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热

1985年我在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读中文系本科伊始，便体验到“萨特热”的热度。当时，只要是文学或文化性质的学生聚会，萨特的名字以及诸如“他人即地狱”一类的命题，会不时作为学生口头的时髦词，煞有介事地脱口而出，而且历史、外语、物理各系的学生，概莫能外。当然，时隔多年后才知道，那时正值始于1980年的中国内地“萨特热”的顶峰。

关于“萨特热”，这些年披露了一些数字上的界定：比如中国较早介绍萨特作品的时间应该推至1943年11月，当时《明日文艺》刊载了他的（当时名字译为“萨尔脱”）的短篇小说《房间》。1947～1948年，翻译界对存在主义作品做过一些“集中介绍”。1949年以后，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徐懋庸，1964年）。

1978年，《外国文艺》发表林青翻译的《肮脏的手》。目前被看作是萨特著述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标志。而1980年，萨特逝世，学者柳鸣九应《读书》之约，撰文《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则是中国内地“萨特热”正式引爆的一个起点。转年，一本厚达562页的《萨特研究》（含文论选、文学作品选、作家批评家论萨特、关于萨特戏剧创作的文学背景资料、生平与文学创作资料、附录等几部分）的出版，把“萨特热”推向了整个知识界。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也被《外国文艺》先行刊发，几年后又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列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推出单行本。这期间，诸如《厌恶及其他》《萨特戏剧集》《理智之年》《魔鬼与上帝》《存在与虚无》《文字生涯》等书的翻译出版，给整个文化界注入了持久的“萨特影响”。

凡一种人、一种学说，尤其是舶来的，能受到整个文化界、读书界的瞩目，其动因必是复杂的。比如近年有钩沉性文章提到柳鸣九当初编选《萨特研究》及之后陆续出版的若干种“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初衷，意在以文本说话，消解苏联日丹诺夫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艺术所持彻底否定论断在中国所起的影响，也许对当时学界、出版界和创作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来说，他们确有过这种考虑。但对于更广泛的萨特学说与作品的读者而言，许多人却可能是率先从萨特的左翼知识分子身份、学说和文学中所蕴藏的书生干预社会的激情、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轶闻乃至身后数万人自发送葬的壮观场面，来走入敏感与冷漠相间、谬误与真理参半的萨特文字世界的。

“萨特热”唤起了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行动意识。在这一热潮的背后，中国内地的人们如何理解“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究竟是不是如萨特本人所说的“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们对“孤独”“异化”“冷漠”“自我”“他人”这些人类生存基本元素与状况（在中国的“文革”里它们并不陌生）的重新关注和思考；重要的是大家都起来改变他（她）们所看到的自己时代的不合理……总之，“萨特热”以及萨特的学说和著述，对当时国人最现实的意义，首先是为广大内地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宣泄激情与理想的载体。至于学理上的浸润作用，可能倒还是其次的事。李泽厚就说，“萨特热所表现的不是说人们对萨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萨特传来的那点信息所造成的……‘四人帮’倒台以后，一些人又像回到五四时一样，萨特强调的一些问题，大家发生兴趣。很清楚，特别是经过十年苦难，人们要强调自己选择，强调我自己决定”。这一表述颇为精确。

“萨特热”也从微观到宏观地引发了当时内地社会的一系列争鸣：1981年出过一个引起全社会讨论的“冯大兴事件”。在今天媒体的追述中，时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四年级学习尖子的冯大兴，因凌晨入书店盗窃，与人发生肢体争斗，致一老人死亡，最终被判死刑。事后有人在冯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些与萨特有关的“印记”，于是，冯大兴在被一些学校与舆论当作大学生道德品质变质的例子的同时，也被作为了被存在主义思想毒害精神的例证。萨特作品也一度与喇叭裤、熊猫镜一道，被视为“精神污染”的具体内容。1983年，中国思想界曾掀起一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争论。萨特的学说，那时也在争鸣之列。

当年的“萨特热”究竟给后来岁月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多少遗产，暂时无从知晓。正如我们暂时无从知晓当初热衷萨特“介入文学”理念的中国作家中，有几个还能在创作中恪守一份与当年近似的热忱而又不致蜕化成激愤的“理念动物”。乌托邦的指向总是通往复杂的路径。但，也许时代会给我们遗留下一些岁月的残金？

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