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

罗大佑

歌曲《童年》应该是罗大佑第一首被内地人明确记住的作品。这首作于1979年的歌，在1980年代初随着一批“台湾校园民谣”的流入而在大陆走红。其实罗大佑的歌，可能还有另一首，当时在传播上并不逊色于《童年》，那就是谱自胡适诗作、由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只不过因为“五四”时的暮气难敌《童年》更加现代的少年情怀，因而没有赢得普遍共鸣，只局限在了一部分练习吉他和偏好刘文正歌曲的青年中。

到1980年代中期，罗大佑的歌才在内地压倒其他台港歌曲，在人文界获得举足轻重的口碑。这源于一首合唱与一张专辑：合唱《明天会更好》（内地不久就出现了郭峰等人的仿作《让世界充满爱》，流行一时），专辑《之乎者也》。当然，由于当时音像制品引进尚不发达，多数人都是通过翻录磁带熟悉它们的。

罗大佑歌曲的出现，使内地听众头一次接触到带有浓烈现代人文精神的“城市民谣”类歌曲。在崔健的中式摇滚诞生以前，罗那副嘶哑的嗓音，也对接受惯了中西式美声单一熏陶的内地听众构成了一种考验。说罗大佑的歌让许多中国大陆听众真正领略了“什么是站在生活粗粝土壤上的形而上”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当然这只是罗大佑歌曲特色的一部分，它们的另一部分特色，则是让内地人的耳膜听到了在音乐中已隔膜了几十年的文人意趣。胡适、徐志摩、余光中、郑愁予那些在现代艺术层面来讲颇显浅俗的诗歌，因为有了罗的配曲，也终于在歌词领域找到了与自身价值相匹配的位置。

整个1980年代应该也是罗大佑歌曲最具冲击力和锐气的十年。《鹿港小镇》《现象七十二变》《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超级市民》（可能还要包括那首在内地文艺青年中颇受喜爱、大家却不知道初始创作动因是出于政治抒情的《亚细亚的孤儿》）。通过这些歌，罗大佑不但自己拥有了，也赋予了华语歌曲一种前所未有的、非口号式的人文关怀；而通过《光阴的故事》《乡愁四韵》《大地的孩子》《恋曲1980》《是否》《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小妹》《家1》《闪亮的日子》，罗大佑为人们贡献出了一种集现代与古典审美于一身的新式抒情歌曲。华语歌曲的创作，因为有了罗大佑以及和他同时期的侯德健，艺术性的门槛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直到进入了21世纪，除了罗本人完成于1990年代后期的《恋曲2000》，都再无新歌超越这一审美高度。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如果不是使用汉语，而是在用一百年来通行全球的英语写歌，对罗大佑歌曲的评价和对鲍勃·迪伦、约翰·列侬这样的传奇人物的作品评价，将至少是并驾齐驱的。当然，历史和创作都不允许假设。今天我们只需要强调一点也就够了：在遥远的1980年代，是罗大佑（而不是侯德健）为华语流行歌的创作，开凿出了一条可以成功穿越时间、幸免于遗忘的美学道路。

过于强烈的文人气质也给罗大佑的歌曲带来了某种负面印迹。比如对重大题材或焦点题材的青睐，使他的个别歌曲多少流露出对某些“时尚主题”的偏爱，这一点无论是从他早年的《大兵歌》，还是到他的《亚细亚的孤儿》，再到他进入1990年代的《东方之珠》，都有所反应。不过，当人们把这类缺陷放置在1980年代华语歌乃至中华音乐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和罗大佑为国人在音乐上带来的那些开创性、建设性的东西相比，一切并没有多么的严重。它们真正对歌手的严重性，要到下一个十年才会有所显现。而在整个的1980年代，毫无疑问罗大佑是那个年代第一位重要的华语音乐家。这一点无论是崔健还是侯德健，都是无法撼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