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是新时期少数几个来自于作家的理论命名之一。其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韩少功发表在1985年第4期《作家》杂志上的《文学的“根”》。这篇文章感慨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断裂，提出在西学、新学被广泛横移的背景下，作家们应该意识到“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有关“寻根文学”的准确界定，以及它包括了哪些作家、作品，二十多年来，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以及形形色色的研究文章，说法上都有一定的出入。其实，与其说“寻根文学”是一个小说流派，还不如说是一个在一线小说家间兴起的自我启蒙的思潮。早在80年代前期，一些有过知青经历的中青年作家、批评家，有感于过去几十年共和国小说写作与文化，尤其是本土文化间所出现的巨大疏离，已经或多或少地在作品、文论或研讨会发言中，对“寻根”话题有所触及。而韩少功以及随后的郑万隆、李杭育、阿城、郑义等文章的发表，则被普遍看成是“寻根”话题日渐扩张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标志。

在这一潮流中，当时被人视为最重要寻根作家及其作品的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义的《远村》《老井》等。更广义的划分，则把参与“寻根”话题讨论的阿城（《棋王》），早在80年代之初便写出被寻根者们视为范本的《受戒》《大淖记事》的汪增祺，擅写津、京、苏州市井人物的冯骥才、邓友梅、陆文夫等人也算在内。

单纯从民族文化接续角度看待寻根理念的提出，今天看来未免流于表面化。驱使作家们回头寻求民族文化之根的原动力，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母语文明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由于受到了外来文学经典的刺激，生出了追赶的急切。在不同的参与“寻根”热潮的作家口中，类似美国的福克纳、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希腊的埃利蒂斯、秘鲁的略萨、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以及苏联的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都会不约而同成为大家共同提到的范本。当然，作家们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并不都是欣然接受的。韩少功就在文章中，把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和电影《克莱默夫妇》，定位为“品位不怎么高”。这些面对世界文学和艺术最高水准的焦虑、抵触，固然反映出功利、急躁的一面，但对于刚刚开始意识到文本的去政治化、轻社会化建设必要的中国文学而言，却也起到了催进号角的作用。

人们对小说乃至整个文学的理解，终于从过去几十年里过分的政治化、社会化、工具化，回到把它们视作一门“普通艺术”的正常状态。小说家们渐渐开始对自己的创作，有了一点文体与文化上的自觉性，这是“寻根文学”在启蒙年代给内地文学留下的最积极的礼物。至于有些小说中所刻意描绘的偏僻乡野里的仙风道骨、奇风异趣，则似乎在向人展示着不同作家“寻根”理想下所挟带的某些蒙昧因子……而这些弱点，正来自他们反抗的那些过去时代的惯性。

人的精神是复杂的，时代也一样。两者结合起来，自有其漏洞和瞬间的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