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

因为更切近地看到过张楚的起步，所以在这里把他当作崔健出现后，投身摇滚的一批青年才俊的代表。而恰好，他的历程也正在这一群体中具有代表性和寓言性。

1980年代的张楚和1990年代、2000年代的张楚是不一样的。

风尘仆仆扛了一把吉他，从西来的火车上下来，径直投奔他在北大和北师大老同学的张红兵，和以一曲《姐姐》同时唱软“奔富年代”（或叫“奔康年代”）的愤青与准小资们的张楚，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跟那个能应演唱会的老板要求，在现场翻唱臧天朔《朋友》的张楚，更不一样。

我凑巧看见了几个时代在张楚身上映射出的迥然。

还是回到1980年代中期吧。

冬天。小个子、吉他、嗓音一般、害羞和爽朗奇妙地加在一起的那个青年，叫做张楚。这是他刚改的名字。他的中学同学，也是他此番北京之行最初投奔的两个朋友——北师大中文系的伊沙和北大地球物理系的于兹全（现名于志全），有时叫他的外号——“红芍”，有时则说起他的原名——张红兵。

无论是从崔健还是齐秦——这粗糙还是细腻的嗓音的两极来衡量，单凭对声音的判断而言，张楚都会被人认定不适合唱歌。这是我在北师大中文系教授郭预衡先生家（郭先生的小儿子郭名倞跟我、侯马、伊沙同宿舍）朋友们为张楚来京举办的接风宴上（同时在座的有伊沙、侯马、郭名倞）得出的结论。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又太适合唱歌——他可以自己作词作曲，并用他不太出色的嗓音唱出令你内心颤动的歌儿，这非常像我们通过非正常渠道（翻录）听到的台湾歌手罗大佑。但罗大佑的歌是沉郁的、古典的、雍容的，连早先的《童年》、中期的《小妹》和稍后稍商业一点的《追梦人》，都是丰富而透彻的。张楚则不然，他有一种躁动，有一种无着落的挣扎，一种无目的的胡来。那正是所有在青春中煎熬过的男女内心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伴随着他嘈嘈切切吉他声的，还有一种对和谐音、对旋律的坚持。这后一点，固然跟他没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尤其是对现代派以来的音乐缺乏了解有关；固然可能是某种审美上的保守；但更可能，是基于西北人在音乐气质上的共性——下一个十年出现的两个西安籍摇滚歌手郑钧和许巍，也有近似的特点——而这，现在看来，其实倒在本土摇滚乐中是个难得的亮点，也是张楚以及后来那两位歌手被听众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

张楚在北京校园里游走的年代，内地音乐圈基本上还处于国有音像出版社垄断发片权利的阶段，并没有什么市场化的发行、策划和企宣理念，更不会有什么慧眼独具的出品人意识到一位“校园歌手”（抱歉，那些音乐前辈们大部分不承认有“摇滚歌手”这么一个称谓）背后所潜藏的市场和影响力。所以不管是有老朋友于兹全、伊沙，还是后来结识的那些形形色色“文艺青年”的陪伴、奔走，都无助于他从利益部门或人士那儿获取抵达公众视野的准入许可。张楚比高晓松和小柯早出现了七年！如果两者之间的时差反过来，张楚会不会更容易在他破土的那一刻被圈子接纳，然后被社会认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校园里的张楚弹唱的那些歌，是比后来的那些“校园民谣”更容易让人听了不安，也更容易蹈入一种狂欢或者对文明带有浓烈青春气息的忧思。

今天的听众有谁记得《失落城堡的居民》呢？“成吉思汗的鬓发已化作冰霜/射雕的箭已经穿不透太阳/只有鹰在独自飞翔……”谁能说出这首歌里的元素符号，在那个年代源于什么地方？《沁园春·雪》和《射雕英雄传》！前者被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后者属于当时的中学课本外违禁读物。还有如《太阳车》（十来年后，被作者改名为《结婚》，收录于个人专辑《造飞机的工厂》）。歌名显而易见地令人想到当时齐秦的《太阳雨》，但张楚的煽情是这样的：“在地平线上的太阳车/满车是我的怅惘/你要奔去何方/要载我一片痴心妄想……”在今天，人们甚至包括当事人，可能会轻易地以个性的姿态，去否认这些歌与它们的意象原型（或词汇来源）之间的联系，但在那个虽已开始万象更新，却仍满目苍茫的“80年代中期”，对于一个理工科大二还没读完就中途辍学、工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而言，他残缺而有限的知识体系（每个人都一样）就是来自于这些芜杂的东西。唯其如此，我们也才能回过头来感受到摇滚乐与青春之间相互激活的叛逆与摧毁性。

张楚歌中的叛逆与摧毁所指向的，不止有后来更新一辈的歌手所经常逆反的成人社会带给青春的窒息，还有“代沟”背后所隐藏的剧变时代新旧社会机制、思维方式的对峙与冲突。青春的张楚，许多时候让人能在素朴的咏唱中，体会到某种人文气息的忧伤。我手头至今仍保留着他当初在我宿舍里的弹唱录音。那白色的市面早已绝迹多年的“环东”牌卡带里藏着张楚最棒的一次“不插电”：《西出阳关》《bpmf》《将将将》《太阳车》《寻人启示》《失落城堡的居民》《要去那草地的尽头》《蚂蚁蚂蚁》《欲望号街车》……那还不是一个大学女生见到唱歌儿的就Fans一样往上扑的年代。唱歌儿当然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勾到女孩，但你只要还拿唱歌儿当个认真的玩儿法，那你会在泡妞儿的同时，同样在意自己对这个世界发言时嗓音力度的强弱。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貌不惊人、声带同样不惊人、整天在各校保卫处清查宿舍时惶惶不可终日的张楚，成为了一个让大学生们一见如故的哥们儿、歌手。而后来他的歌，丢失了早年的这种气质。

其实从第一张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开始，张楚已经开始了这种丢失。“魔岩”捧红了一个歌手张楚，却让80年代的游吟诗人张楚消失了。民间的变成了商业的，而你生来又不是那种高晓松式的商业才子，迷失当然会开始，直至最后导致你对自身灵魂的彻底失语。当《姐姐》中“你想忘掉那操过你的男人到底是谁”的原词被“净化”成“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那些当年的听众还没意识到，一个词的妥协，已经足以弄脏一个歌手了。成名的代价是脾气的丧失，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一种追求做“华语歌坛塞林格”的作秀。张楚不是列侬，更不是塞林格。他只是一个整天泡在文科大学生中、时不时去旁听一下北师大中文系课程的自学成才的流浪歌手。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会接过宿舍每一个兄弟的饭票，有钱的时候他会豪爽地请大家抽刚问世的“金桥”，喝高了的时候他还会和狐朋狗友往暖壶里撒尿，想飞了的时候他会说他以后想当贝多芬。对后一个愿望，我曾回过一句不无预见性的实话——“哥们儿你哭错坟了，你们那行可能离克莱德曼更近。”至今被老友们作为本人历来“言辞刻薄”的例证。

被歌迷普遍接受后的张楚，是很后悔自己当年与“文艺青年”泡在一起的那段日子的。这一点在他新世纪开始后的多次采访中也有提及。其实，早在《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市之后，张楚遇见当年的一些熟人，话已明显少了。隔了几年，我曾准备一本非虚构小说，采访张楚时问到他为什么那样，他说那阵子他特别想寻找一种“飞”的感觉，想从过去的生活中剥离出来。还是那一段，伊沙在《文友》发表了《与小人绝交书》。我刚听人说起，还没看到杂志，就突然接到张楚打到我单位的电话（这位老友从来没有主动给我电话的习惯），结结巴巴地向我解释说许多事并不像伊文中写的那样。我把伊沙的电话号码给了他，我告诉他，他们俩的交往与友情都要漫长于我同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所以在我看来，解除“误会”的最好办法，还是他们自己去沟通。

2005年，在一篇采访中我看到张楚这样告诉记者，对比于歌手、音乐人或诗人，他更“愿意做一个歌手和音乐人。在中国，诗人对自己没有更新的认识。我不想与他们为伍。诗人没有在生活里找到最好的位置”。我知道，我珍藏的那盘“环东”牌磁带里的张楚已经彻底从这个世界消逝了。今天的“歌手和音乐人”张楚，大概已经在心理上成了他1980年代走投无路时四处拜访的那些人，或是他躲在北师大宿舍里嘲笑的那些人。

每一个年代的记忆花园不止开满了鲜花，也能寻到日后霉变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