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猛”来华

80年代，除了唱摇滚的人，听过“甲壳虫”的人并不多。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甲壳虫”属于十年前的林立果，也属于十年后的卡拉OK，但，就是不属于他们。属于他们的，是同样来自英国但更年轻的“威猛”乐队（Wham）！这一点，和我同住过一个宿舍的那帮大学师兄们（其中就有广州诗人宋晓贤），想必会有比我更强烈的感受。

我不知道“威猛”对后来中国本土摇滚乐的滋生是否起到过技术层面的启发，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所接待的第一支西方著名摇滚乐队，正值巅峰状态的“威猛”来华，这本身在当时就是一件全球轰动的娱乐事件。对国内的人来说，虽说该次的“威猛”来华属于非商业性演出，带有很强的文化交流与宣传色彩，但票价仍然被定到了五块钱一张，黑市价据说更高达二十五元，比后来我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都要高出五块！这个数字，当时应该接近一份普通人工资的三分之一。

就歌曲质地而言，“威猛”偏重青春和欢乐的乐风，比照它的“甲壳虫”前辈，路子还是略显狭窄了些。在西方流行文化的潮流中，也不像前者那么具有划时代的可解读性。但它的从天而降，给尚未接触过摇滚乐的内地观众带来的冲击仍是巨大的。歌竟然能这样来唱？！

这应该是专业人士和普通观众（也包括更广泛的盒带听众）共同的惊讶。甚至在关于“威猛”现场演出众口不一的回忆上，仍能传递出人们的这种惊讶——

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其一是说一向在舞台上善于造势的“威猛”，在中国观众的面前初次领略了那种东方式文质彬彬的缄默，气氛略显尴尬；其二则说了现场观众对“威猛”表演由震撼到被感染的转变。作为没有经历过那场演出但却经历了80年代的局外人，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真实，也都可能在各自的基础上有点小夸张，观众准确的反应似乎应介于两种说法的混合。巧的是，有一天我在报上一篇关于足球的采访中读到了对该次演出这样的描述：

“当时去看‘威猛乐队’演出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他们穿着质朴，行为中规中矩，回馈给世界流行歌坛的最威猛乐队的，也不过是从几个小学生那里传来的鼓掌声。演出将至终场时，一位年轻女性终于抵不住流行的感染和自我冲动，大胆地站了起来，随着‘威猛乐队’成员摇摆，于是，席间和过道上都出现了舞动的自由身影。”“那个时候，人家就愿意和观众互动，可是他们和观众硬是被咱们的警察给隔离得老远，直到现在，我们搞得很多活动仍然还有这个毛病。”这一场景的回忆者，是80年代前期中国足球的第一边锋李华筠。

乔治·迈克尔

由惊讶、震撼到身心欢娱、全情投入，年轻人对“威猛”的反应曲线，其实也可以用来描绘启蒙年代人们对绝大多数文艺、文化舶来品的普遍反应，那毕竟是一个人们内心纯净如一张白纸的年代。不过说也奇怪，那些有幸在这白纸上落下自己印迹的舶来物中，竟有那么多在后来岁月中依然熠熠发光的东西，比如“威猛”和约翰·丹佛的歌；希区柯克和大卫·里恩的电影；米沃什和赛弗尔特的诗；博里斯·维昂和卡尔维诺的小说；布克哈特和迪克斯坦的文化史……这也许就是在当代人所有对岁月的回忆中，有关“启蒙年代”的这一块如此强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