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

1980年12月8日晚，马克·大卫·查普曼走近纽约曼哈顿达科他大厦，用盖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下面的手枪，向刚刚给过他签名的约翰·列侬打了五枪，四枪中的。开枪后，查普曼在不远的街边坐下，边继续看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边等警察到来。事后他多次声称，他做这一切的答案，有不少在这本书中。

三个多月后，一个叫小约翰·辛克利的年轻人为了向自己崇拜的女星朱迪·福斯特示爱，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希尔顿饭店外向美国总统里根开枪。辛克利被捕后，警察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被翻旧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1989年7月18日晚，二十一岁的美国肥皂剧演员丽贝卡·沙伊弗尔在自己家门前，被一患精神病的崇拜者罗伯特·约翰·巴多射杀。当夜，警察在现场找到凶手沾血的衬衫和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整个1980年代，三起全美带有轰动效应的枪击案都跟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有关，这至少说明了这本在当时已问世三十多年的小说，在普通读者中是多么的普及。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内地最早推出的公开译本是漓江出版社1983年的版本，译者是著名翻译家施咸荣。据施先生自己的文章追述，他这个译本其实早在1960年代就出过（当时是作为“内部参考书”出的），所以也可以说，直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漓江版问世之前，它已然在对中国大陆的一部分读者产生了影响，这其中，就有朦胧诗那一拨作者，也有像刘索拉、徐星这茬先锋小说家中的某些人，而这些人的作品又给了更年轻的读者以养分。如果这样追究的话，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完整的十年中，曾给过中国文学界与读书界以持久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恐怕都算少说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什么了不起？今天站在理论的高度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它的创作本身带有着某种“身体性”。如果用当年人们习惯的说法，则可以表述为，这本小说对于成长期少年的心理描写，具有惊人的切入现实的力度。霍尔顿这样的少年世界各地都有，各国的作家或多或少，也都拿过这样的人物原型写过小说，但只有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最具天然，无论是其躁动、苦恼还是忧伤。如果再以塞林格稍后于本书两年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作比，技巧更成熟的《九故事》，显然在“作者感知与所塑造人物的合一”方面，更具有雕琢感。对于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来说，作品精致的雕琢感相对容易达到，使人物浑然天成却是看似简单、实则太难的一个大工作。想想比塞林格更著名的海明威笔下，除了尼克·亚当斯以外，不靠硬较劲塑造出来的主人公有多少？再往远里想想，比塞林格境界更好几档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你就会明白《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名以及塞林格后来越来越不愿意发表新作，道理都既不神秘也不偶然。

但《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什么在它诞生二三十年后，在中国内地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原因却并不简单。还记得刘心武在《班主任》写的差学生宋宝琦吗？有太长的时间，在中国当代小说里，连出现宋宝琦这类“受害者”性质的人物形象都会引起争议，更不要说把霍尔顿这类“开始学坏”的少年作为小说主人公，来展示他的内心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经做过几天不同程度的“霍尔顿”的，而我们的文学视野里却没有，或者禁止产生“霍尔顿”——这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获得共鸣的一个大前提。

“霍尔顿”的问题，直到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文学在普遍性的观念与意识上，也依然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