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与编辑家

除了林琴南、严复和傅雷外，在一百余年的中国近、现、当代文化史中，翻译家所获得的声誉都是有限的。默默无闻的杰出翻译家如朱生豪先生、耿济之先生、李青崖先生、汝龙先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否认这些人在所有正常的年代为中华文化的更新、演进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尤其是在我们本土暂时还没有贡献出划时代的、能够辉映全人类的哲学家、思想家、文豪的岁月里，翻译家们的眼界和选择中，已附着了太多中华民族对文明的饥渴。所幸，我们的翻译家在充满着重重误读和禁区的启蒙年代，干得不错。

比如1985年问世的著名的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它的问世使不少人在长久浸润过“康德—黑格尔”这一序列德式思辨的哲学著作之外，又得以认识另一种法式理性思维。它是译者——人民大学的庞景仁先生，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翻译，且译稿又在“文革”中遗失的漫长而痛苦的前提下，花了近五年时间重新译就的；又比如再版自60年代译本的《逻辑哲学论》，这部署名“郭英”、根据原著英、俄两种译本完成的译作，虽然后来被人指出延续了国外译本的诸多错误，却对内地文化界认识维特根斯坦这位划时代的哲人，起了无可估量的推广作用，它的译者其实是商务印书馆的刘国英；再比如新一代学人中译海德格尔的陈嘉映、王庆节；译加缪著作的郭宏安和杜小真；译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的李幼蒸；译《薄伽梵歌》的张宝胜；译舍斯托夫的董友、徐荣庆、刘继岳；翻译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作品的方珊……他们的译作，无论事过境迁，被后来的人挑出多少毛病，作为头一个吃鳄鱼（比照那些名著的历史地位，说螃蟹好像太小了）的人，其承受的艰辛与所立下的功绩，都是无法抹杀的。他们堪称是欧美近现代优秀文化经典的杰出配音演员。

文艺翻译家在那个年代扮演的角色是令人瞩目的。没有叶廷芳、孙坤荣、张荣昌，谁会在那个年代迅速靠近卡夫卡；没有郑克鲁，我们就看不到《希区柯克论电影》；没有高长荣，我们背会《百年孤独》开头那段文字的时间就还要再向后推几年；没有傅惟慈，毛姆、格林、冯尼古特哪能那么流畅；没有力冈、粟周熊，谁又知道艾特玛托夫；没有李文俊、陶洁，谁能读懂福克纳？没有鹿金、董衡巽等人，海明威不会在汉语里那么精确；没有王阳、韩石，我不会认识科帕德；没有黄雨石，你也不会初尝乔伊斯……

与众多翻译家的工作并行的是那些译丛的组织者、出版者，比照单纯的译者，他们必须要更具史的、宏观的视野。比如刘硕良先生，没有他主持漓江出版社并推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80年代创作家和学界对20世纪外国文学的认识，将坍塌掉很大的一块！

比如施咸荣先生，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以及《战争风云》等众多雅俗作品的翻译，他主持的国外惊险小说译丛，也给人们在视野之外，带来了无穷的愉悦。与他相似的，还有冯亦代先生。

所有关注20世纪法国文学的人绝不可能忘记柳鸣九，正如喜欢意大利文学的人不会忘记吕同六。同样的情况，在其他人文类图书中也存在。甘阳是卡西尔《人论》一书的翻译者，同时他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主编。这套丛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三联“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品牌的主要位置（考虑到甘阳日后在思想领域的建树，我还会在这套“当代文化史记”的第三部中重点评介）……

嘈杂的启蒙年代，这个民族已没有目光如炬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来为大家指点江山、答疑解惑，但它却生长着一对巨大的、由无数瞳孔组合而成的复眼。每个认真在精神中求索的人，都为这对庞大无比的复眼，提供着自己的视角。那些翻译家和编辑家们，也正是构成这复眼的无数瞳孔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人们真的很健康，也很阳光，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