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丛书

知道卡夫卡的《城堡》的第一个内地译本1980年头版印了多少册吗？五万！

当时比卡夫卡更陌生的加缪的《鼠疫》头版印了多少？八万！

到现在都不是太受待见的西德作家伦茨，他的《面包与运动》，1980年头版也印了八万，到了两年以后还加印了一万！

作为第一代本土先锋小说家们的“圣经”之一，《第二十二条军规》在1981年头版竟印了九万三千册！

还要我再列下去吗？这就是那个“文学热”年代外国文学译本的初版发行数字。而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书，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这一套里的。

“外国文艺丛书”开始于哪一年，一共出了多少种？在今天似乎已没有一个准确的记忆了。我只知道，在整个198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除了《外国文艺》杂志以外，还有三套丛书是在全国文学爱好者中享有盛誉：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部分）合作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以及这套该社独立运作的“外国文艺丛书”。

在1980年代初就能见到卡尔维诺的读者是幸福的，因为那是国内翻译、研究意大利当代文学的重点，还都主要放在莫拉维亚和莫兰黛以及“隐逸派诗歌”上。可如果你是有心人，你是能读到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以及极精彩的《当代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的，因为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它的“外国文艺丛书”，几乎同步为我们引进着世界级的当代经典。

1980年代的读者和青年作家们是知道贝克特、品特、麦卡勒斯的，哪怕知道得不多，只是一两部作品，可那也是“知道”；1980年代的读者不崇拜小说家博尔赫斯，可是他们已经看过他的不少作品，但他们喜欢一个更生活化、更华彩也更愤世嫉俗的马尔克斯。1980年代，纳博科夫也不是值得作为偶像的人物，他只是一位有意思的作家，在某些中国读者眼里，他不要说去比写《白轮船》的艾特玛托夫、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他能不能跟写《渔王》的阿斯塔菲耶夫作比，都很成问题。这些，在后来的人们看来，固然可以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趣味”搪塞过去，但是1980年代的读者，确要远比十年以后才进入外国文学作品阅读的新读者视野要开阔得多……

约瑟夫·赫勒、辛格、太宰治、马尔克斯、罗布·格里耶、荒诞派、蒲宁、马拉默德、麦卡勒斯……这些名字，我们都是从“外国文艺丛书”中最早知道的。在我看来，它们对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一本本没看过的书、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它们还更多地具有一种开蒙层面上的符号意义。因为有了这样的书，一个民族对文学、对文明、对人性的认识，又开始恢复了立体感，他们对自身生活的敏感，就快由冬眠状态进入到艰难而漫长却有着无穷希望的苏醒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