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

阿诺德·汤因比，英国人，几乎是1980年代唯一带给内地读书界巨大影响的西方史学家。

其所著《历史研究》，一度广为人知，而他另一本出自上海三联书店的小册子——《汤因比论汤因比》（1989年），则以对话体的形式通俗阐述了其学说的核心部分。汤因比的著述，内地后来还译介过他与日本佛学家池田大作探讨国际问题和人类文明走向为主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对时弊颇多针砭，但严格说来已不是史学的范畴了。

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界以及学界的启发，是方法论上的。他极具天才地提出了一个从“共时”而非“历时”视角，来看待全世界不同类型文明的理论。在汤因比之前，无论是欧美史学界，还是中国的史学界，千百年来大都延续了一种对历史的“历时性”研究，即把主要精力用来讨论王国的兴衰，朝代的沿革，不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推动的社会制度的更替以及其间必然要发生的革命……这样一种依托于进化论的线性思维，使得人们在看待过去那些辉煌过的文明形态，尤其是辉煌过但业已消失了的文明时，只把它们置于我们今天文明来源的过程中予以审视。而汤因比认为：无论是对业已消失的文明形态，还是现在仍处于发展中的文明形态，研究者在研究时不妨平等视之，这样更便于看清既往文明中合理的一面，发现现有文明的弊端。

“共时”地去审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既符合一种多元的看待文明的态度，也是史学研究回归到了“为今天所用”的思路上。尤其是对于中国史学，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很难说哪一部历史名著的作者，写作时的潜意识里没有渗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意愿（这一点到乏味之极的《资治通鉴》达到了巅峰）。汤因比理论给人的冲击，最根本的一条在于它为史学研究的目的正本清源：研究历史，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生存，而不是政治的生存。

在学说的具体内容上，汤因比的创见同样可观：他把强力型统一国家的出现，视为一种文明类型解体的象征，这是前无古人，来者也未必有多少的高论；在关于中国课题上，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文明时段：商代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5世纪)，远东文明主体部分(公元5世纪至20世纪，远东文明还有日本—朝鲜分支)，有其合理且以往被本土学者忽视的一面。至于汤因比期望中的以“和谐”、“一统”为其几千年诉求的中华文明，能否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真正从自身肌体出发，为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找到新的出路，则无妨当作他对人类文明的美好祝福（类似的寄语，德语文豪黑塞也曾有过），毕竟中华文明在艰难融入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还有太多的险阻需要亲历与跨越。

最后补充一个细节。虽然汤因比的学说在中国产生效应，是在1980年代，但其名著《历史研究》的三卷节选本（全书应为十一卷）却早在1959—1964年便被陆续译介。大约其内容与当时国内的大环境隔膜，在历次历史剧变中疲于奔命的文化人们，甚少有闲暇顾及吧。这是一大遗憾，却也可说是一百多年来国外新锐学说到中国后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