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热

在我2006年的书架上，能随手找出的1980年代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并不比任何一位中外文豪的书少。《梦的解析》《图腾与禁忌》（此两种均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翻印的台湾译本，1986年2月出版，我于4月份买到），《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出版）；另有弗洛姆相关著作两种——《弗洛伊德的使命》（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些书都是在1986－1989年购置的，如果算上在青年读者中可能流行更广、更容易找到，自己当时为省钱刻意没有去买的《少女杜拉的故事》《爱情心理学》，弗氏著作在1980年代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别忘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书，还只是当时内地出版的与弗氏有关书籍的一部分。

里比多、自我、本我、梦与性欲的对应关系……这些在今天被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名词和原理，对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既是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学识，也是他们试图打破身边社会道德清教主义禁忌的绝好借口。《弗洛伊德理论20年前进中国被当作庸俗的性读物》——这是2006年6月6日《北京青年报》一篇专稿的标题，它很形象地表明了后来人是如何看待当年“弗氏热”中的某些怪诞成分的。但需要矫正的是——虽然1980年代读弗洛伊德的人中，有不少把它们当成性读物，但很少人将这些书视为“庸俗”。“庸俗”大多出自没读过弗洛伊德的人之口。

弗洛伊德热的全盛时期应为1980年代的中后期。到了1989年，热度在北京已呈退潮之势（其他地区可能时间会稍微推后）。这一点大约能从在人头攒动的北京特价书市上，弗氏著述的出现不再导致顾客的疯抢，得到细节上的验证。同样，从这时起，直到1990年代初，如果谁还在一篇文学论文里大肆利用弗氏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那实在是一件让听众觉得很落伍和尴尬的事。我大学时的一位老师堪称是这方面改良的“先知”，他老人家把他混用弗洛伊德学说中有关性欲的部分，和新批评某些原理重新分析现代文学经典的做法，偷梁换柱地命名为“解构”。此人也曾是我的朋友朱枫、伊沙、桑克等一度欣赏的一位教师。记得当我的不少同学在其选修课上为其十足中国特色的“解构”听得如醉如痴时，我没忍心告诉我的朋友们，我的心情却简直坏透了：那讲台上站的是一个骗子！原来知名学者竟也是可以靠这种十三不靠的低层次障眼法当成的！也许潜意识里，我对“知识分子”品行的最初怀疑的起点中，也包括了那一天。

回到弗洛伊德本身。弗洛伊德热的出现，在内地构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大概是学术界、医学界的接续和补缺，这种弥补固然比世界落伍了半个世纪，但影响是深远的，构成了一个意识追赶上的起点。第二是对文艺创作的松绑。梦境、性与欲、潜意识……艺术家们终于可以不必再冒着被进行道德审判的危险，稍许自如地进入到自己的创造中去了。同样，诸如劳伦斯这样一度被视为“有色情嫌疑”的作家，也开始以进两步退一步的速度，渐渐得以被译介。劳伦斯之后，大约又是亨利·米勒、阿·米克勒……再以后，又是作为导演的贝托鲁奇、帕索里尼……所有世界的门都是这样被打开的，它起源于一条缝，一个针尖大的窟窿。

弗洛伊德，是人们捅开窟窿的最初的那些个借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