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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年代的秋千
1.7.13 崔健

崔健

2000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著名的相声搭档牛群和冯巩不再表演相声了,前者做了主持人,后者与郭冬临演出了一个小品。而小品的最后一个“包袱”,是郭冬临弹着吉他模仿崔健,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曲调和节奏,播报了一段民族主义味道颇浓的“气象预报”,小品在掌声雷动中结束。而据我所知,那大约是崔健的歌曲十几年来头一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屏幕——尽管是以扭曲的方式。

关于崔健,今天我们容易听到的一些说法是:他是中国摇滚乐之父、第一人,他是中国流行音乐中既取得商业成功又很少在艺术上妥协的著名艺人,他是一代青年的精神领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者,他甚至还被称作“诗人”……

再看看文化领域里的不同类型人士对老崔的评价——

“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唯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美学家高尔泰)

“崔健是中国最伟大的行吟诗人。”(小说家王朔)

“崔健其实是中国最棒的诗人,看他的歌词,我们这些专门弄诗的都该感到脸红……将来真正的诗歌史,肯定有崔健一章……”(诗人伊沙)

“崔健和海子是中国80年代最杰出的两个诗人。”(作家余杰)

……

而作为一个听众,1986年那个最初听到崔健音乐的场面一直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是那年冬天,当时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我寒假在天津,在电视台播放的百名歌星演唱会的录像上目睹了崔健当时的风采。不修边幅的上衣,裤腿儿一脚高一脚低,抱着个吉他,松松垮垮地站到麦克风前,开始他那声著名的“我曾经问个不休”的嚎叫。

电视机前的我,当时早被那些长得、唱得大同小异的“星”们折磨得快睡过去了,这太不寻常的嚎叫一下子使我睁大了眼睛,去注视电视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惜镜头给得太远,演唱者的面容看不真切,但我想这个人应该是崔健,因为在刚过去的那个学期我听人跟我说起过他和他的《一无所有》。接着我听到录像中的喧哗和喝彩声。结实的崔健继续喊着唱,台下的骚动似乎越来越大。叫好声没有后来他演唱会上的那么热烈,喊好的人也屈指可数,但却在骚动声里显得非常突出。由于已经有了在京城一年多的生活经历,我的耳朵告诉我,那喊声应该是观众席上的一些俗称“痞子”的北京小青年发出的。那些年,青年中能率先接受一些新东西的往往是一些“痞子”,比如80年代初的录音机、邓丽君、喇叭裤,后来就是克莱德曼、崔健。我还曾遇到两个教工子弟,跟我狂侃弗洛伊德和萨特,当然说得哪儿都不挨哪儿,但人名毕竟知道。这一点比他们的许多同龄人要早熟多了,尤其是北京小痞子。那晚,崔健的歌声不像后来从磁带上听到的那么经过了修饰,有些粗粝,带着一丝冲动和鲁莽,听完让人觉得,这个唱歌人的身上发生了一些事,让人关注。寥寥的喝彩声,则与当年街头小流氓的大呼小叫或后来足球场上球迷的叫好没什么两样。

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自己的理性,我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包括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在提示我,那个晚上的演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崔健和他的摇滚乐对中国的流行音乐进行了启蒙。而我所受的教育使我在大多数时候接受了这个说法。只不过偶尔会冒出一些小疑惑:崔健那晚的呼嚎,最先唤醒的是谁?我,还是那些北京痞子?而后来在报刊在电视里,奢谈文化奢谈摇滚的人,又属于我们中的哪类人?

“摇滚”就这么在中国内地出现了。其实,它与几十年前它出现在英国、美国或日后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并无二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第一个为我们带来本土摇滚的人,并没能享受到那些欧美先驱者们一开始就能在电台打榜和到各地开演唱会的待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只能从那盘1989年春天问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卡带,或被反复转录到图像跟默片一样模糊的录像带里,贴近歌手的声音和影像。内地的摇滚乐迷们从“摇滚”降临到这块土地上起,便在相当长的时段内被取缔了与歌手狂欢的享受。这是不是本土摇滚刚一兴起不久即走向式微的外因之一?

至于崔健本人,由于其艺术刚一出现,便不得不面对来自强大社会的全方位压力,这显然也刺激了他后来歌曲中与庞然大物抗衡、意欲代言时代的精神指向。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崔健的歌曲因禁锢而获得了力量与共鸣,也因歌手长期所陷入的“被禁锢境遇”和“被禁锢情结”,终于越来越缺少一种“松弛之后的冷峻与智慧”,而风格日益显出僵硬与枯燥。不过,从单曲《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到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包括了后来的专辑《解决》),崔健带给中国大陆歌迷的,更多是狂欢。摇滚精神终于挣脱藩篱和小圈子喜好,进入广泛大众的惊喜!

我曾在一篇长文中写过:崔健和他的本土摇滚,是“19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的产物,也同时是这“启蒙”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启蒙者”阵营中,他是出道最晚、最年轻的一个。他对“19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的贡献不在于发现(相对于其他领域启蒙者而言),而在于保留、传递和放大。他不是火种,而是通道和扩音器。令人唏嘘的是,与其他启蒙者不同,他在自己领域里的身影是孤独的。一方面他后来的作品与人群日益隔阂,另一方面,他的后继者中还缺乏成就、水准与之接近(更不要说比肩了)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