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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年代的秋千
1.8.17 《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是每个在1980年代中期热爱文学的人熟悉的一个小说开头,它出自1982年诺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关于这本书,我见到的中译本至少有四种。我最后收藏了其中的两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高长荣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中的黄锦炎等人的译本。本节开始部分的引文出自高长荣的译本,也是我最早读到的版本,登在《十月》杂志的一期增刊号上。高译的单行本出版于1984年9月,开机就印了80300册;黄译单行本要比高译早出一个月,印了48500册,由此可以看到当年马尔克斯这本书被关注的盛况。

俱往矣,那个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怀着好奇与敬畏的年代。

俱往矣,那个文学圈何止是被拉美文学爆炸,简直是被全世界所有优秀的现代主义杰作炸得昏头涨脑却又雄心勃勃的年代。

当然不止是马尔克斯,不止是《百年孤独》《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族长的没落》《霍乱时期的爱情》;还有略萨的《城市与狗》《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平原上的烈火》,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玉米人》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拉、博尔赫斯、帕斯、亚马多等人的作品,甚至包括了“爆炸”的第二代作家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但无疑,《百年孤独》里的似真似幻、疯癫、狂乱与忧伤,仍是所有作品里最有魅力的。它的魔力之大,在于在以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许多中国本土知名的中青年小说,必须使足吃奶的力气,才能勉强将自己从“多年以后……”这样的汉语叙述定式中挣脱出来。

就我亲历的景象而言,自从进入19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外国文学的名家的译介虽然一波连着一波,但只有两个小说家的作品,无论是在读书界,还是文学创作界得到了真正狂热的追捧,那就是马尔克斯与稍后些登陆的米兰·昆德拉。至于在他们之后被介绍进汉语的博尔赫斯与纳博科夫,对中国新一代的小说家产生效应,怕是要等到进入1990年代。而且,究其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养分,与前两位亦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看来,马尔克斯应该是1960年(以《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的先后问世为标志)至2000年间,全世界最具原创力和丰富性的小说家。他某一部作品(比如《百年孤独》)的叙事风格可以被人模仿,但其文学底蕴中所兼具的厚重、敏锐与空灵,却甚少能被某个模仿者所吸纳,这就是创造之谜吧。他的另一短篇《雪地上的血迹》堪称这半个世纪来,被译成汉语的最好的十个短篇之一。他的纪实体长篇《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则是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以来最精彩的海洋小说。而谈到《百年孤独》,很奇怪,我国文学圈内的一些人,除了模仿其叙事风格,或套用西方对该书的评价外,没人想到将其与中国的《红楼梦》作风格上的比较——或许曹雪芹的幻灭感,才真的与马尔克斯的孤寂有着某种程度的相通。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内地对马尔克斯的新作译介基本陷入停滞,据说这是马尔克斯本人对1980年代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的中国过分无偿翻译、出版他作品的报复性举措:他拒绝向一个多年不给他的作品提供报酬的国家提供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