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谈启蒙年代的人文界，刘小枫是无法绕过的人物。何以绕不过？因为他是整个启蒙年代里文笔最好、最有书面言说激情的学者，也因为他的两本专著——《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和《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以及一些泛学术类随笔（如《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诗化哲学》是刘小枫根据其硕士论文《从诗的本体论到本体论的诗》衍生而成的。书中交织了两条线索：德国哲学中与诗有关的观点和阐释，如康德、费希特、谢林、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论述；德国自浪漫派以来历代诗人带有哲学本体论色彩的哲思，如席勒、荷尔德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里尔克、特拉克尔、黑塞等。全书在“诗化哲学”这个大题目下，展示了德国诗歌与德国哲学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激发的微妙联系。从本质上讲，《诗化哲学》是一本以生命哲学理念为言说背景的美学著作。除了呈现历代哲人与诗人思想之间的互动、共鸣外，并无太多原创性观点。我当时在北师大听王一川讲的美学课，绝大部分内容也涉及这一领域（王一川称之为“体验美学”，并完成了他的《意义的瞬间生成》，该书稍后于《诗化哲学》出版，同属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

多年以后，刘小枫自评《诗化哲学》“没有能摆脱积极融贯中西方思想的窠臼，要用庄禅思想印证德国浪漫派哲学”。但当年笔者读它时，印象最深的却是此书与德国“浪漫派—现代派”诗歌强烈的亲缘关系。它巨大的信息量，以及问世时正值“文学热”和“诗歌热”在全国的风行，都使它出乎意料地成了一本文化界的小畅销书。在1980年代中期度过大学生涯的诗人、作家，不少都是通过这本书走近德国诗歌和与生命哲学的领地的。可以说，它对读者在这两个领域的开蒙作用，在当时是无人出其右的。

《拯救与逍遥》从性质上讲，是一部比较文化作品。在立意上，则似乎站到了《诗化哲学》“融贯中西”的反面。它从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历史中，提炼出了“逍遥”这个词汇作为象征；把西方文学历史中那些源出自雅典文明或基督文明的忧患精神，命名为“拯救”。两下对比，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明消极逃避现实的一面，以及缺少超验一脉的观照精神，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应该说这同时也悄悄肇示了刘小枫本人日益靠近欧洲宗教哲学的精神走向。《拯救与逍遥》本质上并不是一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因为书中的相当篇幅，还批判到了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所以时隔十三年后，刘小枫还会在该书的修订本前言里重申，该书的目的实是“走向绝对的精神，而非西方或中国的精神”）。

但是，相对于作者的本意，这声明已经没有用了。世人读书，大多只会与自己最切身的那一部分内容产生感应，更何况1980年代正是萨特式存在主义在中国走俏的年代，又真有多少人会从初尝显学的悸动，迅即转入需要大量西学积淀做梯子的怀疑呢？更何况是从欧洲有神论的角度！以我个人为例：我之怀疑萨特，起先只是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众口一词之物”的疏离感；后来则因为关注加缪，进一步了解到萨特集团与加缪的论争，渐渐从萨特理论在社会现实面前的可笑，转而进入到对欧洲乃至东西方整个世界知识分子价值系统以及判断力的怀疑（这怀疑的对象，甚至也包括了日后转入宗教神学领域探险的刘小枫本人）。

扯远了，再来谈《拯救与逍遥》。不管刘小枫的本意如何，也不管世人出于何种前提的误读，《拯救与逍遥》自问世之日起，确实因其内容中那部分对传统文化毫不留情的批判，成为文化界非常瞩目的一部著作，也成为日后人们记忆中学术界在启蒙年代的最后一抹辉煌。无论人们是否如作者所愿，走向绝对的精神，他们至少在书中读出了作者的忧患，并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进入到对本民族文明缺陷的审视。这方面，《拯救与逍遥》绝对功不可没，并迄今都散发出经典的光泽。

刘在上述两本著述上的成功，原因有三：一是均为填补学界思想界空白之作；二是渊博的学识与言说背后蕴含的激情（借刘本人的一句话：“心中挂念的仍是相当含糊的‘中国问题’。”）；三是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三点，同样在他堪称“美文”的学术随笔中有所显现。

在我看来，刘小枫是启蒙年代思想界的第一美文作者。而且这个“美文”的概念，不是迈向传统汉语，而是建立在不断生成和增容中的当代汉语的平台上，这与作家中张承志的美文有几分近似。《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作为《读书》杂志广受好评的专栏文章，曾受到读书界的一直推崇。文章以作者对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不同年代几个版本的阅读经历为引子，牵出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印……这无疑是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则是有幸于这偶然。它是我们已然接近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宗教品质，禀有这种品质，才会拒斥那种自恃与天同一的狂妄……禀有这种品质，才会透过历史的随意性，从存在论来看待自己的受折磨的遭遇”这一主题。在《“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里，刘小枫写道：“‘四五’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批判大都指向过去，如今似应多少转向自己、转向时代的当前。”这对当时刚刚进入中年的启蒙精英来说，甚具警示意味。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里，刘小枫甚至彻底抢过了文学评论家们的饭碗，高屋建瓴，偶尔也不无天真地触及到了诸多对当代文学来说是致命的话题——“西方文学的穿透力，绝非因为西方人比中国人的受苦更为深重，而是因为，西方文学所依赖的精神背景具有不同的审视痛苦的景观，和由之形成的言说个体实存的形式。汉文化传统有消化痛苦的意志，现代汉文学追慕西方文学，看来是想要透入到痛苦的骨髓中去，而非消化痛苦。当代文学的苦恼不过在于，它至今还没有获得透视历史和个体苦难的话语形式”；“在文学中，‘寻根’热更多体现在与老庄精神的认同，有了现代的‘竹林七贤’。这当然又是旧戏重演，中国文学史上不知上演过多少回这种‘回到老庄’去的归路，结果如何呢”；“从新一代的汉语文学中，还见不到能为理解和言说这个实存的在世注入新的精神血液的力量。要指望这一点能得以实现，首先要求文学叙述重新命名——为无名的个体肉身命名”；“这一代人（仍指他所从属的‘四五’一代）的文学也许会带我们走出中国，进入世界。而所谓进入世界，不过是换一种景观，从存在的根性、从个体的处身性而非仅只是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性来审视个人的困境，更确切地讲，从个人与末世论的关系进入个人的生存处境，那样的话，也许汉语文学就能更深入地透视中国人的特殊的存在，进而为世界文学提供出汉语文学的经验”。

前述引文，可以让我们领略刘小枫式沉思的迷人之处、他学理美文的笔力和魅力，同时也能透视他当时思想的两个“情结”：一是对“雅典”（理性主义的象征）和“耶路撒冷”（宗教神学的象征）精神的追求；二是对自己所处的“四五”一代的厚望与偏爱。前者和在《拯救与逍遥》里所显示的一样，已然预示了他进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轨道；后者则显示出常人对自己所从属人群的偏爱和些微天真的浪漫主义式的乐观——这其实也间接指出了他日后精神的归宿：浪漫主义与宗教之间历来是有桥梁相连的，那就是——激情和蒙昧的相互纠缠。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本书的续集——“当代文化史记”的1990年代卷中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