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徐敬亚

徐敬亚

这是两位重要的文学启蒙的呼应者。在启蒙年代，这样的呼应者有很多，他们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且对所在领域启蒙运动作出了自身贡献的两位。

他们的名字是伴随着朦胧诗声誉的走高而逐渐进入读者视野的。作为著名的“三个崛起”的作者（另一个是孙绍振），在朦胧诗迭遭非议，甚至已经受到文学界批判、围攻的年代，他们以有质量的理论文章对这一新兴的诗歌类型施以援手。而伴随着朦胧诗成为显学，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诗歌批评界业内高度的某种符号。难得的是，他们在自己身处的符号化进程中，面对更新的第三代诗歌，仍勉力保有了相当程度的宽容和催生的热情。这在理论建树一向滞后于创作实践的当代诗歌评论界（至今仍无改变），是颇为异样和令人惊奇的。

谢冕1932年生于福州，1960年自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他的具有文学史价值的文章，是1980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这篇文字呼吁人们对尚处于半地下状态的、被斥为“古怪诗”的朦胧诗，给予宽容和呵护，并将朦胧诗给诗坛带来的探索精神与“五四”时期的诗人相提并论。这篇呼吁对创作宽容的文字，二三十年后的人读来也许觉得平常，但在一个文化界普遍还没有彻底从斗争逻辑、大批判思维里挣脱出来的年代，却随时可能会给作者带来入狱和失业的风险。用谢冕自己后来在《新诗潮的检阅——〈新诗潮诗集〉序》的话描述：甚至延续到1983年秋至1984春“那场不是政治运动的政治运动中，艺术上的分歧被试图解释为政治性的”。

与谢冕受到相同压力的是他的同乡、同学，任教于福建师大的孙绍振。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于1981年的《诗刊》上（同期还编发了对此文的批判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本质性地指出了朦胧诗与传统新诗“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那种人‘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文章发表不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转载了那篇批判文章，孙绍振本人则在课堂上受到了学生们全体起立鼓掌的声援。

如果说谢冕的文章是理论界对朦胧诗的第一次声援，孙绍振的文章是评论家头一次试图从社会学和形而上层面对朦胧诗进行阐释，那么吉林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徐敬亚写于1981年、发表于1983年的文章《崛起的诗群》则对朦胧诗从文学史、美学以及诗歌写作的技术本身，做了全景式的论述。这是新诗自1949年之后最具诗歌本体意义的一篇理论，同样也堪称当时诗歌界自五四以来最具质量的一篇论文。文章发表后，被人们与前两人的文章合称“三个崛起”，并和朦胧诗一道受到舆论界的炮轰，直到1984年胡耀邦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倡导“创作自由”才得以平反。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三个崛起”之所以具有意义，除了其作为朦胧诗理论声援者和捍卫者外，还因为它们的出现次序，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当时中国文艺理论界摆脱桎梏进程的缩影：从呼吁宽容，到对艺术与社会和美学关系的正视，再到对艺术本体、艺术史创新规律的探究，这在一个长久浸润着阶级斗争思维的国度，堪称是一条漫长的专业化和“去政治化”历险。类似的历险，美术界里有，电影界里有，音乐界里也有，只是因为那个年代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前提，文学和诗歌这一维的意义被无可避免地放大了。历史不公正，但它本质上还算公正。

“三个崛起”的作者，尤其是更为活跃的谢冕和徐敬亚，对评论界和学界的贡献当然远不止这三篇文章。比如后来谢冕就主持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庞杂梳理工程，徐敬亚也完成了写作《圭臬之死》、策划1986年“中国现代诗大展”、主编“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这一系列催生含有本土现代主义质素先锋诗的工作，但从他们诗歌意识的出发点来看，其意义始于启蒙，也终于启蒙。因为他们对于现当代诗歌的所有理解，其第一价值观来源还是五四新诗传统，他们对当代诗歌的所有理解与挑剔，自然还是放置在“新诗”这个百年平台上来展开。考虑到从现代文学史时段开始，中国诗歌仅有的一点对现代主义美学的引入，一直带了很强的“意识上的本土化”（用当下人的话说就是“中国特色”）倾向，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建设一直没有经历一个全面性的扫盲阶段，即便是敢冒险发批评界业内之先声的“崛起”作者们，也只能按照文学史和学院的通行做法，把汉语现代诗视为新诗的一个支流，而非新诗在当代艺术中的唯一取代者。这就使他们后来在对更年轻的汉语诗的读解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位，并对一些新生诗歌在触感与判断上，无可避免出现了疏离和失语。

这一切，与这两位启蒙呼应者对艺术的热爱与真诚无关，而是源于他们背上驮负的那个被后人视作辉煌的启蒙岁月本身的缺钙以及国人集体思维模式中对所有陌生事务的生吞活剥、消化不良与健忘。从这个问题上讲，谢冕和徐敬亚们，所起的又是岁月不由分说强加给他们的“代表”的作用。

谢冕（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