湾、香港同时出版。1985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内地版，这种出书速度当时在全国应算个纪录。这之后尚有湖南文艺、时代文艺等社推出多种版本。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当然，删节都是有的，柏杨曾在此书里抨击过中国人强调“国情”，到头来自己还是难免蔫蔫地挨上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