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

想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提一下马克斯·韦伯。虽然其著作在启蒙岁月里的流布，只局限于小众，但它毕竟改变了人们对“资本主义”这个词的理解。

我最早知道韦伯，是因为看到母校布告栏上的讲座题目。忘了是经济系还是法律系组织的了，总之是知道了卡尔·马克思之外，还有另一个马克斯，也跟经济有关，也研究资本主义。可因为与文学离得尚远，就没怎么特别留意。

这种求知上的“偏科”导致了一些好笑的花絮：因为没有特别关注韦伯，我过了许久才知道他的本行竟是社会学（这样一来，又跟文学多少有点关系了）；因为过于贪读自以为与文学有关的东西，反而先于韦伯的著作，去读了与韦伯齐名的德国另一位社会学家齐美尔的东西。

马克斯·韦伯，德国人，生于1864年。一生集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但研究和著述范围遍及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音乐、艺术诸学科。他是德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社科领域思想家，有人把他的学说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力与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

韦伯的生平有传奇性，几乎不逊色于尼采。他父亲是法学家，母亲是正统加尔文教派信徒，两人的趣味影响到韦伯日后的事业。年轻时韦伯服过兵役，取得过律师开业资格，当过大学教授，一战时还曾短暂入伍，供职于后备野战医院。韦伯34～39岁出现神经衰退，一度发展到精神分裂住院，直到54岁才开始重新回到大学。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大多数重要论著，都是在他精神患病之后开始完成的。据说中国早在1920年代，就曾翻译过韦伯的重要著作《经济史—社会—经济通史纲要》，当时译做《社会经济史》。此书1981年以《世界经济通史》的书名，在上海出版；他的《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中译本，则在1988年由北京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推出。

不过整个启蒙年代中，韦伯对内地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仍属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的一些著名论述和理念，如对“资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这三个关联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辨别区分；“资本主义”不止作为经济、政治上的分类，更是一种整体性的文明；勤勉刻苦、创造财富不仅仅是人们追求物欲的体现，同时也是人们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恩宠的手段，它构成了一种严谨，甚至带有神圣意味的“资本主义精神”；宗教伦理中的禁欲观念在资本主义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它在“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扮演的角色；资本主义在许多时候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非理性欲望的抑制……这些都给人带来耳目一新之感。而此前，绝大多数的内地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思考，可以说还局限在技术和道德层面，而忽略了物欲社会中的理性与宗教因素在其日常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更很少站到研究社会和文化的中性立场来考察它。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阐发的理论固然令人耳目一新，实质上，仍是一种基于唯心观念作为平台的思考。不过，这样的评价，本身就犯了一种先入之见的错误：重复了内地半个多世纪来“唯物优于唯心”的老生常谈，以捍卫唯物观的圣洁外表，对思想进行武断、粗暴的宪兵式干预。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低下、反唯物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当时，并没引起太多读者的共鸣。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反映了韦伯学说中“宗教社会学”这一分支里非常重要却终归有限的一个部分，这一切随着日后他的《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作品的翻译，将不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新》只是为韦伯学说在内地知识界的普及，打开了一扇窗子，其作用与弗洛伊德、萨特、尼采等人学说的流行相仿，既充填了当时人们文化上的无知与空白，也冲淡了笼罩内地人们已三十多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