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法学家、教育家江平

写江平前有些犹豫。一是他所从事的法学，人们都太陌生了，有些内容放在精短的篇幅里，很难一句两句话就解释清楚。二是他从80年代初一直到今天，在内地法学的教育、国家法律的制定、国际法学资料的移译等方面，做了大量填补空白（而且是重要空白）的工作，对中国社会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还记得大二的时候，班里有同学因为和中国政法大学的人是中学同学，就联络出了一个“友好班”，两个班偶尔一起搞个联谊之类的。结果对方那个班有好几个天津籍学生，大家玩得不错。时隔多年后遇见其中的一个，聊起来还十分亲热，以至于我都没意识到，他们那个学校，就是海子生前的单位。法学家江平，就曾在那段时间当过他们的副校长和校长。

江平是个传奇。1930年生，祖籍宁波，十五岁在北京读中学时，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后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作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其间参加中国学生会工作，跟同在一个系当学生干部的戈尔巴乔夫打过交道。他还担任过中国司法访问团的俄文翻译工作。回国后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即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不久因言论出位被划为右派，不久又因为劳动事故，失去了一条腿。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江平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后来几经周折，调到延庆中学教书。六年后政法学院复校，江平也终于复职。他是当时冒着政治风险，最先在国内开设罗马法、西方民商法课程（其中，罗马法历来被世界各国视为“民法之祖”），进行民法思想和法治理念启蒙的大学教师。

80年代初，江为硕士生导师。1983年，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1988年，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他认为：学法律的人固然需要埋头于法律条文的诠释和学理的探究，但离开了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基本目标，法律就会苍白无力。对此理念，他在办学中也身体力行。有人总结过当时中国政法大学办学的三个特点：“一是在学校的各种工作中，任何情况下都以教学为优先。他挽留了很多优秀教师，也帮助和引进了很多优秀教师，并且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提供最重要的帮助；二是在处理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中，以学生为学校的主人。他在一定范围开创了学生自由选择老师听课的先例；三是在教育方针上，确立民主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进的原则。”江由此被人称作“民主校长”。

江平多次以专家身份参与国家重要法规的制定，主持国外法学文献的编译。他是1986年民法通则四人专家小组成员之一。1986年他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领导起草了行政诉讼法。1988年，他与意大利国家有关机构达成合作协议，主持翻译罗马法原始文献，全部文献计二十多卷五百万字，均为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他还争取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组织翻译了一套三十余种的“外国法律文库”丛书，总计一千多万字。1990年2月，江平被司法部免去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

离开校长职位后的江平，从1990年至今，在担任博导之余，依旧在国家法规制订的进程中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他先后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多种职务，他参与起草了《合同法》《信托法》《国家赔偿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这些跟中国经济生活、公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法规制订，并担任着《物权法》和《民法典》专家起草组的负责人。2003年，广州发生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引起全社会对收容制度的广泛关注，引发众多知识界人士的研讨、呼吁并上书全国人大。江平在孙志刚事件及收容遣送制度的专门研讨会上表态，赞赏和支持上书学者合法运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手段和武器，捍卫国家法律尊严的行为。随后更进一步提出“宪法司法化”和国家在未来设立“宪法法院”的设想。

据说作为球迷和古典音乐迷的江平，在法学界学术性的聚会上，常常会受到同行全体起立的尊重。有人称他是中国民法的“教父”，江平自己则说：“我只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我以学校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学家。我只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化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这番话又让人想起1990他离开校长职位时的另一段低调却有力的独白：

“自担任校长职务以来，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职务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不好干，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那些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

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尽其所能，把自身对社会建设良性的一面做到最大，而不是颓唐、扭曲，甚或倒向另一个极致——这是许多人至今都忽视的，启蒙精神中最可贵也最难坚持的一点。江平身上的光彩，正由此而来。