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歌运动

纵观80年代，内地的诗歌创作共有三大收获：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和海子的抒情短诗。

第三代诗歌最初是以“朦胧诗美学颠覆者”的面目登上诗歌舞台的。这也是中国诗歌有史以来头一次表现出它的轼父情结。“第三代”的成员大多生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写作。无论从代际精神成长的背景，还是从审美的共性，他们都更像80年代的嫡系子侄，带着这个年代青年特有的体味与癖好。

与朦胧诗不同，“第三代”这个叫法是这一代诗人的自命名。据说取自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前所说的话——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而按照这个“诅咒”，这一代诗人正好处于“第三代”这个年龄段。

有关“第三代”诗人的正式亮相，有以下几个契机应被视为标志性的：

1.1982年，廖希、胡冬、万夏等人提出“第三代人”的说法，其后出现了北望主编、赵野为主力作者的民刊《第三代人》。

2.1985年1月，老木主编的《新诗潮诗集》下卷里，共收入王小龙、韩东、小君、吕德安、王寅、蓝色、张真、陆忆敏、陈冬冬、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海子、于坚、张枣、西川、石光华、宋渠、宋玮、黑大春等多位“第三代”和“后朦胧”诗人作品。这大约也是“第三代”诗人第一次群体性地在全国性诗歌选本里亮相。

3.1985年夏秋，万夏、杨黎、石光华等人编选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问世，里面专门开辟了“第三代”诗人的作品辑。这是当代诗歌选本中，“第三代”诗人第一次“旗帜鲜明”亮相。

4.1986年夏，尚仲敏在兰州某全国性研讨会上的发言里，向理论界首次提出并介绍了“第三代”诗歌。

在这四次不同形式、不同层面的“初始亮相”里，虽然《新诗潮诗集》给了全国许多“第三代”诗人们第一次亮相的机会，但由于不少作品尚显稚嫩，且被涵盖在“新诗潮”这个实际上以朦胧诗诗歌美学为主流的笼统的命名之下，对“第三代”诗歌的呈现，反倒不如《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来得更为引人注目。

第三代最为瞩目的群体亮相是1986年徐敬亚策划的、由《深圳青年报》《诗歌报》同时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其内容以及大展在创作界引起回应，1988年被汇编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下文简称《大观》），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成三编，第一编［1986］收入朦胧派、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莽汉主义、圆明园诗群、星期五诗群、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极端主义、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撒娇派、大学生诗派、现身在海外的青年诗人等单元；第二编［1986］收入了一些第三代诗歌在各地的“同路人”和“同龄人”；第三编［1986—1988］从西北、华北等全国大行政区域的角度，来展示全国前卫诗人的分布与成果。

《大观》一书的反响是巨大的。它系统呈现了中国先锋诗的最新成果、面貌与格局，把人们从先锋诗歌“朦胧诗一家独大”的假相中解脱出来，带进更为宽阔的视野，也激励了那些不在册的更新一代作者。至于多年以后，有的“第三代”诗人在访谈中对“大展”和这本书颇有微词，我觉得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觉得对诸如“他们”、“非非”、“海上”、“莽汉”等“第三代”主流诗歌团体给予展示的空间太小；第二是质疑大展和《大观》的纯度，对把“朦胧派”和那些倾向“朦胧派”美学的第三代的同龄人，收入到这次以“第三代”诗歌美学为主流的大展中持有异议。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或许这种被完美主义者质疑的“鱼龙混杂”，倒有以下的意义：

一、它敏锐地揭示了以颠覆朦胧诗为诉求的“第三代诗”，其实就是继前者之后的第二波内地现代主义诗歌主潮，在颠覆的外表下，“第三代”实质上对刚刚经朦胧诗之手确立的内地现代主义诗歌美学，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巩固、拓展以及不无“纯诗”指向的修正。

二、它尽可能地展示了当时先锋诗歌的原生态。把“随便掉下一块砖就能砸到一个诗人”（这句话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被砸的主角被置换为歌手、公司老总和导演）的“全民写诗”的盛况（或者说“不正常”），留给后来者作为存照。

三、作为在毛泽东时代度过自己童年和少年时光的青年，这一代诗人不约而同地显示出了某种对“运动”和狂欢式集体行为的喜好，这是历史给予一代人的基因，也是他们区别于朦胧诗（清教徒时代的禁忌法则迫使绝大多数朦胧诗人，以孤独者的面目开启他们的写作）的重要标志之一。《大观》则将他们的这种“运动属性”呈现无疑。

当然，《大观》一书或多或少对当时先锋诗歌的繁荣有所夸大。虽说随便掉下一块砖就能砸到诗人，但并非所有被砸到的诗人都真像书里所呈现的那样从文本到理念一应俱全，都有自己相对成熟的创作观。两者兼具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

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最成型也最正规的诗歌社团首推“他们”。这个团体有刊物（《他们》），有鲜明且成立的诗歌理念（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有强力的作者群（于坚、韩东、吕德安、丁当、于小韦），也有可靠的文本（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于坚的《尚义街六号》《远方的朋友》等）。其次是“非非”，这个团体同样是刊物（《非非》）、理论（周伦佑、蓝马）与文本（杨黎）兼具，但与“他们”不同的是，非非的理论似与它的首席天才杨黎的成功文本间有一定的分歧。“莽汉”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成员在文本方面的才华（李亚伟、万夏、胡冬、马松等）。与其情形近似的是“海上诗群”（王寅、陆忆敏、孟浪、默默、陈东东、刘漫流、郁郁等）。这四个诗歌团体应该是“第三代”诗歌中知名度和文本成就最高的。其余社团不是理论与文本无法同时成立，就是文本的成熟度尚不具备，要么就是反响太小。

把“第三代”诗歌按社团和诗歌上的“主义”来划分，是自1986年“大展”举办后通行的研究视角。对此我倒有一个纯个人的重新分野,即80年代中期开始浮出人们视野的第三代诗歌，实质上是一场由个别诗歌繁荣省份（或城市）组合、支撑而成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其“运动”的核心部分（也是文本成果最为显性的部分）无非集中在这几个地区：四川、江浙（含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北京，外加一个跨省份的类社团松散组织——“大学生诗派”，其余地区的先锋诗歌则都不过是以上这几个核心影响的回应。

不同的核心区域，其诗人的群体气质不同：四川诗人，行动和主张上更富颠覆性，诗歌的生命感最为饱满；江浙诗人，学养较为丰富，诗里的文化蕴含和城市气息较为浓烈；北京诗人，对朦胧诗的类现代主义诗歌美学有所逆推，退回到了一种现代主义和旧俄意味浪漫主义的混合体上去了（无论是“圆明园诗社”还是初出茅庐的“西川体”都有此嫌疑）；“大学生诗派”虽然松散，且延续时间很短，但其荷尔蒙气息十足的青春突围式写作，却影响了其后一茬又一茬的全国校园诗歌作者，并激励着其中的自觉者走上一线。这当然是就这几个先锋诗发达区域（我们这里姑且也把校园视为一个无形的“区域”）的整体状况而言，落后的地区也有它们杰出的例外。

把我的“地域气质说”提出来，不是要否定以往靠流派和诗歌理念辨析诗人与诗歌流变的传统做法，而是提醒大家，在分析以高扬“生命体验”和“回归诗歌的语言本位”的第三代诗歌的生长时，不要完全信赖理性，有些靠近非理性的、更带人性色彩的因素也应该兼顾。这一条，不仅适用于探讨第三代诗歌，也同样适于研究那些对第三代诗歌的诘责与非难。在当年那些匆忙否定王小龙、于坚、韩东、柯平等人诗风,贬斥其为“生活流”的评论里，难道浸透的不正是学界、评论界对现代主义、对现代诗在中国发展的无知吗？以学理的面具掩饰学术神经的迟钝，甚至利用自己可怜的话语权，去贩卖自己的情绪，打压与自己不同的美学趣味，这曾是朦胧诗所遇到的，也同样是第三代所遇到的。这才是一代又一代的诗歌天才和“伟大”的1980年代（以后还将换成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之间隐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